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德舜：宋代笔记中的唃厮啰家族文献研究丨202107-120（总第1735期）
感谢齐德舜老师赐稿
原文载《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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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德舜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1
作者简介：齐德舜（1975- ），山东昌邑人，民族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河南大学教授、校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史。
宋代是笔记文体发展的成熟期，由于写作方式随意，内容包罗万象，笔记写作在宋代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笔记成为宋代文人最为常用的一种文体，举凡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人物典故、医药养生、琐闻轶事、养殖耕作、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等均在其列，占据西北并建立青唐吐蕃地方政权的唃厮啰家族亦频繁出现于宋人笔记之中。学术界从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关注宋代笔记中有关唃厮啰家族的相关文献资料，有的学者将宋代笔记中的吐蕃文献予以辑录[1]，有的学者则以宋代笔记中的唃厮啰家族文献为基础深化宋代吐蕃研究，取得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成果。[2]然而，相对于宋代笔记中大量唃厮啰家族相关的文献资料，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仍显得十分寥落，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本文将尝试对《全宋笔记》所收录的500余种宋代笔记所涉及到的唃厮啰家族文献进行一次系统和全面地研究，力求最大限度地展现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唃厮啰家族文献在宋代笔记中的分布与分类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年仅12岁的唃厮啰被河州商人何郎业贤带到河州，由于赞普后裔高贵的身份，唃厮啰被宗哥李立遵和邈川温逋奇尊立为赞普，建立吐蕃地方政权，“于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温逋奇略取厮啰如廓州，尊立之。部族寝强，乃徙居宗哥城，立遵为论逋佐之。”[3]唃厮啰政权的建立结束了唐末至五代以来河湟吐蕃动荡的政治局面，牢牢占据西北一隅，成为北宋时期在西北地区牵制西夏的重要力量。有宋一代，唃厮啰家族竭力维系“青唐路”的畅通，派兵保护和护送过往客商，不仅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且使青唐城成为北宋与中亚联系的重要枢纽。唃厮啰家族通过贡赐贸易和茶马互市加强与中原内陆的联系，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交流。唃厮啰家族巨大的影响力自然成为宋代文人墨客关注的重要目标，宋代文人将听到、看到、想到、接触到的唃厮啰家族如实记录于自己的笔记中，成为宋代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做为宋代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宋代笔记条列式的撰写特点，条列式的书写形式则决定了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的分布广泛而分散。在《全宋笔记》所收录的500余种笔记中，《青唐录》和《曾公遗录》（卷七、卷八、卷九）为集中记录宋代吐蕃的两本笔记，包含大量唃厮啰家族文献，《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是沈括专门为唃厮啰家族所撰写的一篇综合性文献，涉及到唃厮啰家族的世系传承、唃厮啰政权的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的文献均为条列式，仅涉及唃厮啰家族某一个或两个方面。具体分布如下：
