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塔利｜机器的异质性发生（下）
机器的异质性发生（下）
文｜[法]菲利克斯·加塔利
译｜董树宝
摘自｜《混沌互渗》第二章
原载于｜发表在《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机器的异质性发生（下）
文｜[法]菲利克斯·加塔利
译｜董树宝
摘自｜《混沌互渗》第二章
原载于｜发表在《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这种解域化的间距与奇异性的这种丧失必须与诸质料的被加强的光滑联系起来，而这些质料是由技术机器组成的。当然，这些质料特有的、奇异的种种粗糙表面从未被完全废止，而是它们不得不干涉机器的“运作”（jeu），只有它们被其图表的运行要求这么做。从一种表面上简单的机器装置——锁与钥匙构成的对子——出发，让我们来研究机器性的偏差与光滑这两个方面。异质的本体论织体的两种形式在这里起作用：（1）物质化的、偶然的、具体的、离散的形式，其奇异性被再度封闭在自身之上，这些形式各自体现为锁的剖面Fs与钥匙的剖面Fc。Fs与Fc从未完全吻合。因为磨损和氧化，所以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演化，不过这两者都必须保持在受限的标准偏差（écart-type）的范围之内，而钥匙不断地超出这一标准偏差而运行；（2）“形式化的”、图表的、被这种标准偏差归摄的形式，它们呈现为一种包括Fc、Fs剖面的全部系列的连续体，而这些剖面与锁的有效开动相兼容。
人们立刻注意到，机器性的效果，也就是向可能的行为的过渡，完全应该从第二种形式的方面来进行定位。尽管这些图表的形式在一种最可能受限的标准偏差上实现分级，但是它们在数量上呈现为无限的。事实上，重要的是形式Fc、Fs的积分。
这种无限积分的形式使偶然的形式Fs与Fc迭复和光滑，只有在这些形式属于这种无限积分的形式的情况下，它们才在机器的意义上有价值。一种关系由此“在”种种具体的、许可的形式“上”被确立起来。正是这种运作，我将其称为解域化的光滑，而且它既针对由机器构成的质料的标准化，也针对它们的“数字的”和功能的描述。未被充分轧制的、解域化的铁矿石会呈现原始矿物碎块的凸凹不平，这些凸凹不平可能会扭曲钥匙和锁的理想剖面。材料的光滑不得不剥夺材料的偶然性的过多方面，并使材料运行，以便忠实地模塑那些外在于材料的形式化痕迹。我们应该补充的是，这种模塑——在这一点上可与摄影相比较——不应该太短暂，并且它应该保存一种属性上充分的融贯性。还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碰到标准偏差的现象，而这种标准偏差启用一种理论的、图表的融贯性。铝钥匙或金钥匙有可能在钢锁中发生弯曲。一把变成液态或气态的钥匙立刻失去实用的效能，并溢出技术机器的场域。
形式化界限的这种现象将在机器内部的诸关系与机器相互之间的诸关系的全部层次上被重新寻到，尤其是伴随着各种备用零件的存在。技术机器的组成部分由此就像形式货币的零件一样，自从它们借助计算机进行设计和制造以来，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明了。这些机器性的形式，这些有关质料、零件之间的标准偏差、功能调整的光滑，往往使人认为形式胜过融贯性与质料的奇异性——技术机器的再生性，似乎规定其每种要素都融入一种关于图表领域的预先确定的定义之中。查尔斯·桑德尔·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把图表描述为“关系的像符”（icône de relation），并把图表看作算法的函数，他向我们提出了一种从当前角度来看适合进一步展开的广阔视野。其实，图表在这里被构想为一种自创生的机器，这种机器不仅赋予图表以功能上的融贯性和质料上的融贯性，而且还强迫图表展示其相异性的不同记录，这些记录使图表避开一种被封闭在各种简单的结构性关系之上的同一性。机器的原—主体性在潜在性的世界之中确立自身，后者从各个方面超出它的界域性。由此我们拒绝假设一种形式化的主体性，后者内在于图表的符号化，例如一种鉴于著名的拉康原理而“栖居”于能指链之中的主体性：“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对于机器的各种记录而言，并不存在一种基于中断、缺乏和缝合的单义的主体性，而是存在主体性在本体论上异质的各种方式、无形的指涉世界的不同星座，这些星座在相异性的诸领域——更确切地称作相异化（altérification）的诸领域——之中占据部分表述者的位置。
