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王朝的遗腹子”:保罗·策兰和他的诗|犹太人|俄国
有三位需要在这里提及：瓦尔特·本雅明、斯蒂芬·茨威格、普里莫·莱维。他们的思想形态各异、写作文本各异、国籍各异，共同的是：
瓦尔特·本雅明于1940年在逃亡中自杀；
斯蒂芬·茨威格于1942年流亡巴西时自杀；
普里莫·莱维于1987年自杀。
导致他们自杀的根本性理由高度一致：他们都是犹太人，注定将承担共同命运。现在将添上保罗·策兰的名字。
本雅明是德国人，茨威格是奥地利人，莱维是意大利人。保罗·策兰国籍复杂，他1923年11月23日出生于切尔诺维茨。此地一战前属于哈布斯堡王朝；一战奥地利战败，哈布斯堡王朝解体，变成新建立的罗马尼亚领地；二战期间在苏联与德国之间多次易手；二战后成为苏联（乌克兰）领土。曾经长达六个世纪是东西方交通枢纽，多民族汇集，多语言混杂。
策兰语言天赋过人：他说着德语长大；在学校掌握了罗马尼亚语；作为犹太人，他懂希伯来语；作为德语区的犹太人，又掌握了特殊的、犹太人的德语意第绪语。后来定居法国，自然精通法语；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莎士比亚诗作，英语无可挑剔；由于苏联占领，还学会了俄语和乌克兰语。
保罗·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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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策兰本名叫保罗·安切尔，后来他将“安切尔”音节对调，成为诗人策兰。他自称“哈布斯堡王朝的遗腹子”，德语是他母语。
少年时他就是一名左翼分子，十六七岁时开始写诗。策兰整个少儿时期，正是纳粹运动从生长到猖獗阶段，他早年以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入门的诗作清晰、明快、抒情，颇能反应时局变化。
1938年末，策兰去法国图尔市读医学预科，途径柏林时刚好遭遇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这一天是11月9日——“水晶之夜”。
灾难很快来临。1939年夏，保罗·策兰从法国回家，战争随后爆发。1941年，加入轴心国的罗马尼亚军队开进切尔诺维兹。大屠杀开始了，24小时中就杀害了三千多犹太人，被称为轴心国“最恶劣的例子”。
保罗·策兰一家躲过了最初的屠杀和驱赶，到了1942年6月，再也无所庇护，他母亲说：“我们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6月27日，策兰一家被抓进集中营。一个月后，策兰被送往四百公里外另一个集中营劳动，切尔诺维兹留下了他的父母。
在策兰全家被抓进集中营后，有一件难辨真伪的事。据说，一道铁丝网将策兰与父母分开。策兰回忆说，他的手伸过铁丝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被士兵重重一枪托砸开，然后策兰跑开了。而后来报道说是策兰主动跑开，导致与父母的分离。传言有指责策兰不负责任的潜在意思：策兰活了下来，父母不久后惨死在集中营。
当时策兰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即便和父母在一起，他能否以一己之力拯救父母的生命？对策兰的歪曲性报道还有一些，说他只呆过乌克兰的集中营，但实际上被周转过好几个营地。并不清楚这些报道的动机，在人类面临重大灾难的时刻，细节的性质不能大于历史的性质，否则一定会远远偏离历史实在。策兰父母是大屠杀受害者，而非策兰是否主动远离父母——1942年底或1943年初，策兰的父亲因感染斑疹伤寒死亡，母亲因“不适合集中营劳动”遭到处决。策兰在与不在都无足轻重。
后来关于他的报道中又出现一个插曲，说集中营里的囚徒被分成两组，一组是将被送往毒气室的“死亡之组”，另一组则立即释放。策兰原本在死亡之组，但他溜到了立即释放的那一组，这样，就由另外一个人顶替了他。报道者说，这是策兰亲口所说，策兰本人没有对此发表过评论。
