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养儿还能防老吗？李安这部《推手》撕开了传统孝道的尴尬
“慈乌尚反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草与木。”——《劝孝歌》
孝道，作为华夏儿女可以上溯千年的民族优良传统，从古至今，一直被视为衡量个体基本道德修养的一大标尺。为人子女，关爱父母、为父母养老，也成为国人公认的孝道表现形式。
在封建社会中，“孝”这一家庭伦理价值观要求子女对父权绝对服从，“父慈子孝”成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这种传统孝道的影响，不仅加深了国人对“香火传承”的执念，更是衍生出了一种普遍的“养儿防老”意识。宋人陈元靓就在《事林广记》中提及：“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当父权不再是社会集体意识的主宰，这种“养儿防老”的思想是否已经时过境迁？对此，华人导演李安在电影《推手》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安的《推手》是1991年在台湾上映的一部影片，讲述的是华人太极拳师老朱在退休后和美国儿子、儿媳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因文化差异造就种种生活碰撞的故事。该片在同年获得台湾金马奖，与《喜宴》、《饮食男女》并称“父亲三部曲”。
作为一位极具人文关怀的电影大师，李安早期作品中最常见对于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的探讨。李安表示：“我成长于一个很保守的士大夫家庭，个性不是很叛逆，所以最能牵动我内心的还是‘伦理’”。《推手》作为“父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便以一种温情的方式，讲述了代际隔阂与文化差异背后，两代人的冲突与和解。
影片中，郎雄饰演的老朱是一个声名在外的太极拳推手，早年丧妻，以一己之力将独子晓生培养成为一名计算机博士。转眼间，四十余年的生活疾苦熬到了头，儿子在海外成家立业。而退休后的老朱在儿子的邀请下，也决定前往纽约，和一家人团圆，共享天伦之乐。
不过，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后，老朱的异国生活，却过得很不是滋味。
首先，老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语言障碍。洋媳妇玛莎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以写小说为生，每天的生活就是书房到厨房，两点一线。而老朱的到来，很快打破了玛莎的日常平静生活。
老朱和玛莎，一个不懂英文，一个不会中文，沟通起来，鸡同鸭讲。平时晓生不在的时候，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两人，少有翁媳之间的交流。
厨房里，两人各自为家人准备着中中式和西式两种饭菜。餐桌上，老朱吃着中国传统的米饭和炒菜，玛莎则仅吃一些蔬果和饼干。老朱担心媳妇营养不良，又不会表达，便故意端着饭碗在玛莎的面前吃着猪蹄。没成想，却引来了一向贯彻素食主义的儿媳的反感。玛莎不仅自己不沾油腻，还不允许儿子吃。
这种无声的习惯对立，在日常的相处中无处不在，也预示着一场中西文化的碰撞，蓄势待发。
果不其然，老朱长期在家练习太极拳的行为，很快成了儿媳眼中的暴力；老朱热爱的京剧，也成了儿媳妇耳朵里咿咿呀呀的噪音。玛莎认为公公已经入侵了自己的私人空间，毫不客气地送上了一副耳机。
有一次，老朱独自在厨房里做饭，因为操作不当，引起了微波炉的爆炸。玛莎不似中国人的含蓄，直接扎耳挠腮地表达了自己的惊讶与愤怒之情，不由分说地对着老朱大吼道：“微波炉里不能有金属, 不能有金属！”
在儿媳的一系列过度反应之下，老朱开始向儿媳的生活习惯妥协，生活过得很是憋闷。他开始戴着耳机听京剧，随时关注玛莎的心情变化。只有在晚饭的餐桌上，他才能自如地和儿子和中国话说上两句。可是即使是这种时候，玛莎的英文一出，话头一转，老朱又完全插不进去嘴。
儿媳妇对老朱在情感上的排斥和忽视，造就了老朱在不同文化冲突之下的身份缺失。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提倡“尊父”、“尊长”，父辈在一个家庭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可是在西方价值观里成长起来的玛莎看来，家庭中的每个个体都享有绝对的“平等”、“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到美国家庭的老朱，不再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了。
电影中还特意放大了一个细节：老朱把烟头扔在自家门前的草坪里。待他走后, 玛莎就去草坪上一个个地捡起来。从表上上看，这是不同文化环境横亘在翁媳之间的距离。而事实上，这也在暗示，两代人的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源于沟通的缺失。
老朱和玛莎之间的无声“抗争”就像打太极一样，他们都想让对方失去平衡，而平衡点就是晓生。二人都想让晓生站在自己的一方，好牵制住另一方，这也让晓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不可否认，影片中的晓生是一个孝子。他在父亲退休后，主动提出了赡养父亲、让父亲安度晚年的想法。当父亲来到美国后，他也以各种方式，帮助父亲排解无聊和寂寞。然而，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相处中，父子之间还是因为不一样的文化理念产生了隔膜。
