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存在本体的梦魇（连载六十二）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在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即便世人已经能够自主实现终极知行合一的人生境界，也不能完全摆脱知行不一性的束缚，因为最终我们会发现，即便哲学已经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了，但有关客观世界的本体问题，也就是物质世界是如何先于人而产生的，我们仍然无从得知。幸运的是，无论客观存在本体最终被发现与否，都已不影响人在主观认知方面通过终极理性终极自圆其说于无困于心，所以大家必须因此而常识化理解，哲学因终极自圆其说而终极成熟，只代表人的主观思想的终极成熟，并不代表人的客观存在的终极成熟——人要想不被灭亡于残酷的自然环境，就必须继续寻找与自主建构与终极本体论和终极物理自由相关的终极天人合一境界。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通过终极洞见，我把人在客观层面的终极成熟定位于终极物理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与科技终极发达的与遨游宇宙相关的人的物种永生，因为现代科学已经预见了，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太阳系有不适人居的历史必然性。相对于终极物理自由，哲学的终极主观成熟实现的，是人的终极主观思想自由。这种情况下，作为本体论层面仍不真懂物质本体的人，其人性已经可以不再受认识论层面知行不一的消极性所压抑和扭曲了，一是因为人伴随自我意识所带来的先天的我与非我的分裂已然得到终极调和，不再具有消极性，二是因为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自由，人类已经能够充分认清人性的两面性，也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无善无恶的圣人不仁境界下的乐天知命的实现。在实现终极思想自由之后，人，可以用轻松的心态去共同追求终极物理自由，也就是遨游宇宙的人的物种的永生。这种文明情境下，至于最终结果是否成功，已经不对人的现实人生产生压抑性的消极困扰了，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终极揭示清楚，从文明存在的角度，人的生命意义本质就在于两个层次的和谐的实现，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其次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世事“我”皆努力，成败不必由“我”！因为“我”曾经是不存在的……这里只是提示大家别忘了，随着经验的积累，人类对混沌的认知虽然日益拓展，但拓展的范围越广，人反而会感知和认知到，自己不知道的越多，所以在知与不知之间，是人认识世界的逻辑天花板的层层突破过程。这其中，望文生义，就是认知境界突飞猛进地发展了的新的形而上学水平，相比于最初的望物生义，已然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绝对突破，与此相伴生的人际交流更顺畅现象，就是作为形而下学的方法论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同步提升的必然进化结果。至此，希望大家能已然常识化地掌握，语言与文字，虽然不是同步产生，但本质上均产生于一套约定俗成的强名机制，而这个强名机制的本质，就是基于感知基础上的认知，这其实是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转向的终点，因为这个强名机制是作为终极哲学必要组成的终极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如果人之初的混沌即人的存在待终极厘清的广义本体，那么人类一切思想创新的逻辑起点，就是自我意识诱变的语言文字的强名机制，而且相应的逻辑终点，也要用同样的强名机制对形而上学思想成果进行形而下学表述。这其中隐含着人的主观存在本体，也即思维的主观存在本体——逻辑，具有与主客观一致性相关的同构性，散见于一切二元对立统一命题中，只待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终极厘清。这里之所以不直接说逻辑是思维的本体，是因为思维是一种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现象，也即从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存在的角度，思维既是一种主观存在，同时又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即是一种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存在。因此上说，人，作为逻辑的操控者，具有被旧哲学所不曾解析清楚的主客观一致性，一旦旧哲学用不能自圆其说的非终极思想在方法论层面肢解了人这种具有先在性的主客观一致性，就相当于用专业理论肢解了人的主体性，因为从有了自我意识开始，人就是已然的先天分裂的思想存在，一直在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寻找可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救的法门。关于逻辑是什么的定义问题，虽然从文化的角度由西方文明在哲学领域强名而来，可惜西方文明至今只意会着客观见之于主观地给出了逻辑概念，却从未就逻辑这个概念给出主观见之于主观的可常识化普及的定义，所以西方文明的哲学与科学无论如何发达，都一直无法在形而上学的理论层面做到终极自圆其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语言文字的诞生源于一个与自我意识相关的强名机制，而正确定义逻辑，是正确定义哲学自身的不二前提。比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认知，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与其具有异名同出性，但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道与理认知之间跨越形上与形下的认知维度下的辩证互证结构，西方哲学就缺少一个更抽象的本体概念在形上的认知维度为自己的逻辑认知提供整体一致性框架，而中文语法之所以擅长互文修辞的应用，就是因为我们的逻辑认知是立体的，在对整体一致性的把握上面，相对高明于西方人一直误以为的线性结构。