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百顺 || 老桥口的变迁（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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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百顺，安徽铜陵人，铜化集团退休职工。曾有作品散见一些地方报刊。
老桥口的变迁
铜陵大通镇澜溪街的南端有一座古桥，本地人都叫老桥口。其实古桥和老桥口是两个概念，桥就是桥，而老桥口的称呼是因为当时桥旁的青通河边有一条通往青阳童埠的繁华渡口，本地人觉得澜溪古桥渡口说起来拗口，便简称老桥口。有史料记载，古桥系明朝初期大通本地名门望族佘家出资从青阳运来九华红条石建成，至今600余年。
说桥就必然牵扯到与桥相连的祠堂湖，因为湖水是通过桥口汇同青通河水流入鹊江。关于祠堂湖，有一位作者撰文，说明代大通望族佘家将宗族祠堂建在湖边，所以取名祠堂湖。为什么在湖边建祠堂？他们认为“水”代表着“财”。果然，在明清时代佘家出了好几个当朝天官。因此，佘家在大通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望族。
清代时佘家祠堂供奉着几代天官的画像和朝服，便引得当地达官贵人前往祭拜。康熙年间，一铜陵县令因祭拜时人格受辱，心生恨意，后借兴修水利之名，改变了湖水流向，破坏佘家风水。
我也听到一种传说，破坏风水的缘由基本相似，但破坏方式却大相径庭。记得十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几个老辈的人在我家门前的空地上纳凉，其中一位说了一个关于古桥的故事：
当时那县令受辱后弃官不做去学风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掌握了一定的风水知识，发现佘家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祠堂湖周边的山脉有龙脉走向，腰部就在古桥的位置。于是他请了一批人奋力挖掘，要斩断脉腰，奇怪的是，挖出的豁口第二天又复原了，接连几天都是如此，县令十分郁闷，不知原因何在。后经高人指点，要求当天收工时所有的挖掘工具都要留在现场过夜，方能止土不长。县令如法炮制，果不其然，不几日便顺利截断脉腰，从此佘家一蹶不振，渐渐衰落。
当然，这个故事纯属虚构。
我家住在桥南头，我从小生活在这里。从记事开始亲眼目睹了古桥的凄惨与心酸。1960年以前，正如史料记载的那样，桥面是红条麻石铺就，桥的两侧栽埋着几根青石柱，柱的上下有孔，孔中插着结实的圆条木作为拦杆扶手，桥长约四米左右，人在上面行走，还算稳实。
我上小学时，桥是必经之路。不，应该是必近之路，因为从桥的一侧绕道经祠堂湖闸口小壩上也能通过。然而，人的天性决定了人的自然行为，谁愿意弃近求远呢？嘿！你别说，还真有必绕道而行之的时候。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长年累月的风吹雨蚀，桥面石条出现裂纹，父辈们不断地招呼着我们过桥要小心，若有险情就绕道而行。天有不测风云，这座风烛残年的古桥还是没有躲过人祸，一天有人拖着一辆满载石片的板车过桥，结果车过桥毁，没出人命实属万幸。
印象中，好长时间我们都是绕道经祠堂湖闸口小壩通过。那时候人们的求生欲望就是如何想尽办法填饱肚子(我吃过一种米饭，叫跃进饭，就是用少量的米将其炒熟，煮时加很多水使其充分膨胀，一斤米能煮满满一锅饭)，谁能顾上桥的命运？反正有一侧能过就行。
那年春节，父亲带我去裁缝店做一条蓝卡机布的裤子，他好像认准我第二年会长一寸，于是裤筒放长一寸，穿时必须把裤脚卷起一扁(寸)，既不整洁，也不方便。
一天上午，天下着濛濛细雨，我打着伞，穿着胶鞋，绕道去桥北找小伙伴玩耍，一步三滑，走到祠堂湖闸口小壩时不慎跌了一跤，弄脏了新衣，摔坏了雨伞，那心情别提有多不爽了，后来我听说很多人也发生过类似我的不爽。
文革前两年，终于有人来管桥的事了。记忆中桥面断石已不在了，替而代之的是几十根圆杉木并排用铁丝串连起来，宽不到两米，涨水时像水中漂浮的木筏。桥的两侧也够不着拦杆扶手，桥是能通过了，但得有胆啊，毕竟桥深近十米，若不小心，后果不堪设想。我的胆子算大的，但每次过桥也是胆颤心惊！