对于机器性的相异性的这些记录，我们已经碰到了一些：
——不同机器之间与同一机器的各零件之间的邻近的相异性；
——关于内部的、质料的融贯性的相异性；
——关于形式的、图表的融贯性的相异性；
——关于演化语群的相异性；
——战争机器之间的争斗的相异性，在战争的延续阶段，我们可以将之与欲望机器的“自主争斗的”相异性结合起来，而这些欲望机器往往走向了它们自身的崩溃、废止。
相异性的另一种形式只有以极为迂回的方式被接近，正是标度（échelle）的相异性或分形的相异性才在不同层次的机器之间确立一种系统对应的运作。[2]然而，我们不是在编制一张有关相异性的机器性形式的普遍表格，因为这些形式的本体论模态确实是无限的。它们通过那些具有不受限制的组合性与创造性的、无形的指涉世界的星座组织起来。
古代社会比白人的、男子的、资本的主体性更好地被配备，以便对相异性的这种多化合价进行制图。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参考马克·奥热（Marc Augé）论述那些与非洲Fon部落社会中崇拜对象雷格巴（Legba）有关的异质性记录的报告。雷格巴碰巧横贯地处于：
——命运的维度，
——关于生命原则的世界，
——祖宗谱系，
——物质化的神，
——适应的符号，
——个体化的实体，
——乡村入口的神物，房屋大门口的另一神物，在举行进入房间的仪式之后……
雷格巴是一把沙子、一个聚合处，但这也是与他人关系的表达。我们可以在门口、市场、乡村广场、十字路口发现雷格巴的神像。它可以传达种种信息、疑问、回答。它也是与死者或祖先联系的方法。它既是个体也是个体的等级，既是专有名词又是普通名词。“它的存在符合这样一个明显事实，即社会不仅源自关系的领域，而且源自'是’的领域。”[3]马克·奥热强调了象征系统的不可能的透明性和可译性。“雷格巴装置……根据两个轴被建造。一方面是从外向内看，另一方面从同一性向相异性看。由此，'是’、同一性以及与他者的关系被建构，通过物神崇拜的实践，不仅以象征的名义，而且以敞开的本体论的名义。”[4]
当代机器性的装配并不比古代社会的主体性更具标准的、单义的指涉对象。不过我们更不习惯其指涉性的组成部分的不可化约的异质性——甚至异质发生的特征。资本、能量、信息、能指是许多这样的范畴，它们使我们相信本体论意义上的指涉对象的同质性，这些指涉对象是生物学的、动物行为学的、经济学的、现象学的、书写的、音乐的，等等。
在化约论的现代性的背景下，我们的责任就是重现发现与机器性的交叉口的每次促进过程相符合的是价值世界特有的星座，从这一星座出发，非人的部分表述被建立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机器促进生物的世界分化为植物生成、动物生成。自从复调音乐的重大变革以来，音乐机器在不断调整的声音世界的背景下被创立了。技术机器在最复杂的和最异质的表述的组成部分的交叉口被建立了。海德格尔[5]，把技术世界描绘为一种不吉祥的、由疏远“是”的运动造成的命运，他曾举了一架停在跑道上的商业飞机的例子：可见的对象隐藏了“它是什么以及如何'是’”（ce qu’il est et la façon dont il est）。被解蔽之后，“它只是作为持存物而停留在滑行道上，因为它被订造而保障着运输可能性”，为此，“在它的整个结构上，在它每一个部件上，它本身都必须是能够订造的，也就是作好了起跑准备的”。*将实在揭示为“持存物”（fonds）的这种质询、这种“订造”（commission）本质上是由人操作的，并根据普遍的操作来表达——移位、飞翔……但是，以向人之“是”所显示的永恒真理的形式，机器的这种“持存物”确实就在于“已然在那儿”（déjà-là）？实际上，机器在向人言说之前就向机器说话了，并且机器显示和渗出的本体论领域在每次出现时都是奇异的和不稳定的。
让我们再举商用飞机这个例子，这次不再以属的名义，而是通过技术上注明日期的、被取名为“协和”（le Concorde）的模型。这一对象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融贯性本质上是混合的；这种融贯性就处在世界的星座与移动的集聚的交叉口、点上，每个世界都具有它们自己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融贯性、它们的强度线、它们的纵坐标和坐标、它们的特殊的机器论。“协和”同时隶属于：
