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就是那个学不会写字的学生
刘震云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写出中国人的说话方式，进而展现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那他非常欣慰。（马潇/图）
采访者：宋宇
被访者：刘震云
中国教育如果有问题，就是在课堂上只准老师说话，不准学生说话。
我要到贫困山区,跟一二年级的学生讲一堂语文课。
我有信心把它讲好，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下面坐着的，最前排那个学不会写字的学生。
刘震云特别喜欢打比方。2017年8月9日，他面对媒体时多次提到萝卜：自己是种萝卜的，书展是萝卜集散地，几十个国家来卖萝卜，萝卜开会对将来生长好处很大。
在2017年8月下旬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他将担任“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他们说，你来给萝卜吆喝几声，那就吆喝几声吧。”记者记者问他，是否还买书、逛书店时，他大笑：“这是个事吗？你等于说，你是一个种萝卜的人，你还买萝卜种子吗？”
刘震云说自己是老家村子里最不幽默的人。随便找一位老乡，即便三岁孩子都特别幽默，因为“他们平常是用开玩笑来过日子的”。这种处世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很容易辨识，哪怕是《温故一九四二》中处境悲惨的河南灾民。
“一个民族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每件事，但它内心深处是什么？”刘震云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写出中国人的说话方式，进而展现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那他非常欣慰。
作为本次书展的形象大使，接受记者记者专访时，刘震云回溯了自己的早期教育、阅读和创作经历，其中兼有谦逊与自信。
李商隐那首诗在世界范围也是绝顶的
记者：你最近读些什么？
刘震云：近来我开始重读经典。我重读了福克纳，他对于细节的把握非常深入，还有莎士比亚、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我喜欢读哲学，哲学讲道理，有的不一定对，但起码看出作者是怎么想的。前段时间，我又集中读了一遍唐诗宋词。苏轼写过“大江东去”，也写过小溪，他发感慨，说一条河还能由东往西，为什么人的青春非要说是直至衰老呢？（注：指《浣溪沙》中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等词句。）
李商隐有一首诗，我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包括放到世界范围内都是绝顶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四句诗里面有三个结构，一个是他在蜀地，洛阳的妻子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而巴山的状况是秋雨连绵，池水不断上涨。他特别期待在洛阳跟妻子一夜一夜说话，说的正是现在巴山夜雨的生活境况和心情。一个现在时，一个将来时，将来想说的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他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想象妻子还在洛阳，还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从文学结构上讲，这二十八个字是非常伟大的。
记者：1978年高考前，你是否突击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
刘震云：读文学作品来考学，不是傻嘛！当时我在塔铺，背文学常识。7月高考，我5月还在部队，特别感谢部队副指导员，因为5月离开部队是不符合常规的。我跟副指导员说，要不让我回去考学吧。他说：“行，你在这里提干确实很困难。”如果当时给我提干，现在我可能复员或者转业了，开滴滴，也挺好的。
回来就俩月，需要背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学校跟蛤蟆坑似的，我没地儿去，就在玉米地里面，五六月玉米长得很高，地里没人。那时有复习提纲，基本不出那个范围，无非拓展、延伸，或者改头换面一下。最主要的是我数学好，不用复习。我高中没毕业就当兵了，在部队，我们副指导员有时候看着我说：“这个小刘，你看的书，我都看不懂。”我看的是微积分，挺喜欢这种书，它有乐趣。有时你会觉得数学家、物理学家，像居里夫人这些人生活很枯燥，不是的，她喜欢，在“蛤蟆疙瘩”里面确实能体会出一个数字跟另外一个数字的结构关系。
记者：念北大时，你在《未名湖》发表了首部作品，还记得内容吗？
刘震云：是学生办的一份刊物。发表我作品那期，封面是黑色的，红字。我的责任编辑是旅美作家査建英。我的《瓜地一夜》，写我们村西瓜地夜里发生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查老师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如果按照她的修改意见改，就是另外一篇小说。她给我的修改时间是十天，我一个字没有改，给了她。第二天问她改得怎么样，她说特别好，就这样发表了。她是特别好的比较文学专家，前不久她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论点特别好。她开始重读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她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