策兰对集中营生活讳莫如深，他说：“一个犹太人在战争年代是怎样的，我不用提及”。朋友问他在集中营里做什么？回答极简：铲啊！并非策兰如此，许多人都选择了沉默而非言说——也许，语言根本不足以描绘这种经历，无此经历者往往无法理解这种心灵的创伤。策兰种种举动即便真实，莱维一定能够理解——在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与策兰的经历至少存在两种不同重复，一，囚徒们的生存策略就是相互倾轧，正常社会中的道德观对于集中营来说完全不适用。二，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有一批女囚被强迫从事一种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的劳动：七月的烈日下，女囚们站成一圈，每人前面都有一堆沙堆，她们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前面的沙堆铲到右边的沙堆上，依次像击鼓传花一样，永无休止地铲下去。除了“铲啊”，还能用怎样的字眼来形容这种行为？“铲啊”，看似极简，却极为精确地描绘了集中营“劳动”的全部意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不了解集中营，就无法理解策兰的行为；不了解集中营，也无法理解他的诗作。即便对集中营生活有所认识，也不能完全准确诠释他作品的全部含义——语言的、信仰的、哲学的，以及更为深切的策兰本人的隐秘心理，他试图言说一种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在”和“在场”。
策兰早期诗作与他集中营生活、与双亲惨死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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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944年2月，已成为孤儿的策兰从集中营逃回切尔诺维兹家中，1945年4月下旬从苏联控制下的切尔诺维兹迁至布加勒斯特，从事翻译工作。
独处期间，他写下了成名作《死亡赋格曲》，策兰自己标注的时间是1945年。知情者回忆，诗作写在1944年集中营回来不久，也许一年多时间里进行了多次修改。原文是德文，1947年5月首次发表时却是罗马尼亚语，题目也被改为《死亡探戈》。
在布加勒斯特生活到1947年底，翻译和写作生活是策兰生活的主要内容。此间，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为就是改名，将保罗·安切尔改为保罗·策兰。策兰（celan）是安切尔（ankle）的音节对调。改名是文字上的小游戏，或许还有告别旧世界的意思。
随着罗马尼亚的赤化，尽管策兰左翼思想明显，还是于1947年12月逃离布加勒斯特来到维也纳。但他对这个国家并不信任，当奥地利“去纳粹化”工作完成，政府决定赦免罪责较轻的纳粹分子后，策兰决定离开维也纳。1948年7月定居法国巴黎。
到达巴黎不久，策兰的第一部诗集《骨灰瓮之沙》在维也纳出版，收入他1940-1948年诗作48首，其中包括代表作《死亡赋格曲》。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出版事件，三年过去，诗集卖出去不到20本，策兰只好请朋友回收那些书，捣成纸浆。
《骨灰瓮之沙》
巴黎最初几年的生活令人沮丧，尤其与另一位犹太诗人伊凡·戈尔的交往，使策兰背上沉甸甸不名誉的包袱，虽然后来得以洗刷，诗人脆弱的心灵却受到莫大伤害，这就是所谓策兰“抄袭事件”。事情并不复杂，戈尔去世前曾请策兰翻译自己的三本诗集，又因策兰翻译的个人化色彩浓厚而没有出版。数年后，戈尔的遗孀指控策兰剽窃了戈尔的作品。
1948年到1952年策兰作品很少，以1952年4月创作的《数杏仁》最为著名。
1952年，策兰重返德国参加一个文学组织的会议，是1938年后的第一次。有个很有意思的传闻，他在路上遇到一条被汽车撞死的狗，路边妇女们为之惋惜不已，策兰激动地说：“她们竟然为一条死狗悲叹！”听起来颇不近人情。他实际是指责德国人对那段不光彩历史的态度：在纳粹统治期间，许多德国人对大屠杀一脸茫然，战后又支支吾吾。事实上，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反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彻底，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际压力，很难说德国人的认识会达到怎样的深度——海德格尔不就如此？
策兰的德国之行反响不很热烈，对他诗作的赞誉和批评兼而有之，一大收获是与斯图加特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出版诗集《罂粟与记忆》，收入他56首诗，包括《死亡赋格曲》、《骨灰瓮之沙》、《数杏仁》等早期代表作。诗集于同年12月出版。
