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手书墓志《田行墓志》欣赏
《田行墓志》第一砖
砖长33.5厘米，宽34厘米，厚5.2厘米，字径1.5厘米至1.9厘米。第一砖凡22行，满行21字。第二砖凡16行，满行18字。楷书，有墨书界格。笔者不揣浅陋，兹据墨迹迻录并考释志文如下：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一、 墓志录文
大唐田府君墓志铭并序
长子法惠，不言而信，恭以远耻。仲子法明，洞晓章程，解褐任东都西市府。辞班逮养，惟兄惟弟之孝；叩地无从，陟岵陟屺之哀。号天罔极。灵金忝为义息，恸感缠怀，方申如子之诚，以答敬亲之礼。遗令薄葬，马腊封之，谨勒黄金之词，以彰白玉之莹。其词曰：
忠孝天性，礼义仁纲。有典有则，如珪如璋。学包江海，操履冰霜。令德伊茂，休名有光。其一
羡矣淑媛，作嫔明哲。察量盛德，虔仪不缺。四德早闻，三从有节。一匣双剑，九泉同穴。其二
故都西市令息振威副尉行汝州龙兴府别将护军吏部常选陈涉书。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田行及其曾祖田宝，祖父田祯，父亲田邻，均不见于史载。较为重要的是，田宝、田祯、田邻三人的履历中均有明确的纪年或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与史料互为印证，试分别浅述如下：
曾祖“田宝，随文帝开皇九年，平陈国，拜定远将军、华州刺史。”
按《隋书·卷二·高祖下》载：开皇九年（589）春正月“丙子，贺若弼败陈师于蒋山，获其将萧摩诃。韩擒虎进师入建邺，获其将任蛮奴，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合州三十，郡一百， 县四百。”田宝于开皇九年参加的平陈之战可与上述史载互为印证。隋文帝杨坚代周之后，平陈之前，曾吸收了大量的地方豪强武装作为军队的补充，谷霁光先生在其《府兵制度考释》一书中有专门的阐述。如清河人张奫家于淮阴，在北周时即拥有乡里势力和豪侠子弟，隋文帝为大丞相时，授以大都督，领乡兵，后迁骠骑将军。庐江人樊子盖，历仕北齐、北周，隋初授以仪同，领乡兵，后参与平陈战役，位至左武卫将军等。田宝，在平陈之前未有任何的职官履历记载，由此是否可推测，他当时手下或也拥有一定数量的乡兵和部曲，后归附杨坚参与平陈，并最终以战功授定远将军、华州刺史。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按《隋书·卷五·恭帝》载：大业十一年（615）“从幸晋阳，拜太原太守。寻镇京师。义兵入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奉帝纂业。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于大兴殿。”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先是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带兵进入长安，并拥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义宁二年（618）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弑隋炀帝杨广于扬州江都宫，五月李渊受禅即帝位建立唐朝。田祯拜为谏议大夫的时间当在义宁二年五月之前，而其辞禄不仕，隐于太少二室，或可从侧面印证当时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在李渊代隋自立已成路人皆知的情形之下，对于忠于隋王室，不愿仕唐的田祯来说，归隐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其子田邻，与其父一样，亦不泯其忠节，在唐朝建立后的二十八年，仍旧坚守不仕，正如志文所言：“太宗皇帝贞观廿二年，有制棱杨，拜散骑常侍，佯狂不仕。”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撰文者南阳张灵金，为田行义子，其人不见史载。从其所署的职官身份来看，在他撰写该墓志之时，还没有获得朝廷授予的实际官职。将仕郎为文散官，从九品下阶。轻车都尉为勋官，从四品上阶。而“吏部常选”，应该是其获得的一种特定身份。即《全唐文》卷九六五《请定科目选官事例奏》中：“如有出身及正员官，本是吏部常选人，则任于吏部不限选数。”所谓的“吏部常选人”，进一步讲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那些已经通过礼部考试，进士及第获得出身后，还需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才能获得实际官职的士子。第二类是指已有官者，罢官满选后，也必须赴吏部考试，合格后方能继续授官的人，即正员官。张灵金便属于第一类的“吏部常选人”。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关于“吏部常选”的定义，迄今还有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将“常选”等同于常选之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常选”就是一种身份和资格，这种看法以日本学者杉井一臣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常选”具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广义的“常选”，包括现任官和前资官在内的出身获得者；一是狭义的“常选”，指特定的官员身份，即：虽经各种途径获得出身，但未能在吏部、兵部的诠选中取得合格资格的人。这种常选的资格高于散官，而获得散官并不等于获得了对应吏部诠衡的资格。杉井一臣对于“常选”广义、狭义的划分，较为合理，但他认为狭义的“常选”，指特定的官员身份，该说法似有失严谨，“常选”仅仅只是一种特定的身份，并非特定的官员身份。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