现代文明由西方文明主导，这对曾经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中华文明来说，是个思维上的历史性灾难，因为习惯了立体逻辑思辨的我们，必须重新接纳并习惯西方的线性逻辑，因为线性逻辑的精准是我们曾经不擅长的，我们也因此而丧失了自主诱变现代科技文明的机遇。考虑到逻辑的本质结构是立体的，掌握了线性抽象思辨的中国人该如何回归立体思辨，是个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大问题，因为相对于立体思辨的理，用线性逻辑下的真理指导知行合一的人生其实很荒谬，因为理本来就由真理与谬误共同构成，所以在知行合一的人生中盲目排斥与真理具有同生共死关系的谬误，其实真的很荒谬，因为那就像把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我与非我的同构关系彻底分开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正确认识人的自我意识所诱变的人的感知、认知机制，是建构终极本体论的不二前提，进而自然也是诱变终极哲学的不二前提。正因为西方文明一直自诩高明于用线性逻辑追求真理，所以他们的许多大科学家都是虔诚的教徒，即便意识到上帝创世和创制语言文字的荒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理论触角向这方面延伸，为什么？就是因为本体论创新相对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太难，所以在仅靠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就能满足他们全部存在感的情况下，他们都基于惯性选择性抛弃了建构终极本体论的现实需求，结果当然在同时抛弃自己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之余，要通过宗教的虔诚去讨要自己那点可怜的奴隶一般的主体性。这其中隐含的，就是凡不能终极自圆其说者，必不自觉地向权威异化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在非终极文明状态下固步自封地活，是没有终极自圆其说需求的他们的感性潜意识人生惯性所导致的历史必然。大家不要以为只有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人生会展现这样的荒谬，在我把自己的系统理论的可行性向与我接触的人进行传递时，在没有明确反对依据的情况下，我所招致的蔑视与无视一直不绝于耳，因为我不具有权威身份，所以他们不愿意在我的思想中投入更多时间成本，以理性地捕捉我的逻辑走向的合理性，所以面对这些显然相对更愿意感性地活的人，我一厢情愿地想把他们的思维拉到与我同样的形而上学高度的想法，便只能流产。对于一切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来说，他们都会基于惯性而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这是一种低层次的知行合一境界，因为他们都有和西方哲学人一样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错觉，要寻求非辩证的直观，但其实，一切人之观，都是辩证的，根本没有所谓的直观和直觉，即便有，也是辩证的直观和辩证的直觉。关于直观与直觉，显然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视角下的异名同出性，其中认识论意义上的“观”的形式化形成，以本体论意义上的“觉”的客观见之于主观过程为前提，明白了这些，个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就算找到了正确的逻辑基点。现在大家再想想我在前面论述的知行合一与知行不一的一致性，透过知行合一性所谓的本体论视角，自然容易明白，缺乏明确的知行合一追求的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认知，从来相对中华文明为低，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文化先民的本体论视角相对狭隘太多。比如在本体论方面，他们公认的哲学史起点起始于泰勒斯的“万物是水”的水本体，后来又有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火本体，但相对于西方哲学在不相容的本体论冲突中发展至今仍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中国的文化先人却在对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的抽象认知之上，通过进一步形而上地总结出更抽象的道认知，实现了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准终极本体论建设，而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所谓的双重本体论，不过是参照中国传统道认知的主客观一致性，把西方的存在认知进行主客观拆分，然后分别论述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本体，遂得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双重本体论。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理论都发端于《易》经的阴阳二元互根认知，其中的象数认知是朴素辩证法得以形成的重要方法论依据，但面对同样的数认知，崇尚直线思维的西方人就敢把数直接想象成一种至今仍被某些数学迷所推崇的本体存在。如今有了终极本体论，自然不难常识化理解，自然规律与进化衍生的逻辑之间具有确定性的因果一致性，所以现代计算机技术在人机交互层面之所以必然采用二进制，就是因为从本体论角度，只有二进制与自然规律进化产生的具有对立统一性的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逻辑认知联系最紧密，所以也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的阴阳八卦象数理论的二进制内容与阴阳互根性之间的因果一致性产生机理了。基于常识化视角，透过类似数学的不可常识化普及的专业壁垒，不难发现，在中西方文明对待数认知的不同态度中，就有不曾突破的逻辑天花板现实存在的最好证明，这就是本体论问题不能终极统一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可见在形而上学认知方面，西方文明一直相对于中华文明为低，而且相对于古印度的梵认知也一样不高明。