《罂粟与记忆》的出版给策兰带来了荣誉——还有是非。戈尔的遗孀正是以这本诗集为依据，控告策兰剽窃了戈尔诗作的意向。《罂粟与记忆》收入的是他1940年到1952年的作品，1948年后的作品不多，为戈尔翻译作品发生于1950年，此时他已经写出了《死亡赋格曲》、《骨灰瓮之沙》等代表作。
1952年底，策兰同法国版画家吉塞拉·德·勒斯特朗日结婚。不幸的是，在妻子临近分娩时，孩子却胎死腹中，为此，他写下一些悼念性作品。
策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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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兰的诗作晦涩难解，却有很强针对性，如集中营经历、孩子的夭亡等，他还非常注意一些重要人物的行为。1954年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再版，策兰也买了一本，但他对海德格尔回避自己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行为十分不满，写下了《回忆》：“给心喂无花果，/心中的时间回想起/死者的杏仁眼。/喂了无花果。……而你的白发新添了/羊毛/那是夏季放牧的白云。”很难说没有挖苦的意味。
一部哲学讲义为何会引起策兰不满？海德格尔在再版时写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前言：“本书是1935年夏季学期我在弗莱堡大学以同样题目讲过的课，现经充分润色予以出版。讲课时已经说过的话，在出版物中就不再说了。”海德格尔这段话相当诡异，首先究竟说过的什么话“不再说了”？省略的被认为是他对纳粹主义有着“内在的真理和不凡之处”的赞美语词。而“不再说了”，是认为自己“说过了”还是因为“说错了”？诗人策兰显然看出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伎俩。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策兰收获颇丰，1955年斯图加特DVA出版社出版了《从门槛到门槛》，收入近作47首。1959年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出版了《语言之栅》，收录1955年至1958年作品33首，他的诗获得越来越高评价，海德格尔也开始向策兰赠送自己的作品。
策兰没有因赞誉感到兴奋，反而沉陷在语言的牢笼中不可解脱。语言，成为策兰无法飞出的樊笼。
德语是策兰的母语，尽管他精通多种语言，却始终坚持德语写作，也许，德语最能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向。给策兰乃至世界心灵造成伤害的正是操持德语的主体民族：日耳曼民族。这样，策兰作品就存在面向问题：是面对德语读者还是面对其它语种的读者？策兰是犹太人，也从不属于德意志国，不论他面对德国读者还是面对语言自身，策兰都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更进一步讲，在德国历史的特殊阶段，他还是这个语言的对立面，是操持这个语言民族的“敌人”，若非侥幸，策兰属于要被灭绝的那一类人——他父母不是已经双双死于集中营？他自己也在死亡边缘徘徊过，是这一灾难性历史实实在在的“在场”者。这种语言的焦虑感是本雅明、莱维所不曾有的，与茨威格也大不相同，流亡中的茨威格明确说过，他的语言和自身都丧失了归宿感。策兰则说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讲异族语言的环境里，这意味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所用的语言”。“我是局外人”——在法国是，在德国同样是。这导致策兰对语言的运用越来越紧张，语言的维度渐渐容不下他思维的张力。
话语，真的很重要，一个人的语言形态往往能够准确体现一个人的思考形态、人的本质倾向，它潜伏在我们的心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策兰的诗从不使用“种族”一词，足够体现他的隐秘心理。在《你也说》这首诗中策兰写到：“说——/但不要把'不’与'是’分开。/也赋予你话以感觉：/给它阴影。//……//瞧瞧四周：/看，周围多么活跃——/死亡之中！有生命！/谁说到阴影，谁就说了真话。//可现在你站立的地点收缩了：/……/有颗星会攀着它下来：/到下面遨游，下面，/她能看见自己闪烁：在那/词语流动的长浪里”。他始终在审视着自己的语言形态。
