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2017年第134期（总 238期）文化动态 走好最后十里路
2017年《安顺城记》推进工作会在省文史馆召开
高守应提供
——钱理群
一、前一段工作的总结
在2012年10月25日《安顺城记》预备会上，我曾作过《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的发言，现在五年过去了，这件好事快要办成，进入了最后阶段。在2014年5月召开的《安顺城记》第三次工作会议讲话里，我还谈到，编写《安顺城记》是我2004年11月2 日清晨作的一个梦，后来就成了安顺朋友们共同的梦。那么，从做梦到梦即将实现，也已经经历了十三个年头。
但在刚开始时，大家并非没有担心，或者说心里还是没有底。我在2014年讲话里就提到两大担心：一是“以众人之手，立一家之言”的矛盾与困境；另一个是能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搞不好就变成“原先的地方志的一个现代白话翻译”。当时（2014年）计划是第二年即2015年就拿出全稿，结果拖到了今天，推迟了两年。这里有客观原因，也与我们的指导思想有关，即我们期待能较好地解决这两大矛盾，宁愿慢些，也要好些，以保证质量为重，使这部书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完稿，定稿的部分有103万字，达到全书的四分之三以上，我都全部看过。因此，现在可以对这部书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我在这里负责任地总结两点。
第一，许多专家、也包括我们自己原先最担心的“以众人之手，立一家之言”的矛盾，现在已经基本解决。整本书有一种统一性与完整性，浑然一体，而非各个条目的拼凑。许多集体写作难免的弊端，在我们这里得到了较好的克服。其原因，除了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构思，在各位作者的写作过程中得到有力的贯彻之外，主要是我们采取了一个措施，即由戴明贤先生、杜应国先生统稿。特别是应国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一字一句地读与改，核对资料，有的甚至重写，部分重写的更多。有了应国主刀，我也就放心了，最后审稿时也只能挑一些小毛病。可以说，这部《安顺城记》是“众人起草，最后完成于一人之手”。因此，在这里，我要代表编委会对应国表示感谢。
其二，经过多方努力，我们这部《安顺城记》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除了应国刚才在报告里谈到的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框架结构和独出新意的条目设置，以及挖掘、发现、运用了不少新史料、新观念之外，我们更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如多民族共同创造、乡绅与乡民共同创造的多元化的历史观；把民间，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创世想象写入历史；灵活变通《史记》的体例结构，将记传体与编年体、专史与通史有机结合；强调表达的文学性，等等。可以说，这是一部既有继承又有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地方史。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自信，也因此有了底气。我在北京向学术界的朋友介绍，都引起了很大兴趣，也有很高期待。
2017年《安顺城记》编撰工作推进会合影
高守应提供
二、要走好最后十里路
百里之行，我们走了九十里，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剩下的最后一段路程，绝不可掉以轻心。我经常对应国说，我们要看清楚：这是“最后一次”。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前有来者”，前人在修安顺地方志上作了许多工作，我们是集大成者；但我们很可能是“后无来者”：在我们之后，恐怕很难再集中这么多的人，花这么大的精力，来下这样的笨功夫。我们是仗着“天时，地利，人和”才干成的；我自己是准备以这部书来结束我的学术生涯的。在座的诸位，参与这部书的组织、写作、编辑的朋友们，以后恐怕也很难有机会再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参与民间修史了。而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也未必有兴趣做这样的事情了。正因为是“最后一次”，我们就得尽可能做得完美，做到问心无愧，不要留下什么遗憾。
这最后的十里路，主要做两件工作。
一是最后完稿、定稿。这更要有劳应国了。有些重要条目还要请专家审阅。
