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不去的乡愁【杨海明】
我是在太行山区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快要40年了。我的父母离世多年，老家虽没有了双亲，我与老家人的联系还是密切的。我不在故乡生活，但那里还有我的父老乡亲，还有伴我度过青春年少时的村子，故乡还有我很多的牵挂。
前天老家来电话说:我三姑的老公爹不在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愕然了，半月前我见他时身体还很硬朗，这么简单就没了。
我三姑家在王家罗匡村，我家在杨家罗匡村，相隔一里多地，两个村属同一个行政村。三姑活了67岁，几年前就不在了。我姑父今年70多岁，他5O岁以前是乡供销社的采购。供销社解散以后，凭他当时的人脉完全可以开个商店，他偏选择了回乡务农。后来他身体受了潮湿，没有及时根治，日久天长，由开始的腰痛，最终变得弯脊弓背地没法站立了。他年轻时一米八的个子，从此再也没有站直过。走路姿势大有要回到四肢行走的趋势，高大的身体弯下去像一只“巨型的大虾”。他走路为了保持平衡，常推一个独轮车。虽说他的身体不太好，也没能阻挡他每天翻很高的坡，到十里外的山地劳动，每次去时车子上要放着农具，还有水桶或有机肥，带上干粮，中午饭都不回来吃。庄稼成熟时，回来还再捎一车成熟的果实。
在村民看来，他的变化是很难理解的。村民来到县城遇到我时，常会提起我姑父，都总是说：“他干起活儿来就不要命，起早贪黑地累得站不起来了。”
前些日子因事我回老家一次，办完事顺便买点礼品去看了他。
那是午饭后的时间，他父亲在院子里坐着小凳子晒太阳，见我进来，他便顺手柱着身边的拐杖就要站起来。我赶忙放下手中的东西去扶他。他却爽朗地笑着说:“没事儿，我身体还行。”他高挑的个子，站着时身板还笔直，脸上的气色也很好，依然精神矍铄，笑语朗朗。他今年九十七岁，是我村年龄最大的人，村民对他都很敬重。
我姑父在堂屋听到我在外说话，就弯着身把头探出门来与我打招呼。三姑父穿一件橙红色的夜光服，脸上络腮胡子像一蓬冬天的干白草，他那脸膛看来像新出土的红薯皮一样的红润，给人很健康的印象。互问近况之后，三人便天南海北地闲扯一番，谈到现在乡村建设，谈到当年他们修红旗渠的趣事，谈到美国换总统，中印边疆的军事对抗等话题。我们三个人是不同的三代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居然无所不谈，讲话范围很广。我心中暗想，老人九十七岁了，思维还这么敏捷，身体又这么好，或许我会从他身上见到百岁老人了。
我过去给他照过相，他总是说:“老了，人没人样了，别照了。”临走时我还想给他照一张，又不想惊动他。趁他们没在意时，我用手机悄悄地留下了他两的照片。虽然角度不太好，照片也还清晰。
回到县城的家中，我也不知当时我什么想法，我用微信把他俩的照片发给了我姑家的四个子女。尽管平时他们也孝敬老人，但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长年在外打拼，也没时间在大人身边。他们有人立即给我回了笑脸，也有人没有反应，许是没有看到，也许是没多在乎。这些年每当我看到这些老亲戚，总有一种分外亲切的感觉，也许是我的父母离世太早，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情感迁移吧。
我经常闭着眼睛想:若我的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都还在，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该是多幸福的事啊！他们现在真的是儿孙满堂了！遗憾的是今生不会再有这一天了。
老人出殡的那天，我与弟弟驱车回去了。近年来家乡建设变化很大，在村支两委的组织下，村民积极投入劳动，在外工作的人员也积极捐款支持，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残垣断壁，破旧房屋被拆除，村子许多街道按村子规划拓宽并水泥硬化了。姑父家附近那一片还没有改造，我们顺路往他家走。我寻思着按本地习惯，他的灵棚今天是不应该在家了，而他家门前又没有足够大的空地，那会在哪儿呢？我们到离他家不远的丁字路口时，突然前方传来唢呐声，锣鼓声，我知道了大概位置，便循声而去。我们顺着一条小胡同过去就到了。我上小学时，曾往这条胡同走了好几年，印象中的胡同要比现在宽许多。周围房子并没改动，当然它也不会变窄的，可是感觉窄了许多。可能是我们过去以小推车的宽度为标杆来测量它，而现在是以小汽车的宽度来测量它的缘故吧。
一走出胡同，街道变得开阔了。这条街是乡村建设刚改造过的，街道有六七米宽，青石板铺就的地面，坚实又平整。充气的蓝色灵棚就在大街中央的一个开阔地带，周围摆满了花圈。灵前有乐队正在忙活着，十多个人操弄着乐器，随着乐曲的旋律变化，捧笙的、吹唢呐的，有前合的，有后仰的，拍铙打锣的更是随着节奏变化，两腿不停地抖动着，有动作大的，有动作小的。周围有不少观众，长板凳上坐着的，墙根站着的，有的是来帮忙的，也有前来吊唁的亲戚，但多数是老年人，他们在神情专注地欣赏着乐队的演出。