在策兰诗作大受好评的同时，也有些不友好的评论，如一位叫科特·霍柯夫的评论家，就通过戈尔遗孀的剽窃指控，将策兰说成是戈尔的学生，说策兰的诗作“用词和意向说别人穿过的旧衣服，偶尔还进行格律的庸俗化”。当这种评论来自“德意志”的时候，策兰很自然地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策兰语言上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美”排斥真。从德国古典哲学以来，以及德国人精准到乏味的性格上看，策兰的“发现”或许是正确的：他说“这门语言尽管在表达上有不可让与的复杂性，它孜孜以求的却还是用语精准。它不美化，不'诗化’，它命名，推定，费尽力气要测度给予的和可能的王国。”——这样的语言已经不属于诗的语言。诗的语言一旦坍缩，“感受”和“想象”就不再是理解作品最重要的形式，需要以一种“本体”的方式去接受，这种“本体”要求读者完全进入作者自身的维度——对于读者来说实在太艰难了。是故，原本隐喻极为丰富的策兰诗，笼罩上一圈浓厚的“妖气”，不仅折磨读者，也折磨作者自己。
隐喻足够曲径通幽，终究还有可以探微的痕迹，一旦语言的维度被思维的张力胀满，语言就被刺成碎片，以致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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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策兰获得德国不来梅文学奖，他在1月26日获奖演说中曲折地表达了诗与语言、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那些年代里，在事后许多年，我一直在这门语言里搜寻，也用这门语言写诗，这给我一个方位感，也好明白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也就是要为我自己勾勒出一个轮廓。”他认为诗有一种方向感，或者叫朝向性，“朝向什么呢？朝向某种姿态开放，能容他人的人，也许是朝向可直呼其名的'你’，朝向一种可用语言表达的现实”。
他的组诗《密接和应》可以视为用具体形式回答这个“朝向性”的问题。这是写于1957年7月到1958年11月间的一首组诗，既是对《死亡赋格曲》的应和之作，也是对读者某种曲解的纠偏。
尽管策兰在德国影响越来越大，但他对西欧的感觉并不很好，大屠杀阴霾在他心中不可能散去，新纳粹运动的出现，更容易使他发生各种关联性想象。于是，他开始向东——俄罗斯去寻找自己精神上可能性的归宿。他在俄国诗人奥斯普·曼杰尔斯塔姆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称他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俄国诗人之一”，“我想在此说明，立刻说明，奥斯普·曼杰尔斯塔姆离我的心最近……在他那一代俄国诗人当中，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跟他一样处在时代的前列，思考时代，又超出时代，一直把一件事想得通通透透，想到了时代的各个细节，大大小小的事件。”
曼杰尔斯塔姆是俄国犹太诗人，也受到过剽窃指控，策兰坚持认为他是被德国人杀害于集中营，实际死于斯大林流放他的西伯利亚。1958年策兰开始翻译曼杰尔斯塔姆的作品，一周内即翻译了14首诗，翻译作品中有着厚重的“策兰色彩”，到1959年一月完成34件作品翻译。在曼杰尔斯塔姆身上，策兰“开心和充满感激地找到了回归语言的道路”。
策兰将以怎样的方式“回归语言”？1959年7月他原本计划与阿多诺在瑞士会晤，但又提前返回巴黎，与哲人失之交臂。阿多诺在1953年一篇文章中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简直就是野蛮之举”，引起策兰极度不满，许多人认为是针对策兰所说，但策兰当时影响并不足够深远，甚至，阿多诺未必知道策兰的《死亡赋格曲》。不过，阿多诺此话看起来义正辞严，也不见得说出了怎样的“真谛”，奥斯威辛与写诗的野蛮性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诗，并不总是赞词，有时也是哀歌。
阿多诺
为不曾谋面的会晤，策兰写了一篇散文体小说《山中会话》，是他唯一这种文体的作品。小说中仅有两位人物，以格罗斯揶揄阿多诺，策兰自己成为另外一个角色贝克莱因，作品有一种销魂的妖气，好看而绕人。
