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被诬谋反，遭秦惠文王五马分尸，为何历任秦王不给他平反？

商鞅是秦国的大功臣，如果没有他和秦孝公这对“变法CP”，就不会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壮举。

秦国本来只是偏远地区的一个小国，被视为蛮夷，在诸侯间都排不上号，还时常受到邻居魏国的欺负，被挤压得差点就要返回陇西一带重归游牧部族生活。

是秦孝公慧眼识英才，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才走上富强之路。但是，商鞅虽然对秦国居功至伟，结局却不怎么美妙。

秦孝公死后，公子虔诬陷商鞅谋反，新上任的秦惠文王嬴驷下令抓捕，商鞅不想坐以待毙，起兵反抗，兵败身死，尸身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全家被诛。

不过商鞅虽死，但由他主持推行的新法，却还在秦国继续，由此可见秦国最高统治阶层是认同商鞅变法的。既然如此，为何后世的历任秦王不给商鞅平反呢？

要理清这背后的缘故，咱们还得从公子虔和商鞅的恩怨说起。

秦孝公和商鞅一开始实施新法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触及到老世族的利益，他们不愿变法，普通老百姓对朝廷也缺乏信任，从上到下都对变法抱着怀疑的态度。

为使百姓信服，商鞅“徙木立信”，终于树立了朝廷的公信力。但光有群众基础还不够，当时大部分的权力都掌握在老世族手中，来自上层的压力还在，法令依然不通。

恰在此时，太子嬴驷触犯了某条禁条，需受墨刑。几乎所有大臣和王公贵族都为他说情，古时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更何况是代表着国家脸面的太子？

太子若受刑，对整个权贵阶层都是一种打击，刑具今天能落到太子身上，明天就能落到他们身上。

可商鞅对秦孝公说，法令行不通主要在于权贵的干扰，如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刑，就让他的师傅代其受过。秦孝公一心想要强国，就支持了商鞅的铁腕执法，令嬴驷的师傅受了墨刑。

对于秦孝公和商鞅，以及整个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自此之后，权贵们都看到了国君变法的决心，再也不敢和新法对着干。法令畅行无阻，秦国越来越强。

但公子虔极为厌恶商鞅。没错，他就是嬴驷的师傅！无端受墨刑，脸上被刺了字。后来他又违了别的法令，施以劓刑，鼻子被挖去了。他深以为耻，闭门八年不出，对商鞅恨之入骨。

嬴驷和公子虔感情极深，对商鞅也没什么好感。因而继任秦王之后，公子虔一诬告他就信了，甚至有种观点认为，公子虔告商鞅本就是他暗示的。

商鞅也知道，自己和嬴驷、公子虔这些人有仇，要是落到他们手里绝没有好下场，再加上新法的严苛，他是再清楚不过了，于是就逃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若是依法治国，大臣被冤枉了可以向朝廷申诉，却不能逃跑，一逃就违反了另外的法令。

这时候的秦国，法治已经深入人心。商鞅逃亡到边关，晚上欲住旅店，但他不敢表露身份，旅店主人便拒绝他入住，因为“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等于是被自己立的法规给难住了，这就有了“作法自毙”这个成语。

他想逃到魏国，魏国却因他曾经骗擒魏军统帅公子卬，不许他入境。无可奈何之下，商鞅逃回封地商於，起兵攻打郑县，很快被镇压。

也就是说，不管理由有多么的充分，商鞅起兵是事实。历史上，被平反的将领或大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起兵反抗朝廷。一旦起兵，这案子就被钉死了，再怎么令人同情、有再大的功劳都是白搭。

比如汉太子刘据，人人都知道他有冤屈，刘彻也心痛他的死亡。但他起兵了，刘彻杀尽冤枉他的人，也没说他无罪。其后代汉宣帝也只敢给他上“戾”这种恶谥。

况且，商鞅除了起兵之外，还想过投奔魏国，两项加在一起就是妥妥的叛国罪。讽刺的是，商鞅还是立法的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这还怎么平反？

另一方面，如果给商鞅平反，就表示秦惠文王做错了。那么秦惠文王有没有错呢？站在君主的立场，没有错。

诛杀商鞅从来不只是为了私仇。还记得吗？旅店主人拒绝商鞅时依据的是“商君之法”，一个在边关开旅店的小人物，都知道商鞅，并对他的法令无比遵从。

虽然这给商鞅带来了麻烦，但仔细一想，会发现这事儿不简单，足以证明商鞅在秦国有多高的威望。假如他那时表明身份，旅店主人还会拒绝吗？未必。就算拒绝，也还是听了他的话。

新君继位，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内忧外患，而是朝中有名望极高的权臣。内忧外患可以慢慢处理，权臣却能在一夕之间颠覆自己的地位。

诚然，商鞅不是典型的权臣，他得罪了秦国的上层人士，恨他的人多得很，在朝中并无支持者。但他也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累积了无上的威望，拥有着足以动摇秦惠文王的影响力。

商鞅若活着，秦惠文王就无法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当年商鞅用他来立威，现在他用商鞅来立威，历史是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