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人张三甲，来到戊戌政变后的京城。
张三甲此行的目的，是参加武举会试。此前一年，他参加乡试，不负众望，以精湛的武功，考取了武举人。
现在是进一步获取功名的时候，张三甲被认为是当年武状元的热门人选。他出身武术世家，自小习武。据说十四五岁时，曾将邻家门前两个数百斤重的石狮子举过头顶，玩耍一阵后放回原地，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拜在武林名师杨国昌门下，“弓、剑、刀、石，色色冠群”，是杨门中的希望所在。参加会试的武举人，大多出身豪门富户。张三甲家境不咋滴，朝中又无人，心灰意冷了一大半，原想着耍耍武功露露脸，就打道回府了。武进士已经到手，还可以更进一步。殿试中，张三甲手提一柄一百八十斤重的大刀，威风凛凛。他摆定架式，挥起大刀，前后左右寒光闪闪，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如蛟龙潜水，似鲲鹏展翅，令人目不暇接，望而生畏。张三甲处变不惊，用右脚猛力一搓，脚尖一挑，大刀顺势飞起，正落手中，接着连耍数招，全程有如行云流水。凭借这次出色的“救场”，张三甲一举夺得武状元，钦命御前头等侍卫。春风得意马蹄疾，张三甲匆忙回乡省亲。直隶省城、开州等地方官员名流，络绎不绝登门拜访，赠匾道喜。张三甲天天忙于应酬，迎来送往，回乡十几天便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经多方诊治无效而死，年仅22岁。一切加诸于身的功名荣耀，戛然而止。张三甲衣锦还乡的时候，废除武举的呼声，已经响彻晚清。一个自身命运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最终，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永久废除武举考试制度。张三甲之死，成为中国1200年武举制度的一个隐喻：当一项制度制造出来的顶级精英，命运竟然孱弱如此，这项制度本身的命运，也就到头了。中国的武举制度，创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此后，尽管历朝历代不时有废除或停止武举的决策（比如元代不搞武举，明代前期也不搞武举），但就历史大势而言，武人终于像文人考科举一样，有了一条常设的晋升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到清末永久废除武举，这项考试制度前后存在了1200年。然而，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名可查的武状元，不过280人左右。算下来，平均每四年多，才有一个武状元的名字流传下来。武状元如此凤毛麟角，一个原因是确实难考，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文人对武人的鄙视造成的。我们都知道，武状元、武进士的名字、生平等要流传下来，靠一只手打遍天下是没用的，终归还是得靠文人的一支笔。尤其是历代修史者的那支笔。很不幸，那支掌握话语权的笔，不仅文人相轻，而且文武相轻。北宋修史的欧阳修，就直接撂下一句话，武举毫无价值，史书无需浪费纸墨。按照唐朝的武举制度，一年一考，少说也诞生了一两百号的武状元。但我们现在知道的，唐代武状元（含武进士）只有41人。这41人中，有19人籍贯不详。剩下22人，山西一省就拿下11人，占了一半。可见，在唐代，山西人的武功是最硬的，打遍天下无敌手。其次是陕西，国都所在，出了4个武状元。第三是河北，占了2个。天下武功，半出河东（唐代河东，主要指山西一带）。山西人凭什么撑起了武举制度的半壁江山？凭什么，就凭山西是大唐的发家之地。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虽然依仗关陇集团的支持，但其发兵的武力支撑，来自山西。晋阳（今太原）起兵，相当于李唐王朝的武昌起义，意义可想而知。此外，唐代的山西，经济地位类似今天的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无疑也是催生武状元的适宜土壤。连饭都吃不饱，还有力气习武吗？山西人这么能打，恰好唐代的武举，是百分百纯武举，只考武不考文。这样的制度简直为山西人量身定制，想不赢都难。二是考体力，有翘关和负重。“关”是过去城门用的长门栓，所谓“翘关”，即要求武人单手握门栓的一端，用力把门栓平端起来。负重一科，则要求武人背着五石（约600斤）米，往前走，走的步数越多，成绩越好。三是考身材和言语，就是看你高不高大，威不威猛，以及基本的对答是否流利。到了宋代，武举的考试重点变了，山西“武状元省”的宝座就不保了。武举制度的设立，是为国家选拔靠谱的武将。