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要炮制“天命论”？
嘉会不揣浅陋，分两个方面探讨孔子的“天命”，一者圣人之述《尚书》等，一者圣人之作《论语》。本文先言“天命观”，再言“德政”，最后以圣人言行佐证，共三个部分，皆以“天命”统之。
诗书礼易春秋并非孔子所作，其出于鲁太史所藏周王室公牍，因孔子用作教授门徒的教材，而被其弟子传承下来，成为诸子百家了解历史的典籍和中华文化的源头。“天命观”实则春秋战国朴素的哲学思想，体现出中华先祖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并积极有为的处世态度
当然，从今存《尚书》28篇来看，除一部分诰命等为西周初期档案外，很多是战国时人述古之作。典籍多为简牍，流传不易，口耳相授，后人追记字词有异，殊为正常。但与儒家观念一脉相承，并有时代印记，当无疑义。
天谓上帝，命即国运。天命，即上天（或上帝）之意志，于国为国运。《商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足见“天命”实乃上天之意志。夏桀遏绝民力，荼毒夏国，百姓怠慢反抗，说道：“你这个太阳啊，你何时丧？我要与你同亡！”所以商汤征夏是吊民伐罪，商汤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俗语“天命不可违”，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命是至高无上的，若有悖逆，天必灭之。
同样，《虞夏书·甘誓》中，夏后（《墨子》《庄子》《吕氏春秋》《说苑》皆谓禹，《吕氏春秋·先己篇》又曰相）列举有扈氏之罪“烕侮五行，怠弃三正”，意即轻慢五行之德，不奉应运而兴帝王之正朔。因而上天要剿绝其有扈之国运，今天我只有恭敬地代天行罚。后世“替天行道”其实也就这么来的，“天命”后来被说成“天道”，其意一也。
天命表现为君德（行为），天命有常，并非无所适从。故《尧典》中圣王如尧，“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即效法天象制定历法、教民依时耕作，就可“钦若昊天”，做到敬顺伟大的上天。因此可“允釐百工，庶绩咸熙”，用以治理百工、众绩皆兴。帝尧驳欢兜举荐共工用事，曰“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言共工说的好听做的老是悖逆，貌似恭敬实则纵天也可侮慢，可谓不肖之至。驳四岳举荐鲧治水，曰“方命圮族”，言鲧容易逆天之命毁灭同类，可谓不当之至。欲禅让虞舜，褒之曰“汝能庸命”，能承天之命，可谓无上赞誉。虞舜勉诫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等二十二人，曰“钦哉！惟时亮天功”，言谨敬呀，希望你等能不时辅助天定之功！
命在天，然天不自作，须人行之。《皋陶谟》云“天工人其代之”，事功虽天定，终需靠人施行。皋陶建言舜，人宜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每天发扬三德，早晚敬勉可为卿大夫；每日矜敬六德，辅助帝业可为诸侯；合受普施九德，才德之人为官，互相师法，众人为善，顺循五时，诸事必成。禹也建言：“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虚心平意明接受上天之命，老天一定会再赐福禄！
以上可见，“天命观”实则华夏先民对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实践，以德象天，法天有为，是其鲜明特色。中国哲学，从其肇端，即走在与古希腊不同的道路上：后者可概括为有神一元论，并最终衍生出宗教与科学，出现宇宙观与自然观分裂的极端；前者以人与社会关系作为立足点，具有以人为本、积极有为的人文特征。
武王伐纣，是商汤胜夏后又一次方国代兴。殷之未失民心时，也能配天命，周人因而提出“天命靡常”、唯德是从，至此“天命观”发展为“天德论”，从而揭示了执政合法性问题的实质——以德治国，执政为民
《诗·大雅·文王》，朱熹谓周初诫成王之作，后人据此以为周公所作。文王以德兴周，“在帝左右”，伴随伟大的天帝；商之子孙数十万，“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却受天命臣服于周。只有以殷为鉴，效法文王，唯德是从，才能天命不移，万邦信服。周人有着“天命无常”的忧患意识，以德政作为立国之本，并以礼乐作为维系政权运作的手段。
下面以《尚书·吕刑》为例，分析周人“天德论”：
①周礼强调“德”，此德者又何也？于苗民而言，“民兴胥渐”，即互相欺诈；“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即毫无信义、违背誓约；故“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全无美德，血腥屠戮，气味升发于天。故“德”在于仁，在于信。所谓仁者，“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蓋”，即诸侯的待遇在下，极为勤勉，连鳏寡孤独也受到关爱。
②无“德”者，上帝予以“遏绝，无世在下”，在人间断绝其后世。“（皇帝）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伟大的上帝，对行为威虐之人施于惩罚，对行为光明之人予以褒扬。
③“德政”如何实施呢？“恤功于民”，“惟殷于民”，即慎行事功于民，以殷实民众，举了三个实例：伯夷发布法典，用法断民；禹平水土，掌管经营山川；稷教播种，农殖嘉谷。刑官用公平的法律裁断百姓，则“君长谨敬，臣民勤勉”，四方奋勉于德。尤为强调在于刑狱公正，目的在于“率乂于民棐彝”，用以治理非法之民；“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福”，刑罚不终于惩治而止于造福于民。
④“德政”有何意义呢？“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用以肩负上天之德，自然成就大命，配合天命于人间！
由上不难看出：周人视“天命”为政权合法性，而履行“天德”则是永保政权存在的手段。“天德论”是对“天命观”的进一步发展，其以民为本的思想，其于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论述，至今仍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周人的“天德论”的形成，事实上标志着中华文明主体思想——儒家思想——的诞生，孔子作为“以周文自命”的集大成者，其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应时而出，已是应有之义了。
孔子于“六经”述而不作，其对三代以往典籍的整理和传播，奠定了中华历史文化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圣人”地位，对百家争鸣和中华文化的滋长皆有不朽之功。《论语》为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其言行的记录，严格上说也并非孔子之作，但提供了学习儒家思想的门径
孔子是殷商苗裔，生长于鲁，宋、鲁可谓迷信之邦，但孔子是不迷信的。庄子最懂孔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不仅“天”“命”“鬼神”这些六合之外的事物，孔子不论；就是六合之内，“怪、力、乱、神”，孔子也是不言的。因为圣人“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从而奠定了中国史学、哲学的学术家法，并与古希腊以神为中心的文化泾渭分明。儒家以世俗世界为研究对象，其思想以教化为宗旨而非宗教，对数千年中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统一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关于“天命”的语句，《论语》有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第二）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篇》第十六）
如上所论，如果视“天命”为客观规律，那么“五十而知天命”，恰是孔子对自己思想成熟的自述；人不“畏天命”，恰是愚蠢和鲁莽！孔子怎么会是宿命论者呢？其一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周游列国而未遂其志，生时漂蓬离国；广授门徒柳成荫，死后荣名滚滚来！
结语：周人“德政”是对“天命观”的发展，孔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仁”和“礼”。近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所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可谓扇了提问者和众多答主两记响亮的耳光。不智者脑残，而无畏诋毁圣哲，于为学曰无耻，于为人曰下作——兹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