二是编辑、出版。因此今天把出版社的领导与有关编辑也请来了。今天上午我去看戴老师，谈到出版工作，我们都认为，要特别重视两点。一是校对。现在用电脑操作，很容易出现差错。如何保证校对质量，是个大问题。建议出版社能否安排最强的老校对来做这件事，必要时可以返聘真正有经验、负责任，又有精力的退休老校对；校对工作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小心小心再小心。其二是图片。这也是我们这部书的一大特色，我接触的专家都对此有很高期待。这方面要有统一的安排，要保证图片的质量，一定要做到精美。在这方面多花点钱也是值得的。我对编辑出版工作没有经验，应多听取戴老师、袁老师和应国的意见。
2017年10月15日钱理群先生到安顺指导《安顺城记》统稿工作，并与《文化安顺》编辑部编辑座谈。
高守应提供
三、谈谈出版以后的工作
这也有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工作。这方面文史馆、出版社和社科联都有经验，我就不多说了。
二是我想强调，并建议的是，要举办一次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在书出版半年多后召开。不仅是在本省范围，恐怕要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如果有可能还可以请香港、台湾的学者、外国学者参加，成为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点自信心。我深信，在当下中国学术界，大概很少有我们这样的既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创新性，又能沉潜下来，集五年、十年之功，作这样大的学术工程的。尽管现在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乡土文化，但像我们这样扎扎实实、真枪实弹干的并不多。我们提供的是高质量的干货、实货，也自然会有识货的。同时，我们也自知自己的不足，我们的眼界、学识也都有限。召开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可以更多地听取意见，是一个向全国、国际学术同行学习的好机会，也是扩大贵州、贵州学术影响的一个良机。
第三，我们这一次不仅开创了一个写地方史的全新模式，也开创了一个在政府支持下民间修史的全新组织方式。因此，我们还要认真总结经验，并把我们开创的研究模式、组织方式适当推广。这也是我要向这个项目的组织者文史馆方面郑重建议的，现在就要开始研究下一步如何在全省范围推广的工作，并且要具体落实下来。如果全省推广有困难，至少在贵阳、遵义这些重点地区先走一步。这是一件既适应当前发展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的需要，又恩泽后代子孙的功德无量的事，一定要紧紧抓住，尽可能做大做好。
最后，还有些后续性的工作。我在2014年会上已经提出，如何把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资源、教育资源的问题。在这方面，文史馆、出版社、社科联都可以做许多工作。上午我在和戴老师交谈中，就提出安顺社科联可以和安顺图书馆联合举办面向安顺市民和青少年的“安顺文化系列讲座”，请《安顺城记》的主编、总纂和作者依据自己所写的条目内容作通俗演说，以后还可以据此编成各种小册子，在市民和青少年中普及。今天我还带来了《安顺日报》社和《文化安顺》编辑部编的“微信公众平台精选本”《文化安顺》，他们所作的利用新媒体、新的传播工具进行安顺文化的普及工作，是极具启发性的，在这方面，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还有我在2014年提出的编写《安顺城记》纪念册的工作，也应该开始考虑，这或许也有助于此书的宣传。更长远的考虑，还有也是我上次提出的如何在编写《安顺城记》的基础上，“开创安顺学研究”的问题。我们这次编写《安顺城记》不仅出书，还出人才，带动、培养了一批地方史研究的骨干队伍。当然，大多数朋友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最后一次”；但我仍希望有一部分朋友能够坚持下来，写出自己的专著；更重要的是，要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参与这样的地方文化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工作。我这次在与《文化安顺》的青年朋友的有限接触中，就感觉到了年轻人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和潜力，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支持与引导。
以上所说，都属于我的胡思乱想，我自己也都参加不了。能否一一实现，更不敢妄想。
还是那句老话：我姑妄说之，诸位姑妄听之吧。最后，还要对文史馆、社科联、出版社的领导和朋友表示感谢。没有文史馆，特别是顾久先生的全力支持与领导，我2004年11月2 日清晨的梦，恐怕直到现在也还只是一个梦而已。
2017年10月20日整理
从左至右：戴明贤先生、钱理群先生、袁本良先生、杜应国先生
·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离开北京，前往贵州，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与吴福辉共同担当）。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