这22种宋代笔记中的唃厮啰家族文献侧重点各有不同，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唃厮啰本人及家族世系传承：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有的直接涉及唃厮啰本人，其中包括专门对唃厮啰及其长孙木征人名进行释疑的《梦溪笔谈》；对唃厮啰身世进行考证的《东轩笔录》、《演繁录》、《履斋未儿编》。还有一部分文献涉及到唃厮啰家族后裔，如《梦溪笔谈》分别提及唃厮啰三子瞎毡、磨毡角、董毡及唃厮啰长孙木征的生平事迹；《夷坚志·夷坚支丁》卷6《成都赵郡王》记载了唃厮啰家族后裔赵怀恩迁居成都之后的琐闻轶事；《孔氏谈苑》记载了唃厮啰长孙木征于熙河之役中兵败并投降的历史史实；《邵氏闻见录》提及唃厮啰家族的败亡经过等等。
唃厮啰政权的内政与外交：唃厮啰政权作为北宋时期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吐蕃地方政权，这一政权的建立与沿革成为宋代文人笔下重要的素材，其中有涉及唃厮啰政权建立与沿革的《梦溪笔谈》、《铁围山丛谈》、《东轩笔录》；涉及唃厮啰政权风俗习惯的《清波杂志》、《青唐录》、《渑水燕谈录》、《能改斋漫录》；涉及唃厮啰政权经济的《邵氏闻见录》；涉及唃厮啰政权与西夏及中原王朝关系的《东轩笔录》、《儒林公议》、《东原录》等等。
刘涣出使青唐城：宋仁宗时期，刘涣被派往青唐联络唃厮啰并以自己“才略，尚气不羁，临事无所避，然锐于进取”[4]的才干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称得上当时一位出色的外交使者。做为北宋时期汉族和吐蕃友好往来的使者，刘涣撰写并绘制了《西州地图》和所经行程地理，密切了中原内陆与河湟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正因如此，刘涣出使青唐城的事迹被作为重要素材写入多位宋人的笔记之中，其中包括《渑水燕谈录》、《东轩笔录》、《儒林公议》、《梦溪笔谈》、《清波杂志》等，这些笔记成为研究北宋时期中原内陆与唃厮啰政权之间交往以及汉蕃之间友好往来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都谷战役：三都谷战役作为唃厮啰政权初期与北宋王朝最重要的战事之一数度载入宋人的笔记之中，其中包括《梦溪笔谈》、《邵氏闻见后录》、《东轩笔录》、《儒林公议》等等。
西北边将：宋代笔记中还包含有一些西北边将任职西北时期的琐闻轶事，这些边将在西北任职期间均与唃厮啰家族有直接或间接交往，这类笔记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唃厮啰家族，但是也应该纳入到唃厮啰家族类的笔记当中，其中有关于曹玮的《涑水记闻》、《墨客挥犀》、《东斋记事》、《能改斋漫录》等等；关于王韶的有《清波杂志》、《东轩笔录》、《萍洲可谈》、《容斋随笔》、《曲洧旧闻》、《吕氏杂记》、《扪虱新话》等等。
二、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的史学价值
由于唃厮啰家族地处边疆，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从而导致正史对唃厮啰家族的记载存在漏载失载、年代颠倒、前后矛盾、史实不清、语焉不详等诸多问题，宋代笔记中的唃厮啰家族文献资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史之不足，又可以对正史中的资料进行追本溯源和辨误纠缪。
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的部分文献为其它文献所不载，这些文献可以解开宋代唃厮啰家族研究的很多谜团。以唃厮啰家族后裔益麻党征为例，益麻党征清译为尼玛当津或尼玛丹怎，唃厮啰兄长扎实庸咙曾孙，降宋后赐姓名赵怀恩，“君旧名尼玛丹怎。宣和间，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内属请赐于朝，赐姓名赵氏名怀恩，留京师。”[5]赵怀恩后来逃难至四川成都，曾向宋朝政府提出返回故土，“臣弃离部族、田宅，驱携老小前来川中，蒙宣抚司将臣请受，尽行细折川钱，念臣纳土归朝，全家失所，乞将臣请受依故兄例送下宣抚司放行。”[6]但是宋朝政府并没有同意让赵怀恩返回，而是就地安置于成都，“诏：熙州观察使特差充都总领河南蕃兵将、陇右郡王赵怀恩可改授鼎州观察使，添差成都府兵马钤辖，不厘务，成都府驻扎。”[7]