——具有其理论“可行性”的诸平面的图表世界；
——把这种“可行性”转化为物质术语的技术世界；
——能够有效地生产它的工业世界；
——与足以使之出现的欲望相对应的集体的想象世界；
——政治和经济的世界，导致在其他事情中间收回建造它的贷款……
然而，这些目的因、质料因、形式因和效果因终究在整体上没能达到要求！协和飞机这个对象确实往返于巴黎和纽约之间，但依旧固着在经济的地面上。在它的组成部分中，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融贯性的这种缺乏断然使它整体的本体论论意义上的融贯性变得脆弱不堪。协和飞机只存在于12个样品的再生性的范围之中，并扎根于未来的超音速的可能性语群。这已经不容忽视！
至于装配的指涉与部分表述的各种组成部分的一般可译性，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建立这种一般可译性的不可能性？为什么缺乏这种对于拉康的能指构想的毕恭毕敬？只因为源于语言学结构主义的这种理论化使我们无法摆脱结构，并禁止我们进入机器的实在世界。结构主义的能指始终是线性的话语性的代名词。从一种符号到另一种符号，主观的效果会在没有其他本体论保障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相反，各种异质的机器，正如我们的精神分裂分析观点预测它们的那样，没有沿着普遍的时间化来产生一种标准的“是”。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在符号论（sémiologique）的、符号学的和编码的线性的不同形式之间确立不同的区分：
——“自然的”世界的种种编码，它们会对多种空间维度起作用（例如晶体学的那些维度），并没有意味着要抽取编码的自主化算子；
——种种生物编码的相关线性，例如DNA的双螺旋结构，它从四种基本的化学基开始相等地在三个维度上展开；
——前—能指的符号论的线性，这些符号论在平行的、相对自律的各种线上展开，即便口头语言的种种音位链似乎总是超编码所有其他的链；
——结构性能指的符号论的线性，这种结构性能指以专制的方式规定所有其他的符号化方式、征用这些符号化方式，甚至逐渐地使它们消失在信息科学主导的通信经济的背景下（请注意一点：信息科学正处于它当前的发展阶段，因为诸事物的这种状态决不是决定性的）；
——表达的各种非能指实体的超线性，这出现在能指失去专制的地方。各种超文本的信息线能够重新获得某种力本论的多态性，并直接关系到各种指涉世界，后者决不是线性的，况且它们往往逃避一种空间化集合的逻辑。
非能指的符号机器的信号性质料是由“各种点—符号”（points-signes）构成；一方面，这些“点—符号”属于符号领域，另一方面直接介入一系列物质的机器性过程。例如，引发自动取款机运行的信用卡密码。非能指的符号图形并不只是分泌出种种意指。它们给出开始和停止的指令，尤其是它们启动本体论世界的“赋'是’”（mise à l'être）。现在我们一起思考五声的音乐迭奏的例子，这种迭奏在某些音符之后催化了多样世界的德彪西式的星座：
——围绕着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形成的瓦格纳式的世界，与拜罗伊特（Bayreuth）所构建的存在之域有关；
——格列高利圣咏（chant grégorien）的世界；
——法国音乐的世界，与之相伴的是回归拉莫（Rameau）和库伯兰（Couperin）时期的风格；
——肖邦的世界，归因于民族主义的移调作品[而就拉维尔（Ravel）来说，他挪用了李斯特的作品]；
——德彪西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上所发现的爪哇音乐；
——莫奈和马拉美的世界，与德彪西旅居美第奇别墅（Villa Médicis）有关。
而且向这些当前和过去的影响添加各种未来的共鸣大概是合适的，构成这些共鸣的是新艺术（Ars Nova）以来的复调音乐的再创造，其对拉维尔、迪帕克（Duparc）、梅西昂（Messiaen）等人构成的法国音乐语群的影响，其对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开启的音乐变革的影响，斯特拉文斯基曾出现在了普鲁斯特作品之中……