日子长了，桥面的泥垢填满了木与木之间的缝隙，每逢雨天，桥面上泥泞不堪的状况与闸口小壩无大区别，安全系数甚至更小。每当这时大人们都禁止小孩过桥，上学放学桥南的家长必须接送，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
我那时就读铜陵县一中，偶尔回家发现桥面略有加宽，两侧用细毛竹做成拦杆扶手，用手一推，晃晃荡荡，摇摆不定，力不能支。文革时期，正常的组织机构基本瘫痪，人们忙碌于阶级斗争，破四旧、立四新等各项政治运动中，古桥更加无人问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人们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桥也历经沧桑旧貌换新颜。
多年后，我重返老家住址，桥北头已无住户，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复杂心情，仔细观察了桥的结构，桥的南北沟壁已重砌加厚，桥面及桥的两侧拦墙用钢筋混凝土浇灌，坚固无比，从此过往的人们再无安全顾忌。
我家的茅庐
现在的年青人肯定没有见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草房。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逐年提高，除了极少数荒远偏僻的地方，可以说基本见不到当年我们曾住过的草屋。我出生在草屋，并伴随着草屋度过了二十个春秋。
我老家住在铜陵大通澜溪街老桥口的南端，如果有人从澜溪街去九华山头天门“大士阁”，我家门前那条窄窄的小路是必经之路。我家草屋曾有三次搬迁，前两次草屋座落在青通河旁，屋向是背朝青通河，面朝祠堂湖。
青通河与鹊江相连，涨水季节常遭受来自长江上游洪水威胁，严重时还会被迫弃家转移。1965年因防汛的需要，政府组织人力在我家门前那条小路上筑起了一道长长的拦水堤坝，所以靠青通河一侧的住户全部迁移到堤坝的内侧，屋向与前两次正好相反。
我家草屋虽经三次搬迁，但屋的基本结构一点没变，因新房的用料绝大部分是老房旧料，谁不想住大点、牢点的新房？但那要钱啊！一家几口全靠父亲每月二十几元的微薄薪资维持生活，那年头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家草屋的结构里由框架、墙和屋顶组成，搭建时也不复杂，不过有些关键部位还是有一定的技巧，比如，框架之间的衔接，屋顶两面斜坡的角度，屋顶草的铺盖方法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如果处理不当，就必然牵涉到房屋的安全及渗漏等问题，所以每次重建时，父亲都会花钱请一个“茅匠”(懂行的人)来现场指导，并亲自完成那些关节点的操作。
草屋内部用芦席隔开，有前堂、穿堂、卧室、厨房等，屋后搭了一间披厦，用于囤放一些烧柴和杂物。
住草房最头疼的是每隔一至二年屋顶草就要更换一次，否则，因草腐烂会漏雨。我家用过的屋草有白茅草、稻草和一种叫石子草(父亲口语)，查过有关资料，可能叫“拂子草”。
白茅草易腐烂极少用，稻草须购买，一般情况下农民留着自用。用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叫不出名字的石子草，这种草在我家周边的丘岭小山坡下及沼泽地旁到处都有，草茎笔直，细长平滑，高约一米左右。这种草比较抗腐，雨水顺茎下滑得快，停留时间短，不易造成渗漏。草源是有，但要花人工去割，而且不一定每次都能顺利地将割到的草挑回家。
那时候，凡是经常去山上砍柴的人都知道一种说词叫“短柴”，什么意思呢？当时农民的副业主要靠山，柴草归他们私有，你想割草得经他们同意或买。他们经常会在你砍柴往返的必经之路旁潜伏起来，当你辛辛苦苦将一担柴挑下山时，他会突然岀现在你的面前，然后，将他的“猎物”尽数拿下，毫不留情，遇到心软的偶尔也放你一马。时间长了，这些人的容貌都会印记在遭遇者的脑中，当他们出行在澜溪街上时，也会遭到围攻，谩骂。有时也很凑效，他们会短暂的有所收敛。