赵怀恩此后一直定居于成都并最终葬于成都，对于他在成都期间的所作所为史载阙如，未见详细记载，洪迈的《夷坚志》支丁卷6提供了赵怀恩定居成都之后的重要资料。赵怀恩定居成都后将大慈寺四讲院据为己有，造成大慈寺院内院外怨言颇多，“天资桀横，占大慈寺四讲院屋宇，併居之。历年既多，殊为一邦患苦。”[8]占据大慈寺的赵怀恩与保福禅院僧人智则相交甚厚，“寺内保福禅院西堂僧智则，尝住持合州钓鱼山，道行清高，独与之厚，盖无日不往来，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9]智则是一位得道高僧，他称可以代赵怀恩死，条件则是赵怀恩离开占据的大慈寺四院，“有游士妙於命术，谈人死生祸福若神，谓赵君九月生日后必死。时方仲春，赵恐甚，邀智则语其故，祷之曰：'师方外尊宿，视寂灭如梦觉，能代我一死乎？’则笑曰：'何足为难，但我却有所请，能相听则可耳。’赵问：'欲何言？’曰：'郡王久据四院，殿堂像设，日就隳颓，讲席由兹殆废，吾实弗忍。傥能卜徙外第，而还以畀群僧，吾虽死不异。’”[10]赵怀恩听从智则的劝说搬离大慈寺，大慈寺恢复往日的香火，“赵许诺。即日，於城外山东郭建宅，而捨其故居。后七日，四院僧辈集阖府缁流，严备香火迎则公斋于水陆院。食讫，升座举扬般若，具道所以代死之意，奄然而化。赵为主丧事，素服举龛，焚火于大智寺塔下。是岁赵无恙。”[11]此事虽然过于荒诞，但是从侧面反映了赵怀恩定居成都后依然保持着吐蕃“尊释氏”[12]的传统习俗。
赵怀恩于乾道六年（1170年）去世，赵怀恩去世之后因家中清贫无钱安葬，宋朝特许安抚司拨钱二千贯给赵怀恩之妻以安葬赵怀恩，“诏：故陇右郡王赵怀德（恩）家于成都府，安抚司拨赐钱二千贯，以怀德（恩）妻自陈家贫，夫未葬也。”[13]对于赵怀恩之死因，李石所撰墓志铭称被诬入狱而死：
已而言者伏辜，君自此绝口不言兵，而专意于浮屠、竺干之书矣。……所得赐赉，前后散施，事佛给贫，余则奉宾。道涂无虚日。有不愿于君者曰：“是羌儿种习，结客将何为？且高官厚俸安用？”欲稍裁制减削，至诬以狱。乃愤愤卒。[14]
但是赵怀恩因何事而被诬入狱，李石并未提及，《夷坚志》提供了赵怀恩死因的另外一种说法：
明年，曹庭坚待制帅蜀，赵贵倨自若，肩舆驺呵，径造厅上。曹怒曰：“钤辖於制置使有阶级，安得犯军礼？”立命武卒擒赴直司，旋荷系于狱。揭牓求其宿愆，不数日，士民交讼纷纷。得其自直兵前后死亡者四百辈，悉不落名而冒请粮帛。遂併捕其二子鞠实，计赃不赀，父子皆毙於狱中。距智则之死才一年。饶州安国长老了详者，盖嘉州人也，谈此异。予谓死而可代，则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15]
从这段记载可见，赵怀恩入狱的原因是他桀横倨傲，贪赃暴虐，这与李石撰写的墓志铭所记载完全不同。李石所撰墓志铭是应赵怀恩之子赵宁国之邀而撰，其目的是褒扬并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一日君之子威州兵马监押赵某以状来告，曰吾父死，朝廷遣中使宣谕给钱百万以葬，父子兄弟世蒙国恩，外固可略，而内不可无书。”[16]正因如此，李石为赵怀恩所撰墓志铭的主基调是扬其善而隐其恶，洪迈的《夷坚志》则秉笔直书，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的赵怀恩。洪迈的这篇《成都赵郡王》成为研究唃厮啰后裔赵怀恩的一份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再如对于唃厮啰政权建立之初与北宋曹玮之间的三都谷战役，三都谷战役是唃厮啰政权建立初期李立遵与曹玮之间发生的一场重要战役，这次战役最终以李立遵的惨败而宣告结束，并直接导致了唃厮啰政权的第一次分裂，“既而河州、洮兰、安江、妙敦、邈川、党逋诸城皆纳质为熟户。”[17]然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的战役，无论是《宋史·吐蕃传》抑或《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记载得过于简略，更注重战役的结果而忽略战役之经过，如《续资治通鉴长编》：
曹玮言：“宗哥唃厮啰蕃部马波叱腊、鱼角蝉等，率马衔山、兰州、龛古、毡毛山、滔河、河州兵三万余人入寇，至伏羌寨三都谷，即领兵击败之，逐北二十余里，斩首千余级，生擒七人，获牛、马、杂畜、器仗、衣服三万三千计。马波叱腊等遁去”[18]
《宋史·吐蕃传》记载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大致相同，只记载了三都谷战役李立遵骄恣极甚，指挥失误，曹玮深谋远虑，以逸待劳，最终曹玮大获全胜。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则还原了战役的具体过程，提供了双方胜负原因的另外一种解释。《东轩笔记》认为李立遵所率领的吐蕃军队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军备不足，特别是武器匮乏是重要因素，“时曹玮以引进使知秦州，领骑卒六千，守伏羌城。闻贼已过毕利城，玮率诸将渡渭逆之，遂合战于三都谷，贼军虽众，然器甲殊少，在后者所持皆白搭毛连，以备劫虏而已。玮知其势弱不足畏，欲以气凌之，自引百骑穿贼阵，出其后，升高指挥，军中鼓噪夹击，贼大溃，斩首三千级。”[19]吐蕃军队兵器缺乏并非偶然，北宋政府对兵器实行严格的管制，弓箭和兵器一律不准外运，西凉蕃部尚样丹曾请求购买一批军事装备，最后只能由宋真宗特批渭州办理，“西凉蕃部样丹求市弓矢归蕃，有司旧例：弓矢兵器不入外国，帝以其宣力西陲，委以捍寇，特令渭州给赐，仍别赐其酋厮铎督。”[20]武器匮乏大大影响了吐蕃军队的战斗力，也最终决定了三都谷战役的胜负。
