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冰到文翁，从“治水”到“化蜀”
李冰治水
公元前311年，蜀守张若修建成都大城、少城，迁成都县于少城，开始了秦对蜀地的政治变革。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分为两步，首先实行郡县制，同时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以稳定政局，收复民心。但是，蜀地的反秦势力并没有停止反抗。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直至公元前285年诛杀蜀侯绾，经过三十余年的时间，秦才最终在蜀地确立起完全的郡县体制，将蜀地真正纳入秦的统治版图当中。由此可见蜀地文化的根深蒂固，这个过程也正是蜀地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汇融合的过程。秦对蜀地的政治改革的确是颇费心思的，是将其作为整个统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规划实施的。蜀地政治稳定后，按照秦的战略规划，蜀地应该作为秦统一天下的战略基地，发挥重要作用，这时蜀地却不断遭受水患，民心穷则思变，政治家张若作为蜀地郡守却不能很好的治理水患，蜀地非但不能作为秦统一天下的支持，反而有可能成为秦的包袱。因此，蜀地急需一位能像蜀地先王鳖灵那样的郡守，带领人民治理水患。于是，秦昭襄王派善于治水的李冰出任蜀郡守。正是蜀地使得李冰彪炳史册，也正是李冰使得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李冰出生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水利专家。李冰像大禹一样，是中华民族治理旱涝灾害的卓越代表。
秦昭襄王时，李冰到蜀郡出任蜀郡守，主持蜀郡的政事。李冰是继张若、司马错之后的第三任蜀守，是古代巴蜀、甚至古代中国最有作为的地方官之一。李冰治蜀事迹甚多，涉及面广，其中以治水之功最为显著。史载李冰“能知天文地理”，“识察水脉”。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在中国乃至世界皆是杰作和典范。
都江堰具有防洪、灌溉、运输和漂木等功能，是一个可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大意就是：李冰在江心修筑鱼嘴，一江之水分作两江，两江同时穿过蜀郡，可以行使舟船。岷山上生长着许多梓柏和大竹子，倒掉的树木顺流而下，在江边捡拾的木材多得用不完。两江之水可以灌溉蜀郡土地，种植庄稼。从此，蜀地沃野千里，号称陆地海洋。旱则可以引水灌溉，雨水太多可以引水排涝。有记载当时旱涝不再听凭天时，老百姓没闹过饥荒，天下称成都平原为“天府”。李冰在修建都江堰之后，还“穿石犀溪”、建成都“七星桥”、“导文井江”与“分穿羊摩江”工程等。李冰还开发广都（今双流县）盐井，推广勘察盐井地脉和取卤、煮盐技术。可见，成都平原称“天府之国”大概就是从李冰修建都江堰开始的。
当然，李冰治蜀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本人的才能和秦王朝的战略决策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蜀文化的认同。据《华阳国志》记载，秦蜀守李冰为了稳定秦在蜀地的统治，在修筑都江堰时，曾充分利用蜀人自古形成的尚五宗教观念，例如古蜀王迁都成都就曾修建青、赤、白、黄、黑五帝庙，李冰“以五石牛以压水精”。由于李冰准确抓住了巴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因而就牢牢掌握了治蜀的精神武器，从而成功修建了都江堰，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受到蜀人的崇敬。
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在秦王嬴政时代，郑国在关中开通了郑国渠，从此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这两个沃野千里之地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物资支持，秦王朝逐渐地统一了东方六国，中国开始了大统一的王朝历史。秦王统一六国后，将东方六国的许多能工巧匠和官宦子弟迁往蜀地，如赵国蔺相如的子孙和手工业者卓氏、郑氏等，随着蜀地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和外地人才的不断涌入，蜀地经济逐渐进入全国前列。
文翁兴学
蜀地经济虽然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但是蜀地文化相对于中原有很大差距，在当时仍然被认为是僻陋之地，有蛮夷之风。秦王朝对巴蜀地区在文化方面的变革采取的是温和、诱导性的政策。关于李冰治蜀，当地流传着李冰斗江神的故事，说的是李冰到蜀地做太守时，当地要为江神娶老婆做祭奠，防止来年江神发大水，李冰化作青牛与江神战斗。与其说是李冰与江神作斗争，不如说是李冰与当时蒙昧的思想做斗争。因此，发展蜀地文化教育就成为了当时统治者迫切的任务。
据《汉书》记载，巴蜀之地本属于偏僻的地区，秦灭蜀、置蜀郡，土地肥美，百姓生活丰裕，景帝、武帝时期，任命文翁为蜀地郡守，教民读书法令。可见，秦统一巴蜀后，尤其在李冰治水之后，蜀地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得到确立。经济的发展要求文化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发展文化教育，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淳厚民风，便成为蜀地郡守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翁化蜀正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所需。
文翁是西汉时蜀郡郡守，他不是蜀地人，而是庐江舒（今安徽庐江县）人。文翁是四川历史发展中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在《汉书·循吏传》中有关于文翁的记载，但是，对于文翁的名字却无详细记载，据《太平寰宇记》介绍：文翁名党字仲翁。可见，文翁姓文，名叫党，字仲翁，可能在家排行老二，文翁是蜀地百姓对他的尊称。文翁自幼好学，在正式入学之前，有一次砍柴时，他跟小伙伴们说：我想去远方求学，今天我把斧子投掷到那棵最高的树上，如果能挂在上面，我就去京城求学。于是，他向那棵大树投去斧子，斧子果然牢牢地挂在上面，他真的就去长安求学了。西汉景帝末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他和李冰一样治蜀先治水，在都江堰工程的基础上，文翁主持了穿淘湔江、引水灌田的工程，据说能够灌溉一千七百顷田地。汉代四川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文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翁兴学成就突出，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汉武帝元朔五年，朝廷诏令天下郡国全部仿照蜀郡建立官学。中国地方官学制度就此建立，并一直延续至今。文翁石室从此被成都人视为教育的圣地，两千多年来，除了短暂的战乱时期外，石室旧址一直是地方官办学校的校址所在，这在世界学校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翁石室的创建者文翁，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他不置家产，不恋故园，勤勤恳恳，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终于所任。《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足见文翁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怀念。由于文翁的影响，后世的成都地方官大多注重教育，这一优良传统流传至今。
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蜀郡开始，蜀地文明开始一步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无数的外地人带着自己的知识与技艺来到这里，在试图改造这里的同时，不知不觉中被这里的特色文明所改造。在秦汉之际，李冰、文翁无疑是这些外地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在蜀中创造了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影响着蜀中百姓，也影响着全国的历史发展。虽然无数的文人、武士带着改造蜀地的心来到这里，蜀地文明也完全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但是蜀地文明的特色并未湮灭，这得益于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和蜀地文明根深蒂固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能人志士来到天府之国，没有完全照搬中原文明的发展模式对蜀地进行改造，而是顺应着蜀地文明与人民的愿望，来发展属于蜀地自己的文明。
入蜀、出蜀代表着蜀地与中原的交流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的持续进行中，中原文明改变着蜀地文明的发展，蜀地文明以自己的特色促进着中原文明的进步，成为华夏文明发展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