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修圆明园之争
刘永加
近日，国家文物局回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重建圆明园，加强国家爱国主义文化建设的建议”，提出圆明园遗址是近代中国被侵略、被殖民的历史见证，遗址以断壁残垣告诫后人勿忘国耻、警钟长鸣。重建圆明园缺乏必要的考古及历史文献依据，且将改变圆明园遗址被列强破坏的历史现状，应慎重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至此，多年来引发人们讨论的“重建圆明园”话题，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在清同治年间也有一次因为重修圆明园而引发的争议，已经启动的重修计划最终搁浅。
同治皇帝开启重修计划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末年，雍正年间正式建成，乾隆年间又进一步修建，达到鼎盛。圆明园气势恢宏、风光旖旎，被称为“万园之园”，然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侵略者洗劫一空、焚之一炬。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十九日，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由同治皇帝亲自开启的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动工，计划重修二十多处共三千多间屋宇殿阁。当年二月，总管内务府奏准行文两湖两广四川等省，各采办大件楠、柏、黄松等木料各三千件，限期报送北京。
此前的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御史德泰认为当时国家比较太平，曾奏请重修圆明园“以复旧制”，并代递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京外各地按亩按户按村鳞次收捐的筹款章程五条，认为这样“既不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条理得宜，安置有法”。当时立即遭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极力反对，并请旨严责，同治帝当时也支持奕訢的意见。但是，后来同治帝还是开启了这一浩大工程，并发布“择要重修”的上谕，强调是为了“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尽朕之微孝薄忱”。
启动这项计划，同治帝是有所考虑的：一方面他刚刚亲政，重修好了也是他政绩的体现；二是为了让两宫太后有个游乐养老的地方，避免再干预政治；三是更有内务府的上下人等给他描绘圆明园的恢宏与瑰丽，使他终于动心重修圆明园。实际上，有了浩大的工程，内务府的人们才有油水可捞。再就是，圆明园被焚烧后，还保留了一部分完好建筑，像双鹤斋、课农轩、耕耘堂、蓬莱瑶台，万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十余处，基础还比较好。就这样，同治帝亲政伊始，就决策了这个大工程。
可是事与愿违，当时的大清固然平静了几天，但仍然危机四伏，财力更是入不敷出。虽然大清财政拿出了两万两白银作为启动资金，也是杯水车薪。19岁的同治帝决定向大臣们募捐，大讲重修圆明园的意义，提出“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这件事从湖北汉阳知县陈豪揣摩上意的奏折中可以看出：“圆明园经列圣积累，始告美备，近虽节减至千万之数，已仅苟完苟美，而部中无项可筹，专待处分，上意亦洞鉴部款。但责令内务府设法，前已奏请王大臣按令输捐……醇邸自言……不能不捐，不能少捐……拟捐王俸十年，合二万两之数。近来日动千工，内务府所捐十余万两，只能清理旧址，圈转围墙之用。闻承办之员，已急不可当矣。”这个奏折反映了当时重修圆明园面临的财力困难。
于是，在京的满族王公大臣官员纷纷捐献修园经费：二月二十五日，惠郡王、醇亲王、辅国将军等相继捐输；三月二十日，恭亲王奕訢捐银五千两。汉族官员也纷纷解囊：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捐五百两，户部左侍郎宋晋捐一千两，翰林院编修潘祖荫捐两千两……
同治帝信心很足，在广泛开展募捐的同时，还多次到圆明园重建工地视察。据清文史学家、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三月十二日夜幸圆明园安佑宫等处看视工程，盘桓整日，周视各地，不以为倦反觉其乐；四月初九，幸安佑宫阅视工程并于双鹤斋进晚膳；五月十一日，复临幸安佑宫等处看视工程。由此可见同治帝对此项工程的重视程度，多次亲临现场指导。
内忧外患，众臣反对
重修圆明园需要耗费巨资，这对于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清廷来说，不堪重负。所以，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后，赞同的人并不多，朝野上下反对之声鹊起。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的老师、后任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率先谏阻，他认为“粤捻初平，回焰方炽”，应培养元气，不宜“以有用之财，置无用之地”，其后又多次进谏。到了当年十月初，陕西道御史沈淮上疏进谏，认为国家帑藏支绌，水旱频仍，军务亦未尽蒇，力请暂缓修园。可同治帝不但未能采纳这些意见，反而对这些人进行了批评。
但是这二位的进谏对同治帝已有所启迪，他再次颁上谕，强调修园是出于孝道，同时申明此次“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且“因物力艰难，一切从俭”，仅将供奉圣容之所安佑宫暨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殿，并皇帝办事居住之处，略加修葺，其余概不兴修，以昭节省。同治帝要求“将此明白通谕中外知之”，他的意思是告诉大家不许再提此事。但是，十月初七，福建道御史游百川仍然再次上奏折劝谏，强调修园计划“兴作非时，恐累圣德”。这下惹怒了同治帝，他亲拟谕旨予以批驳，并将其革职。