唃厮啰政权建立之后，唃厮啰深知佛教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从一开始就大力发展佛教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宋史·吐蕃传》载唃厮啰推崇“尊释氏”的宗教政策，但是对唃厮啰政权治下西北吐蕃的宗教状况并无详细记载，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成为研究唃厮啰统治时期西北佛教信仰的重要源泉。
从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可以看出，唃厮啰统治时期僧人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在日常政务的处理当中，唃厮啰充分利用僧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使自己的政令打上了至高无上的宗教印记，“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21]甚至在吐蕃军队中也有僧人参与指挥作战，“上马出城，望见虏阵有僧奔马往来于阵前检校，玮问左右曰：'彼布阵乃用僧邪？’对曰：'不然。此虏之贵人也。’”[22]另一方面，唃厮啰定居青唐城之后，在青唐大建佛寺，青唐城逐渐成为河湟地区吐蕃部族的佛教中心。李远的《青唐录》对青唐城的佛教特色记载得非常清楚，在唃厮啰处理政事的大殿中建造佛像，“傍设金治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23]在青唐城的正南方建有祭天的神坛，“有坛三级，纵广亩余，每三岁冕祭天于其上。”[24]青唐城中居住着大量的僧侣，“城中之屋，佛舍居半”。[25]
从宋代笔记的记载来看，唃厮啰政权治下的僧人享有很多特权，其中包括法律豁免权，即僧人犯法可以不受法律惩处，“僧丽（罹）法无不免者。”[26]即使是世俗人触犯法律，只要是出家为僧尼，同样可以免予制裁。唃厮啰政权的的继承者瞎征在宋军大兵压境之时，曾经到城西佛舍出家，其原因就是“蕃俗为僧尼者例不杀，瞎征但欲逃死耳。”[27]唃厮啰治下的僧人另一个重要的特权就是僧人可以在唃厮啰政权辖区内自由通行，并且有人提供饮食，“蕃法，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28]正是基于这种特权，刘涣奉命出使青唐城时即化装成僧人才得以顺利到达并完成使命，“涣乃落发僧衣以行。”[29]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同样是基于僧人自由通行特权的考虑，降宋的蕃官化装成僧人前往青唐城传递情报，“乃以腊封书，伪髠蕃官嘉木灿、伊实费赫，置腊封于衲衣中，遣间道，令四日至青唐。”[30]
再如刘涣出使青唐城的路线，李焘所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吐蕃传》均记载刘涣先出古渭州再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然后顺黄河经廓州，最后到达青唐城，“涣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抵青唐城。”[31]这一出行路线其实完全照抄于沈括所撰之《梦溪笔谈》，“屯田员外郎刘涣献议通唃厮啰，乃使涣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至青堂，见唃厮啰，授以爵命，自此复通。”[32]还有刘涣数日难以进食仅依靠“风药”数粒维持生存，“初，涣之奉使也，或数日不得食，于佩囊中得风药数粒咀润咽喉。”[33]刘涣西行路途艰难之记载都为其他文献所不载，成为研究宋代汉蕃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辨误
由于宋代笔记作者信息来源差异和撰写时侧重点不同，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以讹传讹的错误记载，甚至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出现详略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对这些错误记载或者相互矛盾的笔记需要依靠多种文献仔细甄别和鉴定。
仍以刘涣出使青唐城事件为例，刘涣出使青唐城是宋仁宗时期联合唃厮啰政权牵制西夏政权的重要事件，因此备受宋代文人墨客的关注并纷纷将此事件记入自己的笔记之中。宋代笔记涉及刘涣出使青唐城的共计有五种，分别是《梦溪笔谈》、《清波杂志》《渑水燕谈录》、《东轩笔录》、《儒林公议》，这些笔记对于刘涣出使青唐城的记载有力地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然而，这些笔记对刘涣出使的记载也存在着明显地讹误与自相矛盾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在使用过程中仔细甄别与鉴定。
