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 | 哥哥们的考试往事
【我的“私人高考史”之二十三】
2021年春节，兄弟三人在深圳合影。中为大哥胡洪海，右为二哥胡洪江。年龄相差虽多，白发却很一致。
1979年的衡水还是个镇子，人口不过几万。出衡水师范校门，往西走几百米，即是谢村的菜地；往北往南不出两三公里，都可抵达真正的乡间田野。我入学时已是初冬，一看见距学校不远处既有满地的大白菜，又有和老家一模一样的麦田，顿时减了不少想家的念头。这是一个和故乡无大差别的城镇，同学们尽可以说各自的方言乡音，一点都不影响交流。这也是我走向大世界的第一站。原以为会是多远的“远门”，其实根本没出故乡范围。
胡氏祖先自明永乐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至胡官屯后，我们家世代务农，未见有参加科举考个功名之类的记录。我初次参加高考竟然一举考了个中专，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但在当初，也算个不大不小的新闻。谁能想到，在那个大变动的年代，考试，竟然可以成为一个无依无靠、无权无势之农民家庭改变命运的战场。我离家上学时，大哥是军屯中学的民办教师，二哥是军屯公社的半脱产干部。他们通过多年努力，才各自挣得了“民办”与“半脱产”的岗位。这已经是令种地的农民子弟倍加羡慕的工作了。
可是，仿佛“考神”保佑，1979年1980年间，我们兄弟三人分别经由不同的考试，相继转成了“非农业户口”。今天我想请两位哥哥分别说说他们自己考试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是我的“私人高考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章。
先听我大哥胡洪海讲自己的故事——
我五十年代初上在本村上小学。那时候，一般村里的小学只开设一到四年级，叫"初级小学"，很少的村小学开设一到六年级，那叫"完全小学"。在本村读完"初小"，要通过考试到外村去上"高小"(完小)。由于"完小"太少，很难考上。我们村只有几个人上过"完小"，他们就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1955年我在本村读完了"初小"。那年有“完小”的村仍然很少，而且都离我们村有七八里地甚至十几里地。我便和几个同学到"何刘屯"去考完小，结果没考上。于是又回本村小学复读了一年。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得很快，第二年，有"完小"的村就多了，差不多每个"校区"(附进几个村的小学为一个校区)都有了"完小”。我们村属于牛庄校区，那年牛庄小学也增设了高小班。于是我就在1956年夏天，顺利地考入了"牛庄完小"。1958年夏天我们毕业了。那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跃进"年代，我们班有一部分同学考上了中学，入学时，"大跃进"的高潮已经到来，我们便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走进了武城一中。1958年暑假后，我和本村同时升入武城一中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学校报到了……那时候的武城一中，指的是十二里庄中学。
1961年夏天我们毕业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我不想考高中了，便和几个同学约好去考中专。那时候中专是供给生活费的，可以减轻家庭负担。那年德州地区招生的中专只有一处学校一一山东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附设中专部，地址在德州东堤，我们便打算报考这个学校。那时候报考哪个学校就要到那个学校去参加考试，可是由于夏天雨水多，去德州的公路(那时还是土路)早就不通车了，到德州有一百多里路。中考的时间快到了，公路既然不能通车，怎么去呢？我们几个一商量，决定步行前往一一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那天吃过早饭，大约八点钟吧，我们一行七八个，有男有女，有说有笑，出了校门，穿过村庄，上了公路便直奔德州而去。
第二天就开始考试了，各科考题都不难，就是物理题稍难一些，几场下来，我们都觉得发挥还算正常，考得也比较理想。
回家后住了一段时间，便接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开学的日子，公路仍旧不通车，怎么去呢？答案只有一个一一步行。
……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后，有一天老师给我开会说，我们的学习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德州市政府一直不给我们落户口。我们这一届中专班共四个班，另外还有两个大专班，这好几百人落不下户口，就不能吃到国家供应的粮食，生活就没法安排。他们留下两个大专班，把我们这四个中专班迁散了。
办完了退学手续并退还了课本，第二天早饭后我便背着行李走出了校门。
