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宇｜苏轼眼疾对书法的影响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是中国古代史中罕见的文化伟人。他以自己对《易》《书》《论 语》三经的研究自诩，将之视为“文以载道”创作理念的基石；开创“豪放”词风，言前人所未言，至前人所未至之处，以所作诗、文被评为宋代文坛之冠，有“一代文章之宗”的美誉。
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在书法创作上推崇“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古代书法发展史中的一代领袖，为“宋四家”之首，书学思想广为流传，不仅左右了当时书坛发展的方向，对后世的影响亦深且远。
在唐代孙过庭《书谱》中已经产生高度概括性的“五乖五合”论：书写水准与书者的身心状态有着很强的关联性；眼睛作为视觉器官，在书写过程中势必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着书作的视觉呈现。在苏轼存世的三十余首诗作中，有十余条杂记对苏轼的眼疾有着明确的记载：他患有目赤与白内障，虽然经过诊治，但眼睛常常处于亚健康状态，视觉功能有障碍，视力有损。
古代使用油灯而产生的烟尘是造成目赤与翳障的元凶之一。作为常见灯烛用油的桐油，不仅有损睛目，其烟更可污损帐顶、周边画像，留下烟熏痕迹；至于廉价的动物油脂，更是损人光明。苏轼虽然海内知名，但是在贬谪期间的经济状况颇为窘迫，日常用度捉襟见肘，恐怕乏资购买价高物美的灯烛用油以改善用灯环境，是故抱怨眼疾恶化的语句多发生于当时。笔冻、手冻、笔墨不堪书、舟中局迫难写，常直接被用作书家的谦辞，意在自嘲所书不尽如人意，不代表自己的最高水准，苏轼亦不例外。但眼疾产生的视觉障碍则不可避免地直接体现在苏轼的一系列日常书写中，尤以谪居黄州期间、金针拨翳前后最为明显。
一、目赤对字之布白的影响
（一）始患眼疾
每一个汉字由笔画组成，处理好每一笔画，组织好各个笔画间的关系，一直是书写的基本要求，也是历史中与当下公认的评判书法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单个字的布白，即处理笔画间的空隙，一直是书家书写中关注的重点，也是精进书艺的着力点。千年以来，对于分间布白的要求一直有着平均其体制，勿令偏侧的基本要求，刊行于宋代的书学入门书籍对于这一要求的转引颇繁。这一要求不仅是楷书、行书的根砥，亦是草书能够被准确辨识的基本条件。
笔画间没有空隙，形成“堵塞布白”的字
自熙宁五年（1072）起始见苏轼文集中出现对眼疾的记录，至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以前，从现存的墨迹与文献中暂未见到眼疾恶化到对苏轼书写产生障碍的地步。存世墨迹中作于熙宁三年（1070）的行书《治平帖》后有赵孟题跋，自古以来一直被视为苏轼早期书风的代表作，结体端庄，笔画交代明确，分间布白处理清晰。符合书学基础中对笔画、结体的要求。
宋 苏轼 治平帖卷
（二）目赤眼疾的恶化
自称“性喜写字，而怕作书”的苏轼对于书写一直抱有持续不断的创作激情，他在三十四岁时自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可视为他对书法创作的追求与一生书艺的概括。经历了乌台诗案百余日的牢狱之灾，被贬谪于黄州的苏轼在五年中实现了书艺上质的飞跃，黄庭坚言：“东坡书，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也。”这一变化与苏轼文风的革变有着相通之处，正如苏辙对此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的描述，以苏轼治平年间的书作与十余年后（元丰后期）的存世墨迹相比，后者用笔更显沉着，形成了明显的个人风貌，不践古人，有着从恣媚到醇厚的变化；至于书学方面，则树立起“书如其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理论标准。
