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敏访问赵家棚
陈少敏访问赵家棚
杨自齐
赵家棚烈士纪念馆和抗日英雄纪念碑 图片选自网络
1962年4月8号，我当时任赵棚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是芦立群。还在头几天，芦书记就对我说过，4月8号陈大姐要来赵棚，你要做好接待工作，陈大姐要在赵棚住两夜，她是中央首长，又是老革命家，在赵家棚打过多年的仗，你一定要让陈大姐在赵棚吃好睡好。接到任务后，首先是要搞一张软床，我就安排人在赵棚镇上搞了几床新棉絮、被子、床单等，又和蒋超群等几个人到县城，买了一张用棕绳编的床，外加一张可以坐3个人的沙发式藤椅。
赵家棚抗日烈士纪念碑 摄影：蒋鹏飞
陈大姐这次到赵家棚来，我听说是这个原因：赵棚公社赵冲大队有个社员叫张南山，抗日战争时期，曾给李先念当过马夫。1959年底到1960年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赵家棚一带饿死了不少人。张南山就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基层的一些情况，李先念就让他的老战友、当时已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代他来赵家棚作访问调查。
陈少敏（左）、郑位三（中）、李先念（右）合影 图片选自网络
为了让陈大姐在赵家棚吃好，我们也动了一些脑筋，我和区司务长邓以新到镇上，买来了卤猪肉、鱼、滑肉、鸡肉、鸡蛋等10多个菜，可以说凡是赵棚街上能弄到的好菜，我们都弄来了。吃的主食就弄了一大甑白米饭，还备下了几斤白酒，这在那个时候都是很难弄到的东西。芦立群看了以后，也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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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号清晨，我和赵棚区的几位负责人一起，来到了镇机关南面一座叫杨家山的小山上，这座小山的南面正对着一个冲，公路上几里路远的车也看得很清楚。
大约9点多钟，远远的看到几辆小轿车过来了，我留心数了一下，总共有8辆。最前面的一辆小车开到我们站的小山坡边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个子高高、穿一身黑衣服、头上戴一顶红毛线帽子的人，看上去就象一位农村老汉。那个人一下车，立刻大声说：“你们来干什么？搞夹道欢迎啦？老子不喜欢这一套。”我一听这个人讲的是山东口音，说话的口气又这么重，我猜想这个人，就是我从小就听人讲过无数遍的陈大姐。
陈大姐连说带骂的一顿话，弄得我们一群人个个不敢做声，芦立群赶紧上前去小声说了句什么，陈大姐的气好象消了一点儿。她在芦立群的陪同下，健步朝区机关的院子走过去。其余几辆车跟着我们一群人，缓慢地开进了区机关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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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才听说，这次陈大姐到赵棚来，陪同来的一群人都是我们听说过多次的人：孝感行署专员樊作楷和夫人蔡坚、安陆县委书记刘大信；在赵家棚打过仗的老革命家有许金彪、潘友謌 、汪立波、胡山等。再就是全国总工会及省、地、县的有关工作人员。跟着陈大姐的是全国总工会一个姓杨的干部，个子高高的，我们叫他“杨主任”。
陈大姐一行人到了区机关的会议室坐下来。那个会议室，其实只是两间平房里摆了张木乒乓球台，不开会的时候就打乒乓球，开会的时候就把几张长条凳往乒乓球台边一放，台上铺一块蓝布。这次陈大姐来了，会议室里也跟平时一样布置。陈大姐落座后，喝了几口水，就要我们去找几个人来，下午她要和他们座谈，她提的几个人中，就有张南山。
芦立群立刻安排我们去找人，她要找的几个人，我现在记得的人有棋格村的一个老太太，名字我不知道，听人说这位老太太抗战时期曾经跟陈大姐结过干姊妹；另一位老太太是赵棚街上的居民，外号叫“麻鸡母”，听说这位老太太当年胆大心细，给我们党当过多年的交通员，直到解放后人们才晓得。
陈少敏 图片选自网络