在刘涣出使青唐城的时间上部分笔记出现明显偏差，《清波杂志》共计两次提及刘涣出使青唐城的时间，一次为宝元年间，“宝元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唃厮啰，番中不识称朝廷，但言“赵家天子及东君赵家阿舅”，盖吐蕃与唐通姻，故称“阿舅”，至今不改。”[34]另外一次则记载为康定二年（1041年），“康定二年，刘涣奉使入西羌，招纳唃厮啰族部。”[35]《东轩笔录》将刘涣出使时间记为宝元二年（1039年），“宝元二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涣自古渭州抵青塘城,始与唃氏遇。”[36]《儒林公议》认为刘涣出使是在康定初年，“康定初，元昊扰边，官军覆没。屯田员外郎刘涣抗章请使唃氏，令率众击元昊，以分兵势。”[37]
刘涣出使青唐城最主要的原因是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朝上下为之震惊，宋仁宗派左侍禁鲁经出使历精城联络唃厮啰合击西夏，唃厮啰出兵四万五千人进攻凉州，最终无功而返，“唃厮啰西徙，中阻瓦川城，不复通中国。仁宗遣左侍禁鲁经，自古渭川抵历精城，加厮啰保顺节度、邈川大首领，使背击元昊。厮啰出兵四万五千袭凉州，守将遣兵御之，不得进，杀游逻数十人，声言图再举，然卒不能也。”[38]宝元二年（1039年）六月，鲁经自历精城返回，宋仁宗加封鲁经为閤门祇候，“左侍禁鲁经为閤门祇候。经使唃厮啰还，特擢之。”[39]
唃厮啰被击败之后，西夏李元昊开始发动对北宋的大规模进攻，宋军屡战屡败，数位边将被西夏捕杀或俘获，西北战局日趋紧张。北宋政府面对西北战场的危局一筹莫展，在朝廷上下展开激烈地讨论。吴育提议应该再次派人联络唃厮啰以对抗西夏，“募机辨有胆略者，使多方招诱，莆离其党，此伐谋之要也。若经唃厮啰及他蕃部，亦密谕以朝廷之意，使并力以攻，均其恩赐，同其功利，以情料之，无不听命者。”[40]石延年亦提出同样建议，“宜募愿使其国者，护发其兵，如有功，则加以王爵，置榷场，许市易羊马以通货财。”[41]北宋朝廷上下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即再次派遣使者联合契丹、吐蕃、回鹘等周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制服西夏，唃厮啰政权成为首选。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仁宗于便殿召见曾出使过青唐城的鲁经，欲派鲁经再次出使青唐城，说服唃厮啰出兵击元昊，从而减轻西夏对北宋的军事压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鲁经宁愿被降职也拒绝再次前往青唐城，“经辞不行，甲申，降为右（左）班殿直，落职，监吉州税。”[42]在这种情况下，屯田员外郎刘涣应诏出使青唐城。刘涣奉命出使时，所带一份宋仁宗诏令，这份诏令现存《宋大诏令集》，其中明确标注时间为康定元年二月庚£，诏令全文如下：
谕邈川首领唃厮啰诏康定元年二月庚口
朕以昊贼猖獗，侵惊边隅，卿累世称藩，资忠効顺，高牙巨节，保我西陲，愤兹丑羌，尝议讨伐，所宜早兴师旅，往袭空城，乘彼未还，据其根本，父子竭力，殄灭凶渠，今也其时，几不可失，待诏到日，刷领手下军马，径往贼界，同力剪除，如能成功，当授卿银、夏等州节制。宣令腹心人以起发日，关报缘边经略安抚司，以凭举兵应援。仍赐对衣带、绢二万匹。[43]
刘涣从青唐城返回的时间是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随即被委任为秦陇路招安蕃落使，“屯田员外郎刘涣直昭文馆，为秦陇路招安蕃落使。”[44]从出发到返回经历一年多的时间，符合当时的交通条件。由此可见，刘涣出使青唐城的确切时间应该为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清波杂志》和《东轩笔录》的说法均是错误的。
刘涣出使青唐城联合唃厮啰合击西夏李元昊，是否达到最初的目的呢？几种笔记记载亦不尽相同，甚至于大相径庭。一种观点认为刘涣不辱使命，达到了联合唃厮啰的目的，如沈括就认为刘涣出使之后唃厮啰与北宋重新建立联系，“见唃厮啰，授以爵命，自此复通。”[45]《渑水燕谈录》亦持同样之观点，认为刘涣出使青唐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上书请行，间道驰至青唐城，谯唃氏。皆顿首悔谢，请以死扞边。因尽图其地形，并誓书还奏。”[46]《东轩笔录》也认为刘涣完全达到了出行的目的，自此之后唃厮啰很好地完成了牵制西夏元昊的任务，“涣自古渭州抵青塘城，始与唃氏遇，涣为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统爵命授之，俾掎捔以攻元昊。厮啰谢恩大喜，请举兵助中国讨贼，自此元昊始病于牵制，而唃氏复与中国通矣。”[47]
田况所撰之《儒林公议》则认为刘涣出使并未达到目的，甚至是无功而返，“自秦州踰四旬方达唃氏，所经道路艰危，非货不行。既见，倨慢，殊无外臣之礼，逼涣拜之。加以言语不通，朝旨不能悉达，徒捐金缯数万而还。议者以谓唃氏危窘，自固不暇，岂能为朝廷困元昊哉？涣策疎矣。”[48]