苏轼初到黄州时经济状况极差，日用不能超过五十钱，月用仅四千五百钱，节俭度日成为常态，生活起居陷入窘境。他自言：“黄州真在井底。……此中凡百粗遣，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虽然生活困境促使苏轼对养生产生了兴趣，但他的目赤眼疾自元丰三年（1080）始，终于在元丰六年（1083）中期发展到不堪视物的境地。目赤指眼结膜充血，俗称火眼，是古代与当代较为常见的一种眼疾，常由风热、肺热、细菌感染导致。患病时眼睛表层红赤，颜色鲜红或紫红，故得名。患者眼睛疼痛拒按，严重时视觉功能有损，睁开闭合与活动眼珠痛感强烈，势必对顺畅自然地书写产生极大障碍。因为友人曾巩于元丰六年四月丙辰去世，患目赤病闭门不出的苏轼在坊间甚至出现了已经死亡的传言。眼疾直接影响到苏轼的书写创作，在获得友人寄赠的小字书法时，他直接称赞对方的视力，并自陈此时的书写笔迹粗略，平添一笑。
宋 苏轼 屏事帖
《屏事帖》中“计” 字中左下“口”字的黏连团块
《太白仙诗卷》中笔画间没有空隙，形成“堵塞布白”的字
随着目赤眼疾的恶化，苏轼书作中单个字的布白趋向随意，直至笔画黏连，字体形成布白空隙小而险的样貌，未见于之前治平、熙宁年间的书作。部分字的布白出现了堵塞，笔画间甚至没有空隙，且不合行书、草书笔意，形成了“堵塞布白”，笔画黏连成了一个团块。其中尤以书于元丰五年（1082）或稍晚的《寒食帖》中“寒”“黄”“重”“海”四字最具有代表性。笔画黏连产生的字在拓本中因为缺少墨色变化而成为难以辨识的一团，例如“君门深九重”中的“重”字，如不以诗意贯之，亦可释读为“垂”。这一面貌特征从未见于后世临习苏书的书家作品中，如金代的蔡松年、蔡珪，明代的吴宽，清代的翁方纲等。苏轼书写虽然具有随意性，但谪居黄州后目赤眼疾对字之布白的影响却不可忽视，是个人风格形成的影响因子，此后其结字布白更加随意，出人意表，展现出重“意”轻法的意味。
二、内障眼与苏轼书风的形成
（一）“金针”拨翳
苏轼自中年后患有内障眼（即白内障），在文集中留有《治内障眼》条，数条与治疗有关的文字被编入《苏沈良方》中，流传颇广。
元丰八年（1085）三月，张方平门下眼医王彦若以“金针”法为苏轼拨翳成功，白内障得到医治。从苏轼赠诗中可以切身感受到他重复光明的喜悦，诗句对于患白内障眼疾与进行“金针”手术的感受也进行了详实细致的描写，兹录全诗如下：
针头如麦芒，气出如车轴。
间关脉络中，性命寄毛粟。
而况清净眼，内景含天烛。
琉璃贮沆瀣，轻脆不任触。
而子于其间，来往施锋镞。
笑谈纷自若，观者颈为缩。
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
常疑子善幻，他技杂符祝。
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瞩。
形骸一尘垢，贵贱两草木。
世人方重外，妄见瓦与玉。
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
君看目与翳，是翳要非目。
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麦菽。
宁闻老农夫，去草更伤谷。
鼻端有余地，肝胆分楚蜀。
吾于五轮间，荡荡见空曲。
如行九轨道，并驱无击毂。
空花谁开落，明月自朏朒。
请问乐全堂，忘言老尊宿。
拨翳后的苏轼不仅立刻就可以书小字，书作中单字的布白得到了很好平衡，甚少出现如《屏事帖》（现藏台北故宫）中“计”字中左下“口”字的黏连团块。流传至今系年于拨翳当年与次年的墨迹书作，单字字径整体小于拨翳治疗之前，观者可以从一系列作品直观审视到书迹笔画交代清晰，笔画黏连情况减少，空隙整体较大，作品整体显得较为工整的阶段面貌。
宋 苏轼 李白仙诗卷
宋 苏轼 祭黄幾道文