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依据作者的线性能指的或原—书写的链，一方面是这种多维的、多指涉的机器性的催化，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一一对应关系。标度的对称性、横贯性、它们扩展的非话语的移动的特点：所有这些维度使我们摆脱排中律的逻辑，并使我们坚定地抛弃我们前面所揭示的本体论的二元对立。通过跨越各种本体论的界限、不可逆性的各种非线性的界限、各种个体发生的和种系发生的界限、异质发生与自创生的各种创造性的界限，机器性的装配经由它的不同组成部分争得它的融贯性。这里适合拓展的正是标度的观念，以便从本体论的方面来思考分形的对称性。种种分形的机器所横贯的就是种种实质性的标度。这些机器在产生这些标度的时候横贯它们。但是，应该承认如下一点，即这些机器“发明”的这些存在论意义上的纵坐标自始至终就已在那儿了。如何支持这种悖论？这是因为我们一允许装配逃出能量—空间—时间的坐标，一切就变成可能的（包括勒内·托姆所提及的时间的隐性光滑问题）*。而且还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责任重新发现一种“是”之“是”的方式——在……后、在……前、此处与别处——然而与它自身是不同一的；一种过程的、复调的“是”，为无限复杂化的织体所奇异化，沿着激活其潜在构成的无限速度进行。
这里所提倡的本体论的相对性与表述的相对性密不可分。对世界的认识（在天体物理学的意义上或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只有通过自创生机器的中介才是有可能发生的。以下这一点是合适的，即自我归属的发生源存在于某个地方，以便能够达到认知性的存在，不管这是何种“是者”或何种“是”的模态。在机器/世界的这一耦合之外，种种“是者”只具有潜在实体的纯粹地位。而且它们的表述的坐标是一样的。与这个星球相结合的生物界和机器界聚焦于一种有关空间、时间和能量的视点。它们描绘了一种构建我们的星系的角度。在这一特殊的视点之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只有通过其他自创生机器存在于其他点缀于宇宙的生物—机器界中间的潜在性才会存在（在我们理解人世间的存在的意义上）。关于空间、时间、能量的视点的相对性没有就此使实在陷于梦幻之中。恰恰不可逆性的范畴被确定的时候，时间的范畴消解在对大爆炸理论的宇宙学思考之中。残余的客观性就是抵制可构建视点的无限变化对其进行扫除的东西。让我们想象一个自创生实体，其粒子将从不同的星系出发被建构。或者与之相反，一种认知性在夸克的范围内被确立起来。有不同的全景图，就有不同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融贯性。机器界提取不同的构造，并使之现实化，而这些构造在潜在性场域中存在于无数的其他构造中间。存在论意义上的机器在机器界的内在的多样性中与“是”处于同一水平。它们不是被那些超验的能指所调解，也不是被单义的本体论根基所归摄。它们独自是它们自己的符号表达的质料。作为解域化的过程，存在是一种特殊的机器之间的操作，这一操作与奇异化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强度叠加在一起。而且，我再说一遍，这些解域化的一般化句法是不存在的。存在不是辩证的，不是可再现的。它勉强是可以忍受的！
欲望机器，与人际的和社会的、众多的有机平衡发生断裂，颠倒各种控制，使他者占了便宜，它们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学背道相驰。例如，精神分析的部分欲力与多形态的反常投注没有构建一个非凡的和异常的机器种族。全部机器性的装配——哪怕是处于萌芽的状态——都隐藏着表述的发生源，后者实为许多欲望的原—机器。为了勾勒这一点，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跨机器性的联系，并将机器性的材料之本体论织体的光滑和图表式的反馈理解为许多强化的维度，而这些维度使我们超越那些以资本的方式直观把握机器性的世界的线性因果关系。我们还必须摆脱那些基于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的逻辑。