从多种文献的记载来看，刘涣此行应该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宋仁宗交给的任务。刘涣历尽艰辛到达青唐城之后，唃厮啰给予刘涣以高规格隆重接待，“涣至，厮啰迎导供帐甚厚，介骑士为先驱，引涣至庭。”[49]刘涣向唃厮啰宣读宋仁宗诏书之后，唃厮啰不仅与刘涣商讨了双方联合对夏作战的事宜，而且明确表示要坚决抵抗西夏，托刘涣给朝廷带去“誓书”并献上河湟地图以表达自己对宋朝廷的忠心，“唃氏大集庭帐，誓死遁边，遣骑护出境，得其誓书与西州地图以献。”[50]正是因为刘涣出色地完成了联合唃厮啰的任务，宋仁宗特意委任刘涣为秦陇路招安蕃落使，“壬午，屯田员外郎刘涣直昭文馆，为秦陇路招安蕃落使。涣还自青唐，得唃厮啰誓书及西州地图以献，故有是命。”[51]加封刘涣的同时宋仁宗还同时加封唃厮啰为河西节度使等职，“可特依前检校太保、使持节洮州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保顺河西等军节度、洮州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52]对刘涣和唃厮啰的封赏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刘涣出使达到了联合唃厮啰的目标。
再如《梦溪笔谈》一段关于瞎征的记载：
董毡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铖星子之也，与木征不协，其舅李笃毡挟瞎征居结河，瞎征数与笃毡及沈千族首领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乡城。[53]
《梦溪笔谈》的这段话在人物关系上可谓错误百出，首先，宋代各种文献均记载瞎征为阿里骨之子而非李铖星之子，亦非董毡之甥，绍圣三年（1096年）阿里骨去世之后，瞎征承袭为青唐吐蕃政权的第四任赞普，次年，北宋政府正式承认瞎征的地位，“正月，授瞎征节度，去秋，阿里库（骨）卒，子瞎征嗣立，至是加封”[54]。其次，李铖星又名李提克星，为唃厮啰长子瞎毡之岳父，“瞎毡居龛谷，屡通贡，初授澄州团练使，后迁奖州。既生木征，在入秦州，过伏羌蕃部李提克星，见其女，欲之，提克星曰：'吾女已嫁，弃夫归。今妻汝，夫闻之必怨，恐其仇我。汝今还，以兵来劫我可也。’瞎毡从之。遂举兵逆其女以归，生瞎智及瞎乌叱。”[55]其三，李笃毡，又名李都克占，并非瞎征之舅而是瞎毡之舅，为木征手下重要吐蕃将领，李笃毡后来因与瞎约产生矛盾遂率兵将木征驱逐至安乡城，后来木征设计将李笃毡杀害，《梦溪笔谈》认为是瞎征与李笃毡联合驱逐木征至安乡城与事实不符，“瞎毡舅李都克占与瞎约争班，瞎约以妺妻木征，木征右瞎约，都克占怒曰：尔以妻为亲，以父为疏耶？遂举兵攻木征，木征徙安乡城，伪与都克占和，逐杀都克占。”[56]
除此之外，还有《演繁录》对唃厮啰之父名字的描述，“唃厮啰之父名钱通，乃赞普也。”[57]从种藏文古籍考证来看唃厮啰之父为赤德，并非钱通。[58]还有《夷坚志·成都赵郡王》中的赵郡王，洪迈认为是陇拶，即赵怀德，“青唐羌唃氏之孙陇桚，崇宁中归京师，赐姓名曰赵怀德，拜节度使，封安化郡王。”[59]前文已经述及，迁居成都并被称为成都赵郡王的是陇拶之弟益麻党征，赐姓名赵怀恩。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南宋派钱盖为陕西经制使前往寻找唃厮啰家族后人以立之，钱盖奉命寻访到的正是益麻党征，“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为国人信服，傥封立之，必得其力。”[60]于是，宋朝赐益麻党征措置湟郡事，“复立青唐之后益麻党征为其国主，赐姓名曰赵怀恩。”[61]
笔记文体虽然相对自由松散，然而大部分宋代笔记作者在撰述时仍然有所考据，并非纯粹之道听途说，这就使得宋代笔记整体上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宋代笔记唃厮啰家族文献做为宋代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宋代笔记“补史阙”的重要特点，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成为研究宋代唃厮啰家族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另一方面，由于唃厮啰家族地处西北边疆，远离权力与政治中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听途说和信息不畅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得宋代笔记中的唃厮啰家族文献出现相互矛盾、张冠李戴、错误讹误等问题，需要在使用过程中进行甄别与鉴定。
注 释