特别是有一次，玛莎胃病发作，作为太极推手大师的老朱主动提出用穴位按压法来帮助玛莎减轻腹痛，作为长辈的他很自然地拿起玛莎的手，玛莎却因紧张而胃出血，痛得大叫。晓生不由得大声质问父亲：“你把她怎么了？”连小孙子也对他说：“你把妈妈弄坏了。”老朱只能对此长叹一声。他原先所有的文化优越感，相继在儿媳和儿子、孙子那里受到打击，心中的难过和委屈可想而知。
晓生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是长久的海外生活经验，已经让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西化，更加靠近自己的妻子，而非偏向传统的父亲。而这种观念上的差距，在短期内难以弥合，也就造成了彼此之间更深的芥蒂，使得父子关系继翁媳关系之后，也出现了裂痕。
随着两代人矛盾的积压，影片也在老朱的意外走失中达到高潮。父亲的丢失，让晓生绷紧的神经彻底崩溃，和玛莎大吵了一架，中西观念的剧烈碰撞的核心也在这次争吵中展露无疑。玛莎一心认为公公走失是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像小孩争取大人的注意”，而晓生却认为，“在我的教养里，一个人应该关照父母，就像父母关照你一样。”
经过这次的争执，玛莎对晓生尽孝的心情终于有所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妥协。而回家后的老朱知道了儿子儿媳之间的冲突，却又有心无力，不免悻悻无味。一家人的矛盾看似缓和，可是事实上，生活习性和价值观带来的矛盾并不会在短期内消解。
晓生做了清醒的思考后，还是决定将父亲送到养老院，可却因为父亲的一句“我对不起你妈，只对得起你”，心生悔恨。为了兼顾孝道和家庭责任的两全，晓生甚至煞费苦心地组织郊游，有意撮合父亲和旧识陈太太，希望他们建立一个重组家庭。
故事中的陈太太，是老朱在海外唯一的华人知己。她是一位国内退休的老太太，和老朱一样，千里迢迢来美国投奔女儿女婿，却因为习惯不同，和家人闹得不太愉快。晓生的心思瞒过了父亲，却没有骗过精明的陈太。陈太太一眼识破孩子的用意，跟老朱哭诉：“人老了不中用了，一大把年纪还被孩子们摆布。”
老朱这才反应过来，一切都是晓生有意而为之。老朱顿觉自尊心受挫，第二天便离家出走。“共患难容易，共安乐难，以前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美国这么好的物质条件，你们却容不下去……”一封留言道尽了老朱的心酸苦楚。
再次离家的老朱去了唐人街的一家餐馆里打工，不久后便因为跟饭店老板吵架进了警察局，闻讯而来的晓生对父亲感到愧疚不已。但是这一次，老朱铁了心不回去，只是对儿子说：“只要你们生活得幸福，其他都不重要！”
老朱最终没有再回家，只是请晓生帮他租一间公寓，闲来无事带着孩子常去看他就可以了。他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抗争”和“躲避”，发展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何尝不是隔代之间无声的理解和体恤？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这是老朱一直渴望达到的一种心境，亦是他的一种自我心理劝慰。然而，他终究还是做不到“空知返旧林”。人老了渴望享受家庭温情、天伦之乐，再正常不过。然而，任何一种家庭关系都要讲求平衡。
古人推崇的“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固然是老来的一种人生之乐。然而，这部电影却以跨文化的背景，为我们呈现了几代同堂的家庭关系中，很少被人摆上台面讨论的冲突和尴尬。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我们习惯性认为，真正联系父母和子女之间情感的，是距离的纽带。殊不知，也正是这样一个纽带，常常用责任与血缘捆绑了我们的感情，束缚了我们的表达，使得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
关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处哲学，我想起台湾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一文中谈到的：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在影片的结尾，老朱离开儿子家后，搬到了中国城，在那里遇到了陈太太。两个同病相怜的老人最终以退出大家庭生活的方式，维持了亲情的完整。这既是两代人之间达成的体谅与和解，也是两种文化之间达成的兼容与交融。
虽说“百善孝为先”，可是当一个家庭没有了最基本的沟通和理解，又何谈“孝”字呢？褪去跨文化的外衣，《推手》其实很好演绎了代际之间的思维隔膜。其实多少看似和睦的大家庭，都是在父母或子女的妥协中寻找平衡。
而每一个家庭的平衡背后，多多少少隐藏了一些我们表面上难以察觉的无奈、不甘和顾忌。正如《饮食男女》中所说的那样：“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底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家的意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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