通过这种光滑，出现了一种彼世之“是”（être au-delà），也就是一种为他者的“是”（être-pour-l’autre），后者在超出其严格的划界而使存在物此地此刻获得融贯性。在无形的指涉（或价值）世界的星座的背景下，机器始终是一个由存在之域构成的发生源。关于“是”的这一逆转的“建制”就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机器的某些话语性片段不仅实施一种功能的或意指的运作，而且还承担一种纯粹的、强度的重复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功能，我将其称之为迭奏的功能。光滑就像一种本体论的迭奏，而且以这种方式还远没通过技术性来把握“是”的单义的真理，正如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所希望的那样，通向“是”的移动的和制图的诸方法一旦被获得，正是许多作为机器的“是”就给予了我们。不是“是”的、而是许多本体论的组成部分的诸种表现来自机器的领域。而且这一点没有符号论的中介、超验的编码，就直接作为“'是’的给予”（donner-à-être）、“给予者”（donnant）。达到这种“给予”当然就已经在本体论上分享“是”。这一项当然不会偶然出现在这里，的确在这一原—本体论的层面上，肯定一种原—伦理学的维度已经是必要的。本体论星座的强度的运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是”的选择，不仅为了自身，也为了宇宙的整个相异性与时间的无限。
之所以某些“高级的”人类学阶段应该有选择和自由，乃因为这些阶段也应该在机器性串联的最基本的层之间被寻到。不过，要素与复杂性的观念在这里可以被粗暴地颠覆。最分化的东西与最不分化的东西共存在于同样混沌的深处，这种混沌以无限的速度运行其潜在的记录，而这些记录既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如今人类得以在其“终端”构建自身的机器—技术的世界被混沌的无限速度的限定而又恒定的前景封闭了（光速、大爆炸的宇宙学前景、普朗克常量与量子物理学的基本作用量子、超越绝对零度的不可能性……）。不过，这一相同的、符号限制的世界被其他世界增加一倍、两倍乃至无限化，而其他世界在某些条件下只求在它们的潜在性世界之外进行分岔，并孕育可能的新场域。
正如科学机器不断地修改我们的宇宙边界一样，欲望机器、审美创造机器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它们不得不在主体化装配中间获得一个突出的位置，这些装配本身被选定来接替我们的陈旧的社会机器，后者不能追赶那使我们时代全面爆炸的机器革命的繁荣昌盛。
不愿接受一种对横扫地球的大规模机器革命（冒着毁灭地球的危险），亦不愿牢牢抓住我们想赖以重建超验性的价值的各种传统体系，进步（progès）的运动，或者如若喜欢的话，也可称之为过程（processus）的运动，将努力调和价值与机器。价值内在于机器。机器性的流的生命不仅仅通过控制论的反馈来表现自己；它也从表述的界域的化身、价值化的“是”的把握出发关联着无形世界的促进。机器性的自创生通过部分的原—主体化的发生源来将自身确认为一种非人的自为（pour-soi），并且它在“横向的”生态系统的相异性（机器系统设定自身为相互依赖的块茎）与种系发生的相异性（定位每种当下的机器性的郁滞，与过去的演变关系和即将到来的各种突变的语群相汇合）的双重模态下展现一种他为（pour-autrui）。价值的全部体系——宗教的、审美的、科学的、生态哲学的……——定位于这种介于不可避免的当下与可能性的潜在之间的机器性界面。价值世界就这样构建抽象机器的诸装配（complexions）的无形的表述者，而这些装配与话语的实在性是相容的。因此，只有在原—主体化的这些发生源凭借或多或少的强度体现于有限性的纽结、混沌式把握的界域的限度内，这些发生源的融贯性才被确定，况且这些界域保证它们可能会重载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双重的表述是界域化的有限与无形的无限。