我们在司仪的主持下对逝者做了吊唁。我进入灵棚，看到姑父身着重孝爬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轻拍了他后背，他扭脸看了我一眼，想扭过身来，身体笨拙地未能起来，我忙搀了他的左臂让他坐起来，止住了他的哭声。看到他脸上白色的胡须更长了，连续熬夜两只眼睛变得己经充血，红的厉害。我问他：“怎么回事？我上次见到爷爷时还好好的，还没几天就有这么大变故。”他说：“他在板凳上坐着晒太阳就摔倒了，病来得很突然，三两天时间治疗无效，也没看到他很难受，老人经不起折腾了。”我也安慰了他：“他毕竟是上年纪了，总会有这么一天，你应该想开些，节哀顺变吧。”他虽然口头称:“是。”但泪水还是像泉水般流出了他的眼眶，流淌在他的脸颊，挂在他的胡须上。
按农村的人习惯来说，这么大年龄的人去世是喜丧，子女是不会太伤心的，甚至不会去哭的，而姑父这么大岁数却还要那样伤心地大哭，他的哭状让我看着，感到很不是滋味，甚至说心里很痛。
我走出灵棚时，我似乎意识到了当年他为什么要弃商务农的原因。他可能考虑到母亲去世早，父亲身体又不太好，为了尽孝道照顾年老的父亲，不肯离开村子吧。他父亲在时，他自已身体虽然是不大好，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孝敬父亲，让父亲过好晚年，这也给了他生活动力。目前他父亲不在了，爱人也不在了，子女都长大走开啦。他以后的生活中尽管没了孝敬老人的责任，生活的动力也发生了变化，这样想起来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大哭了。他身后尽管也同坐了许多人，但他心中那种孤独感，别人是不会没有体验过的。
我离开了那令人伤心的地方，在村里新修的街道上来转转，每走一段，就有一个小型的活动广场，或者小树林。看着这些喜人的变化，心中便会产生一些欣喜。同时，我也会在大脑中搜索着过去这里的样子。想想这里原来是谁家的？我还能回忆起主人的音容笑貌，都是些善良淳朴的村民，多数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的后代我也不一定认识，恐怕对于他们来说我也是陌生人了。
记忆中的十字路口或开阔的地方都有一个生产队挂钟的地方，队长每天早早敲钟后，要根据农活情况在这里给社员安派当天工作。派工要敲钟，集会要敲钟，分菜分粮要敲钟，这地方是人欢马叫充满生机的地方。我走了几道街，也不曾找到过去那些痕迹。
我独自在街道走着，迎面过来几个老年人，礼貌性地打个照呼，在就要走过时，猛然大脑中想起了他们是谁，在我记忆中留着的是他年轻时的形象。接着就是相互的惊讶对方容貌变化，寒喧与问侯，就会谈起些乡村建设及农村生活。
他们一方面说现在国家富强了，村民生活条件变好了，生活环境好了；另一方面又说孩子都长大往城里去了，村里没人了。一方面说种地成本太高不合算，大片的土地荒废，无人耕种；另一面又为过去全村男女老少花几年时间日夜劳动才修成的大水库及配套工程曾成为全乡学习的典型而自豪。言谈中夹杂着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可惜，不舍与无奈。一个常年在外搞建设的同学，对当今的农村现状也大加感慨。现在年轻人多数都在城里工作，无论政府事业单位、医疗服务、还是商业部门，或者工厂。现在建筑工地一线上，30岁左右的人很少见到，五十岁左右的人员是建筑队的主力军，年轻人都不干这种工作，出苦力的都是60后70后，如果这些人上年纪后，建筑力量或许会出现青黄不接。
村子中间的老房子基本没人住了，村边的新房子也多半是空了。在村子里很少碰到年轻人，更少见到小孩。在上世纪末曾是一个超过3000多口人的村子，现在村庄规模比过去大了一倍，实际上居住者却寥寥无几，也都是些老年人。有人告诉我村中常居人口是过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现在的农村真的是快到了有房没人住，有地没人耕的年代了。
我走进村庄的老区，看到临街的一堵白墙，虽然墙壁斑斑驳驳，还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上世纪70年代用红颜色写的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的形势下必然会有新的矛盾，因为矛盾的产生及发展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有矛盾并不可怕，关键是矛盾向哪儿转化！
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心中产生了无限的感慨，却难用简短的话语说清楚。农村资源的荒废实在是可惜，那又能怎么办呢?我也曾是农村人，且不说现在没了我的土地，即使再分给我土地让我回去种田，我还会像过去那样把家人带回来搞农业生产吗？即使我有心回去，家人也不可能同意的。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的想法基本是一样的呀。
用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考虑现在农业生产，我们找不到答案。用新思维方式又不知从何谈起，更不知应如何解决。对农村发展的问题上，许多人都正处在这样一个困惑的时间节点上。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还要考虑这个事呢？因为这事情发生在我魂牵梦绕的故乡，这里曾有过我少年时美好的记忆，当然也有我对它将来美好的憧憬。
【作者简介】:杨海明，教育工作者。业余喜欢骑行、游泳、登山，爱记录些生活琐事，写些生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