后来，从小学，到农中，再到中学，我当了十来年的民办教师。1979年秋天，县里有了民办教师转正的指标，我参加了考试，先是初选，通过后到郑口复选。我都通过了。军屯就两个民办老师通过，另一个是滕忠海。1979年12月18日那天，我去县里办了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手续。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儿子小涛出生，大家都说是双喜临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学历都不达标。上级要求，小学教师要有中师学历，初中教师要有大专学历，高中教师要有本科学历。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1984年春节后，衡水地区教育学院(原是"教师进修学校"，后改为"教师进修学院"，1984年改为现名)决定在全区招收一批离职带薪进修的学员，共设两个专业(班)，一个中文班，一个数学班，学制二年，毕业后为专科学历。凡年龄在四十周岁以下的初中教师均可报名。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县，我们县是文理班各四个名额。各县在县城设考点，在规定的日期统一进行考试，择优录取。那年我正好四十周岁，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文科的选拔考试。三月份我接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一一没想到我当了近二十年的教师，又要做学生了……。
下面是我二哥胡洪江的故事——
1980年是农村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最大的一年，这一年全国普遍由“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化为“大包干”，农村土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然后各家各户交提留。所以这一年工作量特别大，我三天两头的不是电话汇报就跑县城。下半年，国家有一个政策，要求在全国通过考试招收十八万农村经济政策干部，没有试用期，直接录用。
县里把这个文件传达到各公社，全县二十三个公社就只有十八个指标。具体要求是：每个公社报一人参加考试，不论男女，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统一时间进行考试，按最高分数往下排，到十八名为止。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的半脱产人员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因为这样的机会太少了，谁都想把这个指标居为己有。可是县里的文件明确规定：“公社有非正式干部政策员和政策协助员的，要让他们参加考试，没有的要在本公社半脱产人员中找工作时间长，熟悉农村工作，接受新政策快，任劳任怨工作的同志参加考试。”这个文件精神我是最早知道的，县农村工作部的领导已经在一次汇报会上传达过，所以我是胸有成竹的。那几天我也不像其他人那样乱找关系、上蹿下跳，一直默默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几天过去了，也不知公社党委开没开会研究，我心里没有底，不免也有些恐慌。那几天我索性不回家，就在公社盯着，这是王福海给我出的主意。一天上午我和王福海正在研究一张报表如何设计，党委贾秘书推门进来，他坐在我的床上慢声细语地说：“你们俩先停一下，听我说几句。昨天晚上党委开了一晚上会，就研究一个问题。”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就研究谁去参加考试的问题，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按文件呢，应该你去，你干的工作就是县里所要求的，就是应该去参加考试的那个人，可你来公社最晚，比你来的早的有好几个，他们也要求去考试。不让你去让他们当中去一个，明显不符合文件精神。最后李子山书记拍板了：'咱就按县里文件精神办事，这个谁也没意见，人家洪江做的工作就是县里文件要求的那个人，让人家做这工作也是咱们定的，何况又干的挺好，为什么不让人家去考试呢。’尽管有人还有意见，也就这样定了。”
贾秘书站起来加重语气对我说：“可有一样，你去参加考试，必须要考上，如考不上把指标给废了，我看你怎么给党委交代，怎么给李书记交代！”贾秘书走了，我也陷入沉思，是啊，如果考不上，肯定还要起大的风波。
考试的通知终于来了，1980年的11月，几号记不清了，只知道是一个星期天。各公社参加考试的人员都提前几天就住进了招待所，不看电影不上街，天天就在房间里做题和背诵一些东西。
考试地点是郑口小学的一个教室。我们一人一张桌子，因只有二十三个人，所以距离很大，谁也别想互相看。考试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米欣伟给我们讲了好多注意事项，重点提醒我们不要作弊。
考试开始，考题是文化题和专业题各占一半，文化题做得时间短，大部分时间都让专业题占去。我做专业题时，八开的纸就用去了两张还是两面写。交卷了，考试结束。一切还算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大家都感觉卸去了一个大包袱。中午，大家在招待所好好的“搓”了一顿，买了两瓶白酒，饭菜还是各买各的。两个饭桌并在一起，大家把饭菜都放在桌子中间，把酒倒在几个大碗里，端起来你喝了给我，我喝了给他，相互地传递着，有人还大叫着：“难兄难弟们，为了这场考试——干啊”！大家相互祝贺敬酒，各种声音彼此起伏，好不热闹。是啊，那些日子太不容易了。
县里在一次党委书记会议上公布了考试结果，并且在县委大门外面张榜公布。李子山书记开会回来见到我就说：“你被录用了，就要成为一名正式的脱产干部了，以后更要努力工作。”
我迫不及待地问：“我考了第几名啊？”
“第四名，还不错，没给咱们公社丢人。”李书记口气里带着满意。在场的好多人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表示祝贺的，要求请客的嚷嚷了好一阵子。
我们是1981年1月被正式录用，隶属关系在县农业局，但工作关系不变。当时我们被定为行政25级，工资由县财政拨款，农业局给我们发放。转干以后我不再是过去的协助员，成为了名正言顺的脱产干部——农村经济政策员，在公社也有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兼卧室……。
姐妹的故事是另外一章，今天先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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