父亲艰辛一生，平常除上班外，还要利用早睌及节假日种几畦莱地，或者上山砍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经常随父亲一道上山割草，回家后将草囤积起来，以备屋草换用。翻盖屋草要避开雨水季节，铺草时要从下至上，一层压一层，然后用稻草编织的草绳在整个表面形成网状压住屋草，以防风吹松散。
屋墙是泥巴糊墙，按照屋的高低形状，选择长短不一的细竹梢，用细草绳将竹梢缠绕起来，再满满地排列在屋架周围，扎牢。墙泥是黄泥加一定量的石灰和剪短的碎稻草混合一起，然后加水搅拌均匀，再赤脚将其搋（chuāi）黏，形成墙泥。别看搋泥简单，实则不然，那是个费力的苦差事。
在父亲精力有限时，我也会赤足上阵，一次性搋泥，大约一小时左右，尤其是接近尾声时，黏泥裹着脚，上下移动，十分吃力。搋好的墙泥涂抹上墙时，要一气呵成，否则，衔接处待干时会出现裂纹，当飘风雨来临时，墙泥会经不起雨水的侵袭而松动脱落。
草屋做好后，父亲会在屋子的四周栽上一些柳树，柳树生长发育快，一、二年就能为草屋遮风挡雨。在对应的季节里常常听到树鸟的欢唱。屋后留一块菜地，父亲从小生长在农村，在大户人家帮工十年，是做农活的好把式。我家一年四季蔬菜不用买，还时不时地接济一下左邻右舍。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大通老街老桥口南北两边的住房泾渭分明。乍一看，一边是富人区，一边是贫民窟；一边是瓦房排列整齐，一边是草房东倒西歪，良莠不齐。其实，富人区的富是房富，不是人富。我国1956年以后的城镇居民住房，基本都是私房公有制，大通老街当年的住房政策也不例外。
为了解决居民住房的困难，一般一所房子要同时租赁给好几户人家，大家拥挤在一起，生活极度不便，邻里纠纷不断，而住草房则截然不同，房产私有，冬暖夏凉，睦邻友好，其乐融融。
1976年唐山地震，震惊中外。全国万众一心，积极投身抗震防震工作。在老街，防震棚随处可见，我家是草屋，政府免去搭建防震棚的任务，可见草屋在当时也有意想不到的优势。
草屋不须防震，但必须防火。那些年，每当睌上八至十点，便有敲“火更”的人拿着一根约半米长的竹筒，沿着大街小巷，一边敲击，一边吆喝：“小心火烛喽！谨防小人嘞！(小人指小偷)”尤其到了“贫民窟”，敲更人便提高嗓门，那意思是你们这些住草屋的人要更加小心才是。
每当这时，母亲都会认真地检查一下有火源的地方，如，在冬天取暖的火筒里的火钵上压上一块砖头，临睡前将点燃的煤油灯必须熄火等。
记忆中，大通老街有一年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火灾，那次大火烧毁了七八十户人家。在原大通镇政府的对面有一条后街，那里集中居住着很多人家。一天晚上，天主教堂钟楼上的钟声突然响起，解放前，教堂的钟声主要是用来告知召集周边的信徒前来做弥撒(一种宗教仪式)所用，解放后由政府组织控制，用于重大灾情的警醒通知或救援通知。钟声哐当哐当的有节奏地响着，那铿锵有力、沉稳厚重的声音穿过空旷的天空向四周扩散。在寂静夜晚，听起来十分恐怖。
人们听到钟声，都知道一定是重大火灾出现。住在“贫民窟”的人更是惊恐不安，虽然灾区与我们的住地有一段距离，但是火情对草房威胁最大。据说瓦房着火后，烧红的瓦片会形成火砾到处乱飞，所以大人们都跑出家门，头戴斗笠和草帽，拿着各种估计能熄火的工具，如临大敌般地严阵以待，直至火情消失。
我从草房走进瓦房，现在住着楼房。草房与瓦房有着天壤之别，更别说楼房。我虽说过草房的种种好处，那是在特殊年代特定环境下的自诩。草房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和草腐烂后引起渗漏的尴尬。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狂风几乎掀翻了我家的草屋顶，当时父亲心急如焚，好在邻居们的大力协助，将家中应有重物件抬上屋顶，压住屋草，方才避免一次无存身之地的困扰。住瓦房则不存在住草房的所有烦恼。
从草房到瓦房是一时代走进另一个时代。现在住进楼房，再加上现代化的生活设施，那更是历史的进步和飞越，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是人间天堂。我们应记住那段历史，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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