[1] 李远的《青唐录》由孙菊园从《说郛》中辑出并刊载于《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曾布的《曾公遗录》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吐蕃文献由汤开建和刘建丽辑出，收录于《宋代吐蕃史料集》（二）（汤开建 刘建丽：《宋代吐蕃史料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2] 汤开建在《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及其地域分布》一文中利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曾公遗录》等宋代笔记考证了唃厮啰统治时期裕勒萨族、张香儿族、多罗巴族的居地与迁徙；汤开建在《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佛教信仰》一文中利用《清波杂志》、《谈苑》、《青唐录》等十余本宋代笔记考证了唃厮啰统治时期的宗教信仰；祝启源在《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中利用《梦溪笔谈》考证了青唐吐蕃政权的锻甲技术，利用《挥麈录前录》考证了唃厮啰时期吐蕃部族的交通运输，利用《邵氏闻见录》考证了唃厮啰时期河湟吐蕃与北宋的贡赐贸易等等。
[3] 《宋史》卷492《吐蕃传附唃厮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60页。
[4] 《宋史》卷324《刘涣传》，第10494页。
[5] 《方舟集》卷16《赵郡王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0册，兵17之2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048页。
[7]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0册，兵17之27，第7051页。
[8] （宋）洪迈：《夷坚志》卷6《成都赵郡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4页。
[9] （宋）洪迈：《夷坚志》卷6《成都赵郡王》，第1014页。
[10] （宋）洪迈：《夷坚志》卷6《成都赵郡王》，第1014页。
[11] （宋）洪迈：《夷坚志》卷6《成都赵郡王》，第1014页。
[12] 《宋史》卷492《吐蕃传附董毡传》，第14163页。
[1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0册，兵17之30，第7052页。
[14] 《方舟集》卷16《赵郡王墓志铭》。
[15] （宋）洪迈：《夷坚志》卷6《成都赵郡王》，第1015页。
[16] 《方舟集》卷16《赵郡王墓志铭》。
[17] 《宋史》卷258《曹玮传》，第8987页。
[1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12页。
[19]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2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之21，第7671页。
[21] （宋）李远撰，马忠辑注：《青唐录，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青海地方旧志五种》，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22]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页。
[23] （宋）李远撰，马忠辑注：《青唐录》，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青海地方旧志五种》，第10页。
[24] （宋）李远撰，马忠辑注：《青唐录》，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青海地方旧志五种》，第10页。
[25] （宋）李远撰，马忠辑注：《青唐录》，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青海地方旧志五种》，第10页。
[26] （宋）李远撰，马忠辑注：《青唐录》，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青海地方旧志五种》，第10页。
[2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第12222页。
[28] （宋）周煇撰：《清波杂志》卷10《唃厮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29] （宋）周煇撰：《清波杂志》卷10《唃厮啰》，第139页。
