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孔乙己》：在鲁迅笔下，杀死孔乙己的凶手一共有三个
导读：19世纪末，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老百姓怨声载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们极其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攀上统治阶层。
然而，清朝沿袭了隋唐以来的科举选拔制度，在这样的人才选拔方式中，真正能够走上仕宦之途的读书人寥寥无几，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政权，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封建教育却在变相延续，封建文化严重荼毒着国民的心智。
1917年，随着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一部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呼吁反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制度。同一时期，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孔乙己》，旨在批判封建文化，启迪国民对教育现状的思考。
孔乙己——没落封建社会的弃儿
在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是一个旧社会潦倒知识分子的典型。孔乙己自幼饱读诗书，渴望跻身仕宦阶层。然而，随着他迟迟未能“进学”，即未中秀才，他的希望也落空了。
更可悲的是，寒窗苦读，除了教会他满口之乎者也，还在他身上加持了一层读书人的清高。因此，哪怕屡试不中，孔乙己也不愿意放下身段，从事任何体力劳动，最后沦落到要去“窃书”、赊酒、被人打折双腿，在社会的薄凉中死去。
在鲁迅笔下，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读书人命运写照。他们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主动将自己与那些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割裂开来。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同样也无法被地主阶级所接纳。
在鲁迅笔下，那些潦倒的“士阶级”们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泅渡，成为封建社会的弃儿。孔乙己最终死于这样一个无望的社会，他的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孔乙己陷于地主阶级和底层群众的残酷夹缝，毫无立锥之地。
小说在开篇就通过一个酒店店小二的视角，将孔乙己塑造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旧时期潦倒的读书人形象。文中提到：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常夹有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之所以特意提到孔乙己的穿着，是因为咸亨酒店的客人大致可以分为“长衫”主顾和“短衣帮”两种。“短衣帮”指代的是那些未受教化的最底层劳动人民，而“长衫”则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象征。
在这些人当中，孔乙己非常突出，因为他并不属于两派人当中的任意一派。他虽然身着长衫，生活却穷困潦倒不堪，他的衣服又脏又破，但是却从未换洗。由此可见，孔乙己心中有一种对长衫的“执念”，他在主观意识上想要亲近上层地主阶级。
在孔乙己的自我定位中，他有知识、有文化，绝对不能同那些粗陋的脚夫奴仆相提并论。但是，事实上，对长衫的执念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一种自我慰藉。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厢雅座里真正的长衫主顾根本不会多看他一眼。孔乙己穷困潦倒又无功名的现实注定了他永远无法融入上层阶级。
正因为他不伦不类，上层人士不承认他，底层人士讥笑他。在这样一层尴尬的夹缝之中，孔乙己成了一个不被社会承认与接纳的人。
其二，孔乙己是封建教育目标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之下的牺牲品。
自从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学校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读书人只知道学习统治阶级宣扬的儒家思想，钻研封建道德课本。这种教条式地教育着实乏味呆板的很。
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前年，亘古不衰，只因这是阶级社会当中，统治者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是要在读书人当中选拔小部分优秀的人才，让他们登上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地位的政治工具。
在这种选拔制度下，最后能够成功考上科举，站在金字塔顶尖的读书人少之又少。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朝金榜题名。久而久之，这种读书人越来越多，生产力越来越少，创新人才匮乏的局面直接导致了社会的落后。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教育制度早已和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随着封建王朝的倒塌，封建教育制度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没落。清朝末年，这项制度废除，无数曾经的苦读客也就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大部分读书人的结局和孔乙己一样，读书最终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社会地位上的改变，反而让他们染上了读书人惯有的“洁癖”。这种“洁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读书人的骄傲和自尊，这种骄傲与自尊让人无法走出执念，另谋生路。
正如小说中的孔乙己，他愚顽不堪，视读书为成功唯一的途径。前文提到，孔乙己身材高大，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谋求一条生路。然而，当社会面临改革，这样一条路途被拦断以后，他不知变通，无法做出适应，因此成为两个时代交接之下的牺牲品。
其三，孔乙己死于读书人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