对武将的要求，素质肯定要全面，武功、谋略、战术、大局观、忠诚度，都非常重要，有一身蛮力是远远不够的。宋代对整个武举制度进行了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考试科目重划重点。具体来说，宋代武举分为比试（资格考试）、解试、省试和殿试四级，考试科目既考武艺，又考程文。武艺科目包括弓步射、弓马射、弩踏、抡使刀枪等器械，仍以步射、马射为主，即主要看射箭成绩。科目的变更是根据当时的战争需求设立的。唐代的翘关、负重等科目，到宋代，被挽弓开弩取代，通过拉弓弩的幅度，测试武人的力量。唐代武举看材貌身高，这时，这一指标也成为募兵中的基本条件，无需单独面试。宋代比唐代增设了程文（一般称为“内场”）考试，包括策问和兵书墨义。也就是说，宋代的“术科”要考文化课，既要根据时务边防进行答对，类似于现在的申论，也要讲解兵书的主要意思，相当于现在的默写原文+阅读理解。而且，文化课的难度和占比，还挺大。当时的武学（类似公办武校），对那些文化课贼棒但武艺一般的学生，都会格外开恩，列为优等生，尤其照顾那些知阵法、懂谋略的考生，武艺不及格也不要紧。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仁宗“亲试武举十二人”，主要考骑射和策问，以策问为主，即“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这说明，宋代皇帝确实重文轻武，选武进士，文化课还是排第一位。这些改革，有利于促使武人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向大块头有大智慧的方向发展。随之而来，是“武状元省”的转移。唐代武功独步天下的山西，此时被浙江取而代之。两宋共产生武状元74人，除去籍贯不详者24人（大部分为北宋武状元），剩下50人中，浙江一省24人，几乎占了一半。福建这一时期有15名武状元，也相当厉害，仅次于浙江。可以看出，两宋武状元的地域分布，与文状元的分布基本一致。浙江省内，平阳县两宋时期出了14名武状元，由此被誉为“武状元之乡”。同时期，东阳县也将6顶武状元桂冠收入囊中。这不难理解，因为经过宋代的武举改革，武举名为考武，实为考文，哪些地方文风盛，文武状元就尽收囊中没商量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南宋的地盘被局限在南方，北方很多省份无缘参加南宋武举，这也使这一时期的武举成为南方各省专属舞台。前面说了，北宋继承和改革武举的初衷，是要通过海选求得将帅之才。但在实际操作中，与这一目标相去甚远。武举人、武进士的职务安排，不是安置在京城负责捉贼、当骑兵教练，就是被派往边疆一线，充当士卒，离将帅不止一点两点那么远。原因嘛，当然出在制度上。只要是考试，就会存在应试教育问题，宋代也不例外。所以当时的情况，朝廷归结为“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就是考试跟实战脱钩了，武进士到了实战，彻底懵圈，不堪大用。因此，唐代武举出身还有个郭子仪撑门面，宋代名将却基本不是武举出身，被人津津乐道的，竟然是一个9岁的武状元朱虎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与悲哀。相比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明代版图的扩张，让武状元的地域分布在全国范围内更具说服力。那么，大一统的明代，哪个地方最出武状元呢？朱元璋时代，他曾训斥说，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武学、武举遂被打入冷宫。直到明朝立国百年后，武举才恢复正常化。就考试内容和侧重点而言，明代几乎是宋代的翻版，即相当重视文化课成绩。以乡试（省考）为例，明代规定要考三场：第一场考骑马射箭，以三十五步为准；第二场考跑步射箭，以八十步为准；第三场笔试，或问古兵法，或问时务。这些考试内容，尤其是射箭一项，从唐到清，整个冷兵器时代都未被淘汰，说明它有很实际的一面。古代作战，弓射最具杀伤力，也最难防备。八十步以外，一箭射去，效果和现在用枪差不多。所以当时武举考射箭，道理跟现在的士兵练射击打靶是一样一样的。至于徒手搏击这一类我们熟悉的传统武术，在战场上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从未被列为考试重点。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武举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由于文化科目的比重仍然很大，明代出文状元的地方，也盛产武状元。这45名武状元中，江浙两省分掉一半。其中，江苏13人，浙江10人。