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角度，我发现，中华文明从第一次哲学高峰期之前的周朝开始，就通过尊尊、亲亲排斥宗教伦理，从而使中华文明维持了一以贯之的连续性至今。古印度文明试图通过佛学排斥种姓制度的荒谬，结果却因为必须借助转世轮回才能实现理论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所以无法全力入世的佛教最终只能在出世的宗教世界苟且。这样再看自诩复兴了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世界，则依然虔诚地甘当神的奴隶，用肤浅的形式民主和通过侵略获得的优越感麻痹自己先天分裂的思想。这就是不同的本体论认知水平对不同的文明认识论走向的知行合一调控，从调控的过程和结果上看，在本体论层面的自圆其说水平与人的主体性的自我建构能力成正比——中华文明相对最高，古印度佛教文明次之，其他有神论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一样，都在顽固地延续奴隶制的保守文化内核。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形而下学是相对低层次的形而上学，而西方文明正因为是靠相对形而下的技术进步获得了现代文明优势，所以只要不能自主实现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在本体论层面的终极调和，他们也将和其他政治帝国一样陨落，比如人类文明在近现代进入海洋文明以来，相应的文明发展中心的频繁更替，就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发展中心将迅速转移到中华文明，因为举世只有中华文明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一致性认知最高，而且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通过诸多基础概念之间在感知和认知机理上终极厘清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这是哲学和人类文明同步走向终极主观成熟的逻辑新起点，就个体层面因此而实现终极知行合一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的难度而言，中国人的难度最低。透过语言文字的强名机制所内含的形而上学思考和形而下学理论创新之间的因果一致性，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可以反向感知，西方哲学整个理论体系都缺乏这种可常识化表述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的一致性认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本体论认知缺陷连锁导致西方哲学语境一直存在感知与认知关系的逻辑断裂，所以西方哲学从来不敢承认感性与理性之间具有一致性。但其实，在人的文明内从来没有脱离感性的理性，因为任何感性行为都包含潜在理性，而这个潜在理性就是潜意识，但西方哲学和心理学却经常滥用无意识对潜意识做异名同出表述而浑然不觉。综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的意识只有两种，显意识和潜意识，而下意识是意识与潜意识交相作用的应激状态，根本没有无意识状态，因为无意识的人是死人。从人的认识具有自明性的角度，西方哲学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内因就在于，他们一直在错误的本体论指导下，深陷盲目追求非辩证的直观的逻辑陷阱。总而言之，在人的文明内，根本没有所谓的直观，只有基于错觉的看似直观，实则人所有的观，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均是辩证的观，如果非要尊重传统，勉强可以把这些观都说成是辩证的直观，根本就没有非辩证的直观。综上，人类的一切观的行为，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是观的一个视角而已，都缘起于自我意识所内涵的主观能动性所蕴含的革命性冲动，我们可以把这种革命性冲动理解成准造物一样的神性，因此所谓的终极自圆其说于天人合一，就可以理解成无神论的人神合一。正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内在的革命性冲动，所以人类需要通过不断的形而上学创新思考释放压抑于人内心的自由需求，这种自由需求表面上无度，但经过系统性的归纳演绎所展现的收敛性，其实在在主观方面早已注定终将止步于以终极自圆其说为标准的终极思想自由，在客观方面止步于遨游宇宙的物理自由。无论是哪种自由，在人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生命旅程中，都是通过方法论层面定义概念的强名机制在区分不同事物的差异性的同时，必然要在认识论层面形成有终极自圆其说意味的一致性认知框架，所以任何方法论都是人认识世界的手段，服务于人可以享受更多物理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人生目的。错把好坏、是非这种方法论标准以真理为名进行追求，就是错把手段当目的的南辕北辙的错误，如今用常识化的认识论视角对其终极正本清源，世人才能正确理解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的终极哲学意义——大善即大恶，因为善与恶是对立统一于同生共死的，根本没有脱离恶的善，根本没有脱离谬误的真理可供人知行合一地遵行。同理，人的“我”意识天然包含大我与小我的对立统一性，只有通过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人，才能通过终极自律让小我的价值人生与大我的价值人生同步实现利益最大化。人改变世界，仅靠一己之力不行，沟通更多人通过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自律齐心合力改变世界，是实现自由人生的最大化效果的唯一通路，是内涵于自我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必然应激产生的终极世界观、终极人生观和终极价值观，只要有了可复制性的终极方法论，便再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知行合一地遵照执行了，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扑面而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