次年五月十二日，天上出现彗星，大家都认为不祥。五月二十一日李鸿藻再次上疏劝谏同治帝“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勤求治法，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言辞恳切。同日，四川总督吴棠上折，说巨木尽已被太平军毁伐、水路运输极度困难，奏请延期办理。至此，可供重修调用的经费、原料全部告急，再加上彗星出现，引发了新一轮的谏阻。六月初一，两江总督李宗羲率先上《星变陈言疏》，借五月十二日天象，委婉表达了对重修圆明园的反对。六月七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上《奏为上天垂象可畏，请敕下明诏停园工事》，这是京中第一个果断表态反对重修圆明园的大臣，他说：“今天象已见，人事将兴，彼内务府诸人岂知顾天下大局？借皇上之威，肆行朘削，以固其宠，而益其富，其自为计则得矣……又言，皇上亦知圆明园之所以兴乎？其时，高宗西北拓地数万里，俄罗斯英吉利日本诸国皆远震天威，屈服隐匿，又物力丰盛，府库山积，所有园工悉取至内帑而民不知，故天下皆乐园之成。今俄罗斯诸夷出没何地乎？国帑所积何在乎？百姓皆乐赴园工乎？圣明在上，此不待思而决者矣。”李文田这封奏折心平气和，情真意切，同治帝阅后沉默良久，未置一语。
与此同时，恭亲王奕訢坐不住了，联合其他亲王、军机大臣等十位重臣联名给皇帝上疏进谏，可是奏折送上去后就没了音信，无奈众大臣再三奏请要进宫面见皇帝。七月十八日，同治帝同意召见奕訢等人。据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载，奕訢等陈述了重修圆明园的弊端后还提出了建议，不想同治帝听了很是反感。奕訢等还逐条解释，同治帝彻怒，说：“此位让尔如何！”大臣们听后都为之惊愕，一起跪下，伏地痛哭，大学士文祥痛哭几近昏厥，最后被人扶出。醇亲王奕譞则继续泣谏，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
如此境况下，过了一个多月，同治帝不得不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再议是否修园之事，但你来我往反复辩论，最后也没个结果。
骗子丑闻终结重修计划
就在同治帝和王公大臣僵持不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骗子丑闻，成为压倒圆明园重修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人叫李光昭，原为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同治元年，由监生在安徽报捐知府衔。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这个李光昭做生意有一套，同治十一年，他来京贩卖木材时结识了内务府大臣诚明、堂郎中贵宝、笔帖式成麟等。听他们说同治帝要重修圆明园，而且正在收集木料的消息后，商业头脑发达的李光昭觉着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便谎称自己在多个省份购有楠、柏、杉、松木等价值十万两银子的木料，愿运往通州，报效朝廷。得到皇帝的批准后，他便以“奉旨采办”名义，私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衔”的大印，前往四川等地招摇撞骗。
但是重修圆明园所需木料要求高，李光昭到各地采办进展并不顺利，眼见限定的日期临近，没办法他来到香港同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购买三船价值五万多元洋木的合同，先付了定洋，说好货到天津即付全款。回到北京后李光昭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洋木。法国商人很快将货船开到天津港，消息传到北京，正被木料短缺所困扰的同治帝闻讯十分高兴，急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免税放行，速运京师。
这时的李光昭根本无力付款，便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法商大怒，找到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天津海关和天津道，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令其付款并赔偿损失。李鸿章急奏同治帝。李光昭不仅多报了二十多万元的货价，而且竟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外商立约，差点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同治帝谕令将李光昭革职，交李鸿章严行究办。李光昭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李光昭诈骗消息传开，舆情大哗，更成了反对派进谏停止重修圆明园的理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大批重臣一起劝说，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同治帝终于将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叫停，工程启动不到九个月就此终结。
如今万园之园的华美已不复存在，圆明园遗址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责任编辑：常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