阿多诺后来多次重申自己的结论，在1961年12月受到一次批评之后强调说：“我并不想修改我原来说过的话，即，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就是野蛮之举”。这次，他进行了某些解释：“通过样式化的美学原则……（使）一种不可想象的命运看起来还具备了某种意义：通过美化作用，恐怖中的某些东西就被消除了。”策兰拒绝了阿多诺的解释：“诗歌，难道它不是一种信念？……诗歌难道不是追求真实的过程，不是在包围与钳制我们的东西中拼搏？让自己投身其中。说到底，这难道不是一种奋力抗争？”可谓雄辩。1965年阿多诺第三次确认他的话，但1966年予以收回。
语言上一丝不苟的讲究也招来一些非议，有评论说“策兰的抒情诗很少对应于一个具体的对象。这些诗向来只是完善其文字技巧，忙于银丝细工，可以说就像用语言自身的腺体织成一张蜘蛛网。策兰掌握的比喻都不是源自现实的，也不为现实服务。”这个评论很难说客观，恰恰是因为太现实，太个体化，过分到唯策兰经历过才能懂得和理解。在《他们思想里有土》中，诗人写到：“大地就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在挖。//他们挖呀挖呀，就这样/白昼去了，黑夜去了。他们不赞美上帝，/他们听见，上帝要的就是这一切，/他们听出，上帝知道这一切。//……//哦有一个人，哦没人，无人，哦你：/去哪，既然无路可去？/哦，你挖我也挖，从我挖到你，/直到我们手上的指环醒来。”
仅仅表描述集中营的行为并不够，当策兰将其上升到终极、直到和古老的犹太信仰结合一起时候，加上语言自身的魔幻性，不知其所云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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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的痛感始终萦绕着策兰，新纳粹主义势力在德国有所抬头，此时德国审判了一名叫阿洛瓦·哈尔斯但克的党卫军官，此人在乌克兰曾经“解决掉”约四百名犹太人，却因后来属于“守法公民”仅被判处三年监禁的轻刑。策兰的“剽窃事件”恰好再度蒸发，他被指责为“骗子，遗产猎人和江湖骗子……用那人悲惨的口气编造父母被纳粹杀害的传奇，愚弄了那么好的一对德国夫妻”。策兰认为这是新纳粹针对自己的一起阴谋：“这些密谋活动导致企图毁掉我本人和诗歌的图谋”。这种诽谤性指控遭到德国文学团体的驳斥，德国语言与文学院1960年4月决定将严肃而富有声誉的毕希纳文学奖授予策兰。
为迎接这个庄严的奖项，策兰为获奖演说词所做的草稿多达314页，最后三天时间一气呵成，即《子午线》一文，他特别强调了作品晦涩的理由：“不要因为缺乏清晰度就责怪我们，因为我们早就承认过了”，他不认为自己在刻意“绕弯子”，只是在寻找一种新的语言表达途径，他希望读者能“容我”。
将诗歌变为“艺术品”不是策兰的目的，而是要让艺术“进入你最深层的困境，让你彻底自由”。自由在哪里？在“乌-有乡”（或者在“无处”），最后演化成演讲的题目“子午线”。策兰路径寻找的结果是堕入到虚无状态，一种虚空，正如“子午线”并非一条实线。
策兰演讲中存在主义倾向非常浓厚，他对瓦尔特·本雅明、列夫·舍斯托夫的提及和引用、对自由路径的寻找都是存在主义的意向性表达。策兰的诗可以视为存在主义的杰作。
但很难说存在主义能够给策兰的思考、追问给出如何满意的回答。存在主义自身就不承认本质对于存在物具有内在约束力，人，丧失了——或者说根本不具有什么本质属性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一旦失去本质性规定约束，又何以为人？他在《谁也不是者》中写到“再也没有谁用尘土捏制我们，/再没有谁对尘土念叨。/再也没有谁了”。不仅是对上帝创世纪的直接否定，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直接否定。企图在被否定的事物中寻找确定性回答、寻找一个终极，必定会使策兰大失所望。二十世纪两位最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选择——海德格尔选择纳粹，萨特选择斯大林不是很说明问题吗？他不可能在被自己否定的事物中寻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难道我还必须与雅科夫的天使继续较力吗？”在与天使较力的同时，策兰也在与自己较力，现实中的语词已经完全不够他驱使，诗作中的人名、新造句、叠词越来越多，既体现出某些探索性，也是他精神障碍的某种反映。