陈大姐一行人在会议室说了一阵话，说的什么我不知道。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就按事先弄好的菜端上了桌子。待陈大姐一进饭厅，立即大声骂起来：“你们搞的什么事，这里都饿死人了，还搞这好的饭菜。我不吃这样的饭菜，你们给我去搞红苕来，蒸熟了就行了。”说完又嘱咐一声，“不准削皮啊！”我一听这话，二话不说就急急的朝街上跑，当时街上已经散了集，没有人卖东西了，我急中生智的想起街上有供销社管的一家餐馆，他们经常卖蒸红薯，每天都会买一些红薯。我几乎是跑进了餐馆，正好经理叶光和在店里，我来不及说多的话，开口就问：“店里还有不有生红薯？”他答应说有一点，我说赶快把这些红薯称给我。他看我着急的样子，也没问别的，叫人把所有的生红薯装进一个大篓子，大约有20来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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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红薯提进了伙房，在场的所有人立刻动手，洗净了红薯放在灶上蒸。过了一会儿，红薯蒸熟了，桌上的菜也只有咸菜、煎小鱼、炒青菜等，一碗最好的菜就是炖滑肉。这样的饭菜上来后，陈大姐一行在屋里谈笑风生的吃起来，待吃完后我们去收碗，看到咸菜吃得最多，小鱼动了几下，滑肉没怎么动，一大蒸笼红薯吃得差不多了。
下午，陈大姐要找的几个人都到区里来了，她和同来的领导一起，和找来的几个人一起座谈，座谈的内容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听说主要是生产、群众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吃晚饭的时候，还是弄的蒸红薯，不过因为时间充足一些，就由邓以新去买了。来参加座谈的群众和领导都是吃的这个，陈大姐与当年一起战斗过的群众，关系特别融洽，大家边吃边聊，陈大姐兴致特别好。晚上，陈大姐又接着和大家聊到了晚上10点左右。到了睡觉的时候，陈大姐对我们费了好大劲弄来的棕床不满意了，她一见棕床，就要我们给她换木板床。我们立刻动手，把棕床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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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陈大姐又发起了火。全国总工会的杨主任白天讲过，陈大姐是中央领导人，这次虽然没有带警卫人员来，但晚上为了她的安全，地方上要派人给她站岗。对这个事，我们还动了一番脑筋，我们想来想去，找了两个人，一个是公社特派员陈友安。他当年大约32岁，公社只有他手里有枪；另一个人就是公社税务所长方万鹏，他30来岁，当过兵，个子高，身强力壮。陈大姐进屋后，他们两人就站在门口。不料陈大姐一会儿又开门出来，看到他们俩站在门口，立刻明白了我们的用意，她生气地说：“我到赵家棚来，是回老家。我感到最安全，用不着你们，你们给我滚。”这两个人只好走开了。不过陈大姐虽然这样说，我们还是让这两个人晚上在院子里值班，院子外也安排了人巡逻，防止安全上出问题。
2014年9月，首个公祭日，安陆市委市政府及各单位领导到赵家棚凭吊英烈 摄影：水易居
第二天，早餐吃的还是蒸红薯。吃过早餐后，陈大姐提出要外出转，还坚持要步行。芦立群和公社几个领导陪同陈大姐步行，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她先到了棋格大队，再到了余畈大队，最后到了张冲大队。这几个地方，都是她抗战时期住过的地方。张冲则是她带领一支队伍，从河南竹沟南下到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合的地方。每到一地，陈大姐都要到她住过的地方看一下，问一下当年的老房东还在不在，过得怎么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在张冲，她站在当年她和李先念会合的张家祠堂边，准备照一张相，她突然说起：“这个场有个张世哲啦，他还在不在？”我依稀认得张世哲，就跑到湾子里，一打听，张世哲在家里，那年他还不到50岁。张世哲一听我说陈大姐来了，就赶紧跑过来了，一见陈大姐就问：“陈大姐，还记不记得小张？”陈大姐笑着说：“我怎么不记得？是我叫人去喊你来的。”这是我记得最清楚，陈大姐两天来笑得最好的一次。
2016年6月，安陆市纪念中原突围胜利70周年座谈会 摄影：水易居
陈大姐快要走的时候，叫杨主任把他们一行人的生活费付清，芦立群说算了，陈大姐回到老根据地，只吃了几个红薯，我们怎么好意思还收陈大姐的钱呢。杨主任一脸严肃的说，这是规定，陈大姐特地嘱咐过了，必须收。芦立群就让邓以新收了。当时上级下基层，交伙食费的标准是每人每餐半斤粮票、1角5分钱，一共是37人吃了4餐。是行署的赵秘书长收齐交给邓以新的。交完了以后，陈大姐还要杨主任看了一下收据。这个数字我到今天还记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