记者：后来那段经常被退稿的时光，有没有哪位前辈的经历鼓舞你？
刘震云：退稿的时候，我能认识谁呢？我妈不是作家，谁来鼓励我呢？退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确实写得不好；还有一种是你写的不是别人认识的那个好，像《一地鸡毛》，一开始别人就说不好。
退稿的时候，你唯一面临的形势，就是周边没有一个说你能成功的人，那你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你不知道坚持这条道路能不能见亮，那还要不要做？
它是一条道路，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得坚持写。别人有别的道路，像北大那些人，当大官的特别多，成为大商人的也特别多，身价几百亿、上千亿的也都有。但这些我都不会干，所以就在写作这条路上坚持下来了。
教育如果有问题，就是只准老师说话，不准学生说话
记者：小时候读书的场景，有哪些一直留在你脑海里？
刘震云：我老学不会。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小的村子里，过去都没有学校，突然来了一个孟老师。他带着老婆在这里创办一个小学，有的孩子十五六岁，我当时五岁，不赶上这拨就没了。都上一年级，他们能学会，但我确实学不会。
因为个矮，我坐在第一排。回家以后，我老问外祖母这个字怎么认，外祖母也不识字，我们俩在那儿共同地看着字为难，当时我为难得老哭。外祖母说：“咱俩研究一晚上，也研究不出来这个字姓张还是姓李，要不然你睡吧。”第二天鸡叫，外祖母起来纺棉花，就把我叫起来，她说：“你早上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字想起来。”我觉得挺管用，有时候就想起来了。
那时候村里月亮特别亮，有时在院里面直接看书都没问题。三四年级开始，特别喜欢看数学书。数学对于我日后成为作者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数学特别讲究严密，算了三页纸，小数点点错，那就全错了。写作的话，一字一句都要写得特别准确，细致和严密是非常重要的。我考文科，数学占特别大的便宜。1978年高考，我数学80多分，那是百分制的，别人都是社会上颠沛流离过来的，能考十分八分就不错了。上了中文系，大家都在写作，我就跟着写；最后大家都不写，把我留下了，现在我还在写。我当时要是理科，现在可能在普林斯顿大学某个研究室领着一帮研究生，也不错。
记者：遇到农民工扛大包经过时，你曾跟太太说，这是你的兄弟：“如果当初我们没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生活就是另一条路”。你现在对乡土这个根有怎样的情感？
刘震云：你把这事说大了。你从小是个苦孩子，在村里长大，所以遇到这种同类，会有一种天然的心境。考不上大学的话，我在建筑工地也挺好，因为我数学好，墙怎么砌，木工怎么做，可能也能琢磨出一些小门道。
从来没有哪个职业，别人觉得它高贵，我就觉得高贵。这个人身价几千万，我不一定觉得他牛，可能他就是一个骗子。在建筑工地干活的人，你觉得他每天很累，他不累，最累的是在街上蹲着找不到活干的，想出卖劳动力而不得的人。
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一开始祥子拉包月，收入是稳定的，路程也不远，他把灯擦得特别亮，每天要铺个毯子。最后他变得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在街上找活。一开始找得到，祥子还能喝个二锅头，吃个酱牛肉。可是他的腿脚渐渐不灵利，找不到活了，就开始抢活，被同行看不起，这是一个车夫的堕落过程。我有时候在想，其实我还有一个职业可以干——开滴滴。我每天上下班来接你，弄一个包月，趁你上班了，我出来再拉个私活。我的车肯定特别干净，也放瓶水，也问候“顾客你好”。
记者：你有自己的一些天分，比如数学，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讨论更多的是诸如阶层固化，农村孩子可能一无所长，活得很困顿。对于这些状况，教育能做什么？
刘震云：如果说困顿，其实有的农民一年收入达到三万多块钱，一家子就算脱贫了。一亩地他忙活一年，收获也就千把块钱，从这个角度来讲，劳动价值哪去了呢？李绅有句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忘了还有两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四海都无闲田，为什么把农夫饿死了呢？你说北京这么多高楼大厦，是谁建起来的呢？
这次我是北京图博会的读书大使，我跟他们商量，说到一个贫困山区里面，跟一二年级的学生讲一堂语文课。中国教育如果有问题，就是在课堂上只准老师说话，不准学生说话。发达国家的课堂是老师说，学生也说，形成一种讨论的气氛。
其实春秋战国时是这么办的，你读一下《论语》就知道了，孔子说一段，学生说一段。
村里的孩子更羞涩一点，能不能让他也张口说话，共同讨论一篇特别有趣的，跟他密切相连的课文？我有信心把它讲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下面坐着的，最前排那个学不会字的学生。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7日《记者》）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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