然而，价值世界的这些星座没有形成共相（Universaux）。它们扭结于奇异的存在之域的事实确实赋予它们一种异质发生的潜能，也就是一种向分化的必然的和奇异化的不可逆过程敞开的潜能。这种机器性的异质发生——使“是”的每种色彩进行分化，例如把哲学概念的融贯性平面变成一个截然不同于科学功能的指涉平面或审美构成的平面的世界——最终如何被化约为一般等价物的资本同质性，被导致全部价值相等（全部临近的界域都与权力的相同经济尺度有关，而且与全部存在论的丰富性在交换价值上有规定的东西有关）？以一种价值论的装配来反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贫乏对立是恰当的，而这种价值论的装配包含价值化的全部机器性的模态：欲望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资本价值（一般都归摄这些机器性的剩余价值为一个整体）从一种再域化的变革开始，后者以经济符号与货币符号的优先性为基础，并且与一种有关全部存在之域的全面内爆相符合。事实上，资本价值并不在价值化的其他系统之外、旁边；它构成价值化的致命的核心，这一核心与那对不可言喻的界限的跨越相一致，而这一界限介于一种被控制的混沌互渗的解域化（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分析实践的支持下）与一种发生于随机的黑洞之中的眩晕性摇摆（也就是一种阵发性的二元化的指涉），它不可避免地消解想逃避资本法则的价值世界的整个融贯性。因此，人们只是过度地把各种经济规定性置于与社会关系和主体性生产相对的优先位置上。经济法则就像法律一样必须从整个价值世界减除，由于价值世界的坍塌，经济法则不断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混杂废墟之上，并依据政治伦理的新目的性（生态哲学），对价值世界的重建作为抵偿来吁求坚持不懈地更新价值化的机器性装配的融贯性。
[1] 本文选译自《混沌互渗》第二章，发表在《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 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年），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著有《精神分析与横贯性》（1972年）、《分子式革命》（1977年）、《机器无意识》（1979年）、《混沌互渗》（1991年）等。1969年，加塔利与德勒兹相遇，决定进行合作，他们合著《反 俄狄浦斯》（1972年）、《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1975年）、《千高原》（1980年）与《什么是哲学?》 （1991年）。
** 董树宝，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法国当代哲学与艺术哲学、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中西比较哲学，专著有《影像的叛逆：法国当代哲学的艺术之思》，译著有《知识考古学（重译本）》（米歇尔·福柯著，待出）、《混沌互渗》（菲利克斯·加塔利著，待出）、《对话》（吉尔·德勒兹与克莱尔·帕尔奈著）、《<荒岛>及其他文本》（吉尔·德勒兹著）、《东风》（理查德·沃林著）等。
[2] 莱布尼茨，在他对无穷大与无穷小趋于同质的关注中，他认为他视作神圣机器的生命机器在其趋于无限的最小部分中继续是机器（这不可能是由人类技艺所制造的机器的情况），载Monadologie , Delagrave, Paris, 1972, pp. 178-179。
[3] M. Augé, « Le fétiche et son objet » ，载L’Objet en psychanayse，莫德·马诺尼（Maud Mannoni）的引言，Denoël出版社，“分析空间”协会，巴黎，1986年。
[4] 同上。
[5] Martin Heidegger, Essais et Conférences, Gallimard, Paris, 1988.
*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5页。——中译注
* 勒内·托姆（René Thom，1923—2002年），法国数学家，突变论的创始人，著有《结构稳定性与形态发生学》。——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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