接下来，安徽4人，排第三。全国前七名的省份里，除了陕西，都位于南方。这与文状元前五名的省份，都是南方省份的状况高度重叠。按南北方来分，明代武状元39人出自南方，占87%；仅有6人出自北方，只占13%。南方人武举厉害，除了前面讲到的文化课占优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明中期沿海倭患严重，促使当地居民重视武艺，且形成习武的氛围。在倭患最严重的嘉靖朝，12名籍贯可考的武状元中，就有9人来自江浙地区。可见，倭寇侵扰对武状元地理分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到了崇祯时代，面对内忧外患，崇祯帝锐意重武，力图改革武举重文轻武的旧习。崇祯四年（1631），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使用百斤大刀舞刀花的，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再命人重新主持复试。此后，直到明朝灭亡前一年，每隔三年，崇祯帝都是亲自主持殿试，钦点武状元，封官许愿赐战袍。在特殊年代，给予了武状元无上的荣耀。清代的武举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受重视，武状元授官也比前代优厚许多。一旦钦点武状元，立马从平头百姓，成为正三品将领，不是授予参将，就是紫禁城中的头等侍卫，跟坐直升机一个样。清朝皇帝个个精得很，武举一方面是精选将才，另一方面是“别有用心”。怎么个“别有用心”法？社会上的武艺精英，即使不干嘛，只是通过制度选拔，将这些人豢养起来，也总比留在世上谋反生事强。清代武举一改宋明两代重文轻武的趋向，在考试制度沿袭明代的基础上，将录用标准逐步恢复到注重武艺的本质上。让北方武人屡屡吃亏的文化科目，在清代渐渐往容易的方向改革。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进一步缩小命题范围，规定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要一百字左右。这已经把文化科目难度，降到了小学生的水平。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官二代苏灿，要不是仇家揭发，差点就高中武状元。这种情况，在宋明两代绝不可能出现，但在清代，极有可能。文化科目在武举中沦为陪衬的结果，是北方省份终于压过南方省份，在武状元数量上包揽前两名。清代共有109名武状元，直隶（今河北、北京、天津全部，以及河南一小部分）占了41名，山东占了14名。这两个典型的北方省份，一举拿下全国武状元的一半名额。明代武状元人数最多的江浙两省，此时并列第三名，分别有7名武状元。但绝对数被直隶、山东拉开一大截。全国武状元人数前七名的省份，除江浙两省外，都是北方省份。与明代的情况，形成了有意思的反差。河北人突然发飙，力压全国，与该省武风素盛分不开。但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河北拱卫京师，清代给的乡试名额总比其他省给得多，得到了政策性的照顾，就跟现在的北京考生，考清华、北大总比其他省容易一个样。自唐代以来，武功最高、武状元最多的省份，兜了一圈，终于又回到北方。轮回亦意味着终结。晚清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进一步突显了传统武举弓矢刀石的可笑。1901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上奏，请求与时俱进，废除武举，理由是“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征，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武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武功再高，也敌不过枪炮。这是赤裸裸、血淋淋的事实。一个多月后，清廷下旨，宣布永远停止武举考试。一个个河北人，作为武举制度最后的赢家，黯然散入江湖。
参考文献：
王鸿鹏等编著：《中国历代武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李晴：《明代武状元地理分布研究》，载《皖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王金龙：《清代武状元籍贯与地域分布》，载《历史档案》，2017年第4期
马明达：《清代的武举制度》，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