继东都西市令之后，陈涉所担任的职事官为七品的“行汝州龙兴府别将”，所领武散官为振威副尉，从六品下。按《旧唐书·职官志一》载：“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 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 也就是说以比较低的散官阶，充任较高阶品的职事官，谓之“守”，而以比较高的散官阶，充任较低阶品的职事官，谓之“行”折冲府是唐代府兵制的基层组织，府兵制，起源于魏晋，历经南北朝和隋，至唐太宗时期达到鼎盛，驻扎于各地的府兵，对内上番负责京城的宿卫，对外可机动调遣进行征伐，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新唐书·卷五十·兵》载：“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但自太宗朝之后，高宗，武周时期，“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府兵疲弱，不堪所用，最终名存实亡。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按《新唐书·地理二》载，汝州临汝郡，有县七：梁、郏城、鲁山、叶、襄城、龙兴、临汝。府四：龙兴、鲁阳、梁川、郏城。按照唐代折冲府因地定名的原则，龙兴府应设置在龙兴县境内，又龙兴县为证圣元年，分郏城、鲁山置武兴县而来。武周时期为了拱卫东都的需要，于郑、汴、许、汝、卫等州增置特种府。《文苑英华》卷四六四《废潼关雍洛州置开郑汴许卫等州府制》载：“郑州、汴州、许州可置八府，汝州可置二府，卫州可置五府，别兵皆一千五百人。”龙兴府的设置或正在此时，只是武周时期并不叫龙兴而叫武兴而已，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有待新出墓志材料的左证。另外，龙兴府别将职官七品，而陈涉所领勋官为从三品，由此亦可间接反映出唐代自高宗以来折冲府授勋多滥的流弊。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四、书法价值
唐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历代帝王的重视，书法创作实现了极大的繁荣。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独尊王羲之书法，以帝王之尊，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举国上下，无论达官显贵还是黎庶百姓，莫不以临习王羲之书法为风尚。而在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以及吏部的官员诠选中，书法均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科举之目中就有书学一科，以书取士，“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又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纵观陈涉的书法，虽然部分字体笔划稍有瑕疵（或因是在砖上书写，用笔不如在纸上爽利，故有涩滞之感。）但确属楷法遒美之类。其结体开张，妍丽俊秀，舒展挺拔。用笔潇洒，徐疾有致，沉实遒劲。笔划犀利明快，提按分明，弹性十足，点画与点画之间不时有行书兰亭的笔意，使转流露砖上。字体深受褚河南《圣教序》的影响，字形清爽有张力，字内空间疏通有生气。整体来看，书者深受二王以及褚遂良的影响，整体呈现出不偏不倚，不激不励，文质彬彬的中和雅正之美，其中庸合度的风神完全脱胎于王羲之书法，代表了初唐以来流行的书风，章法上虽偶有随意不羁的流露，但却更显血肉生趣，虽千载下，唐风扑面。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迄今为止，关于唐代书法的研究，大多都聚焦在有代表性的唐代书法家身上，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盛唐的李邕、张旭、颜真卿，中晚唐的柳公权等人，还有大量的不知名书法家，拘于可资参考材料的限制，而很难对他们有一个微观深入的认识。尽管有大量的墓志出土，书者除了上述部分著名的书法家之外，大部分也都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且碑志经过刻手的二次加工，已很难完整反映出书者真正的书法风貌，只能如启功先生所说的“透过刀锋看笔锋”，所以唐人直接书写在砖上的这类墨迹墓志便显得弥足珍贵。这些墨书墓志应该是除了传世的唐代名人真迹，唐人写经之外，最需要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书法作品，对于立体呈现唐代的书法创作有着至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作者简介
张驰：自署仰澍斋。从事IT工作，金石爱好者。偶作小文，散见于《金石研究》、《陇右文博》《青少年书法杂志·青年版》《敦煌研究》《文献》《书法丛刊》等。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