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秦淮三部曲》：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
前不久，看完了叶兆言的小说《刻骨铭心》，才知道这是他的《秦淮三部曲》最后一部。于是又去找来另外两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和《很久以来》。读完之后，感慨良多，写下这篇笔记。
文学之于历史
叶兆言的名字早就知道，但却一直没读过他的书。这次一口气读了3本，终于对他有所了解。非常喜欢他的行文风格，虚构人物和真实历史夹杂在一起，恍若听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早先读金庸的武侠，也曾经诧异过：铁木真、拖雷、丘处机实有其人，而郭靖、黄蓉却是虚构；朱元璋、徐达、常遇春实有其人，而张无忌、赵敏、周芷若却是虚构；康熙、鳌拜实有其人，韦小宝却是虚构。如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便让读者生出误会，信以为真。不仅如此，金庸还善于将真实历史事件融入自己的虚构情节，比如襄阳之战、明教传说、反清复明等等，使他的小说颇具历史的厚重度。
叶兆言的小说也是如此，善于借助历史真实事件来塑造虚构的人物形象。《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讲的是一个三角恋故事，却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于是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丁问渔、任雨媛、余克润是虚构的人物，但他们这个三角恋故事的背景，却是1937年南京的有代表性的真实地点，比如励志社，比如庐山谈话会，比如和尚杀人事件。叶兆言甚至把宋美龄、张治中、张道藩、陈毅等真实历史人物都拉来做虚构人物的点缀，这就让这个故事充满了可看性、真实性。
《很久以来》更是以自己上辈亲属的名义虚构了欣慰和春兰这一对姐妹，以福昌饭店和金陵饭店这两座真实的南京标志性建筑作为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坐标，讲述了这对姐妹一辈子的喜怒哀乐。小说不仅把叶兆言自己写进了故事情节里，差一点和女主人公欣慰成了夫妻，而且顺带还讲述了李香芝、惠浴宇等真实人物的故事，弄得读者真假难辨。
这些年来，不少小说作者刻意回避作品的历史背景、地域背景，使小说中的人物失去了生存的特定时代和地域根基，显得十分虚假。传统的文学理论讲究的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这个“典型环境”就是时代和地域的环境。脱离了具体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人物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站立不住。鲁迅的《阿Q正传》如是，茅盾的《子夜》如是，巴金的《家》《春》《秋》亦如是。
更重要的是，历史只是一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和实物资料。这些资料浩如烟海，而且还在不断更新，不断有新发现。如何从这些文字和实物资料中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既可以用历史的分析方法，也可以用文学的讲述方式。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不管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都可能会有无数种不同的观点。所以，用文学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的故事，探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显然十分有必要。自古以来，我们了解历史，更多地似乎是从文学作品中得来的。文学之于历史，实在须臾不可缺。正如叶兆言所说：“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叶兆言这样的充满历史文化背景的文学创作就特别有意义。
历史之于文学
在阅读《秦淮三部曲》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叶兆言出生于文学世家，是叶圣陶的孙子，其父叶至诚也是一名作家。从这3部小说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叶兆言对生他养他的这座南京城的深深的感情。据我所知，他的小说多以南京为背景。他甚至写了一本《江苏读本》，以“必要的访古”的角度，讲述了江苏的历史渊源。他还有一本《南京传》马上要出版。可见，他心里对南京和江苏，有着化不开的浓浓的故乡情结。
在看完叶兆言的《刻骨铭心》之后，我写了这么一段话：“恰如秦岭之于贾平凹，高密之于莫言，上海之于王安忆，南京就是叶兆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文学史上无数的例子证实，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深厚的作品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叶兆言精心书写南京的故事，用他的小说人物来诠释南京的历史文化精髓和地域文化特色，无疑是值得赞叹的。
一个城市，特别是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特别需要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这方面，作家责无旁贷。在这方面，南京特别值得骄傲。除了叶兆言之外，南京乃至江苏，还有一群作家致力于以南京乃至江苏为文化背景的创作，比如苏童，比如毕飞宇，比如徐则臣。在看《秦淮三部曲》之前，我刚看完徐则臣的《北上》。这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开大合，从历史和现实两条线讲述了发生在大运河上的故事，力图跨越历史时空，探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书写大运河的精神和民族的命运。读完这部小说，我为徐则臣敬佩之余，还感到一分遗憾。作为大运河南端的城市，同样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却产生不了这样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文学作品。
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浩渺无垠，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些创作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观照今天，观照现实，以促进和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之于文学，恰如土壤之于植物，食物之于人类。但愿所有的作家都能像叶兆言那样，研究自己的家乡，讴歌自己的家乡，让几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放射出文学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