[30] （宋）李复：《潏水集》卷6《震雷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八月癸卯，第3035页。
[32]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97页。
[33]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朱易安，付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4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34] （宋）周煇撰：《清波杂志》卷6《外国章表》，第101页。
[35] （宋）周煇撰：《清波杂志》卷10《唃厮啰》，第139页。
[36]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3，第33页。
[37] （宋）田况：《儒林公议》，朱易安，付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38]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3，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3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丙寅，第2908页。
[4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辛酉，第2984页。
[4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丁亥，第3004页。
[4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春正月癸未，第2971页。
[43] （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239《政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35页。
[4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四月壬午，第3114页。
[45]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第197页。
[46]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朱易安，付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4册，第22页。
[47]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3，第33页。
[48] （宋）田况：《儒林公议》，朱易安，付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第91页。
[49] 《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62页。
[50] 《宋史》卷324《刘涣传》，第10493页。
[5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四月壬午，第3114页。
[52] （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239《政事》，第936页。
[53]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第197页。
[54] （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4。
[5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嘉祐三年十月辛丑，第4529页。
[5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嘉祐三年十月辛丑，第4529页。
[57] （宋）程大昌：《演繁录》卷12《蕃语》，朱易安，付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4编第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58] 参见齐德舜：《唃厮啰家族世系史》，民族出版社，2011年。
[59] （宋）洪迈：《夷坚志》卷6《成都赵郡王》，第1014页。
[6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之41，第7839页。
[61] （宋）李植：《皇宋十朝纲要》卷21，建炎元年六月戊子。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