孔乙己之死，可以说是死于封建教育制度的残害，也可以说是死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
不少读书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梦，孔乙己也不例外。他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通过读书跻身社会上层。对于孔乙己而言，他的理想是清高的，他像所有旧时的读书人一样，渴望借助出口就是孔孟的一张嘴和出手便成八股的一双手开拓自己的仕宦生涯。
孔乙己“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他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是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一直以来追寻的仕宦理想已经破灭，正如他永远不愿意脱下长衫，承认自己是个底层之人。然而，愈是欲盖弥彰，愈是难逃凄凉。
为了保持读书人的清高，孔乙己不愿意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和营生，没有经济来源的他只好偶尔偷窃，最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他有一肚子知识，只不过净是些没有现实之用的学问，不足以填饱肚子。但是，他在主观上又时时刻刻以知识分子的头衔为荣。当别人都不搭理他时，他执意要教“我”写字；当“我”没有表现出任何热心时，他为找不到自己的价值而感到颓唐。
皓首穷经，不见天地；空怀理想，却无以经世致用。孔乙己坚守着自己的不切实际的理想，注定了他无法在这个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也无法避免被理想主义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碾压的命运。
孔乙己的人物命运，折射出的封建社会的两大病灶。
第一，封建教育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
孔乙己在鲁迅笔下不仅仅是那个时代下被悲剧命运裹挟的一个小人物，更是一个特殊的“士”的代表。孔乙己代表了封建社会当中那些对着功名有着深刻执念的读书人们，他们将通过读书，考取功名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和终极意义。
鲁迅通过孔乙己这样一个典型的潦倒知识分子形象，揭露了封建教育制度腐朽的本质。同时，鲁迅先生自己也对封建教育制度对人性的戕害感触颇深。
鲁迅在散文《五猖会》中曾经提到，儿时的自己想要参加热闹的五猖会，却被父亲要求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鉴略》之后才能参加。在鲁迅先生笔下，一成不变的封建教育制度是刻板而腐朽的，它压制人的天性，使人变得麻木。
在清代讽刺小说家吴敬梓的作品《范进中举》中，主人公范进不务营生、半生困厄，热衷于做官为宦。在求仕之路上，他一次次名落孙山，受尽冷眼，甚至沦落为赤贫。54岁那年，他终于考取举人，可笑的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竟让范进激动得疯了。
封建教育制度对旧时读书人的荼毒有多深重，从这个故事当中也可见一斑。
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只知道埋首书本，不去创新和务实，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最终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被淘汰。读书人在封建社会的绞肉机之下，不再是为理想而生的奋斗者，而是一群被科举制度掏空了灵魂的行尸走肉。
第二，封建礼教的长期桎梏导致国民内心普遍麻木不仁。
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形容过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一片祥和的表面下，很多人都在做着吃人的勾当。这个社会中有吃人的人，有被吃的人，也有可能被吃但还要吃别人的人。而这些吃人的人都不愿承认和被揭穿他们吃人的本质和真相，一旦有人质疑，他们便凶神恶煞地盯着那个人，摆出一副极不友好的姿态。”
事实上，在一个封建社会里，底层民众都难逃“被吃”，受礼教束缚和残害的命运。然而，国民的麻木之处就在于他们乐于当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充当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帮凶。
在小说《孔乙己》中，“我”原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小二，能够洞察那些人性当中的美好，例如，“我”能关注到孔乙己虽然贫穷，但是从不欠账，讲求信用；“我”能看到孔乙己在给孩子们发茴香豆时的善良，也能体察到他被人拒绝时的凄凉和扫兴。
然而，酒店里的那些客人们从来只是冷眼旁观穷酸的孔乙己，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去嘲弄他，包括那些人模人样的地主阶级，还有掌柜这般八面玲珑、唯利是图的小资产阶级。久而久之，我也被他们所感染、同化，我开始和他们一样嘲笑、冷落孔乙己，我对孔乙己的感情从最初的同情变成了最后的无情嘲笑。
这种大众的麻木和冷漠令人脊背发凉、不寒而栗，同样的场景出现在鲁迅的很多小说中。《祝福》中强迫祥林嫂改嫁的的祥林嫂婆婆，小说《药》中买卖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和康大叔，他们都是典型的麻木底层群体。
可见，如果一日不能从精神上唤醒这些无知而麻木的国民，那么封建社会的根基就一日尚存。
结语
小说《孔乙己》反映了在中国清朝末年，读书人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尴尬社会地位。他们作为穷困潦倒的“士”阶级，受封建教育的影响颇深，一心跻身社会上层，却最终不被任何一个阶层所接纳。在思想意识和社会地位的现实矛盾之中，这群人成了旧社会当中的边缘群体。
这是鲁迅先生这本小说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在。封建教育制度和封建科举制度对旧时读书人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荼毒。而麻木不仁的国民们尚不知自身的悲哀，孔乙己至死不知自己一生受制于何物，冷漠的旁观者们更不知这个社会早已病入膏肓。这个现实意义值得国人时刻反思、警醒。
除此之外，小说《孔乙己》也在更高的层面上，反映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薄凉和压迫。无论是孔乙己所处的封建社会，还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这种压迫都无处不在。
当一个社会个体所信奉的价值观或者信仰与社会现实相悖时，这个社会便会开始排斥他。此时，他必须从自身出发，做出改变。否则，一种不与时代相适应的理想主义注定只能成为空想主义，残酷地置人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