早年策兰就具有左翼色彩，此时他依然宣称“我内心还是一名老共产主义者”，他还不知道有“古拉格”，只知道西方的“法西斯癌症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加上对曼杰尔斯塔姆的倾心和虚无主义倾向，他的精神只能在“东方”的怀抱里挣扎。
与天使较力，策兰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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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兰写作同时，精神愈加焦虑和紧张，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实际是精神分裂的前兆。1965年策兰的精神终于崩溃，11月23日持刀杀妻未遂，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1966年6月中旬出院，但到了1967年1月再度复发，用刀刺入自己的胸部。自杀未遂，他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策兰身体有所恢复后，1967年7月24日在弗莱堡大学举办了策兰作品朗诵会，听众有一千多人。纳粹时期弗莱堡大学校长正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曾经说“知道他很多事情”，也知道“他那极麻烦的危机”。已经高龄的海德格尔参加了朗诵会，并将自己的作品《思想是什么意思？》赠送给策兰。次日，策兰陪同海德格尔去了他在山中的疗养地，在访客登记簿上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写进棚屋册里，仰望井上星，希望有一个字眼来到心田。1967年7月25日，保罗·策兰。”事后，策兰还为这次见面写下了一首小诗《托特瑙山》：“书中/——接受过谁的名字，/在我之前？——，/这本书中/写下那行字，怀着/一份希望，今天/盼望一个思想者/说一句//掷到/心坎里的话”。
希望之殷切，已直白到不似策兰风格。只是，没有什么来自海德格尔的字眼，只有策兰自己不停地写，仅1967年下半年，策兰写下81首诗，还专门制作了一部收藏者专用版本的诗集回赠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只回了一封内容平常的感谢信，策兰的失望可想而知。他们之间的一面之缘，或许还触发策兰更加强烈的绝望。有学者认为，策兰之死与海德格尔对历史的冷漠有直接关联。
六十年代红色浪潮席卷欧洲。1968年5月，法国爆发学生运动，这使策兰兴奋不已，他不仅走上街头，还高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三个月后，1968年8月20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给这位“内心中的老共产主义者”以严重刺激，他迅速写出若干讽刺性作品。
策兰是数千年漂泊中的犹太人之一，他和前辈们一样寻找自己的容身之地——不只是肉身的，也是精神的和情感的。虽然他们中许多人和茨威格一样，早已视所在国的为自己祖国，但大屠杀击毁了这种认同感，再次陷入精神上的流浪。以色列，这个流着奶和蜜的上帝应许之地，再度成为策兰精神上的故国和家园。1969年9月29日策兰访问了以色列，他说：“我清楚，我早就知道，耶路撒冷会成为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一个休止符”。而“耶路撒冷还在”使他有了强烈归属感。一个半月的访问结束回到法国，他写信告诉朋友“我不再是个巴黎人了”，接着又写了一大批短小的抒情诗：“立着/耶路撒冷立在我们四周……我站立/在你心中”。从此，他“不再迷恋巴黎这座城市了，也不迷恋这个时代的这个世界了”。
既然生无可恋，那就纵身一跃。
1970年4月19日或者20日夜，保罗·策兰从米拉波桥上跃进塞纳河，结束了自己不堪重负的生命。我觉得，这一天应该准确地定于4月20日，这是希特勒出生的那一天——策兰用生命书写了最后一个隐喻。
他水性很好。
《保罗·策兰传》，【美】约翰·费尔斯坦纳，李尼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保罗·策兰诗选》，孟明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作者授权刊发，载于《随笔》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