遗憾的是，在古代拨除翳障后并没有人工晶体可供植入，亦没有现代眼科医学中的屈光矫正，实际生活中视力逐渐恶化、近距离视物困难是白内障患者们陷入的泥潭。苏轼拨翳后眼疾复发的情况可以从文集与墨迹中清晰地感受到。书于元祐二年（1087）的楷书墨迹《祭黄幾道文》与元祐八年（1093）的行书墨迹《太白仙诗卷》形成鲜明对比，即使有楷书、行书的规范之别，两作在艺术风格上也存在着较大区别。前者字口清晰，分间布白均匀，而后者不仅又出现极多笔画黏连的情况,“遗”“昆仑醉”等字又出现了前述《寒食帖》中笔画间没有空隙,“堵塞布白”的情况。需特别指出的是，行书墨迹《太白仙诗卷》不仅被视为与《寒食帖》比肩，是最能代表苏轼性情的书作之一，也是苏轼书作中的铭心绝品。
（二）尚“意”书风形成的促因
不同于唐代的长篇书论，北宋的书论多以论书诗的形式撰写，主张通过学养、识见，以及对“道”的把握去体悟书艺，不囿于书法的形式结构，追求意韵，确立了“崇古尚晋”的书学审美标准。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欧阳修（1007-1072）发展了唐代孙过庭的书法主张，提倡“学书为乐”；苏轼继之，实现了从“复古” 到“借古”的转变，他的诗句“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被视为北宋后期尚意书法的书论代表。此思想与“无意于佳乃佳”之论对中国书法的影响颇巨。目赤与白内障两眼疾是苏轼书写的阻力，但从艺术风格形成的宏观角度来看，反而成为一种助力；眼痛与眼花两个视觉障碍被勤于作书的苏轼以“无意于佳乃佳”的心态巧妙转化：不争一笔一画之准，以通篇自然的“意”“韵”打动人心，“得之心而书之纸”，使观者有着见字如面的感受。
书法上崇尚天真自然，与苏轼对文论的主张是相一致的：他在书法上“浩然听笔之所之”，在文学上秉持“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的态度，一显其率真性格。书法中的自然并非不学放纵可得，而是先通过“复古”师法前人，再力图实现从循规蹈矩到“忘 笔”而书的质变。在“忘笔”而书的过程中，目赤带来的疼痛与内障眼产生的昏花虽然造成一些笔画的黏连，却并未影响到苏轼写字作书的兴趣，其笔画愈发扎实，字迹向厚重方向发展，不再拘泥于法度小节，形成了鲜明的风格：雄秀苍劲，饶富天趣；以书于元符三年（1100）五月的《渡海帖（又名致梦得秘校尺牍）》为代表作。
宋 苏轼 渡海帖
存世苏轼的墨迹约五分之四为尺牍，是苏轼文学与书学主张的例证：这些随手拈来，信口而出，漫笔尽兴书写出来的尺牍，反映出他成功地在“有法”与“无 法”中探求得了一个平衡点，形成了举世公认的“自然天成”的书风，而眼疾则是此探求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促因。自元祐后期始，经绍圣、元符，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逝世，随着年岁的增长，苏轼书作整体有笔画变粗、字径变大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拨翳后视力衰退、近距离视物模糊的白内障临床表现。
余 论
苏轼书法自宋代即已经出现负面评价，至明清两代亦一直有着“墨猪”之谓。观赏了苏轼多件重要墨迹实物的明代书家董其昌指出：“（苏轼）每波书尽处，每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况墨法乎？”考虑到苏轼中晚年眼疾而造成书作笔画多黏连成团块，需要依靠墨的干湿浓淡变化表现笔画穿插，如果只是粗略审视则难以被理解与欣赏，故有很大可能是因此番原因才造成了书法史中“用墨精妙”与“如同墨猪”两个极端对立评价的形成。
苏轼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以此评价其书，亦颇为恰当。宋代不以书取士，因此士亦鲜以书名。总能笑对坎坷，乐观处事的苏轼，虽患有眼疾，但仍旧乐于书写、勤于书写，终成为书法史中一巍峨丰碑，引人赞叹、发人深省。
来源 ｜书与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