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刚才天勇的四句话，我是很赞成的，他其实不限于税费、收入支出、制度机制这几方面，他还把监督、绩效串在一起考虑，这很全面。我们这个主题也是讲企业负担，前几年社会上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话题很热门，今天到会的几位专家都很有影响力。我之前就注意到炜光和天勇在天津关于税费的发言，虽然也不能说就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但联系着曹德旺先生说到中美的企业负担对比，已引出了更多的热议。如何全面地看待企业负担的问题，我试试先勾一个最简单的“全景图”框架。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生对税负概念错误的理解。实话说，曹德旺董事长就是这样的，他把中美之间的企业负担对比着看，相关的税、费、土地、金融、物流、用工，所有的因素都摆出了一套数据，他这样的对比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最后说的中美之间对比后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又回到"税"的概念上去了。虽然曹德旺的表述里有"综合"这两个字，但他的结论并不足以代表实际的综合程度。我自己是这样解读的，我们可以接着曹德旺的这个对比来说，先把跟政府有关的制度性的税费负担或者是叫作有关各类政府征收的成本列举下来，就不能光限于"税"了。首先讲正税，中国现在是18种，我们承认还要考虑努力地往下降，尽可能减轻大家的负担。这两年国务院也是这么做的——中国总体的18种税，特征是跟美国大相径庭的，它是以"间接税"为主的一个税制体系。今年的重头戏，就是第一大税--增值税负担减轻，能够减轻的税负达到13000亿。再加上其他的，累计减税2019年可以达到21000亿。这样的概念，主要涉及的都是流转税和政府收费。美国那边降的是什么呢？它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是比较典型的直接税。在我们这方面，这18种税继续往下降，的确有空间，但不大。至于企业关注的“税负”，我们要看到，光讲正税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增值税从小规模纳税人上来说，已经相当地简洁化了。小规模的标准和“起征点”抬高以后，让很多的小微企业根本就没有税的问题了。在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方面虽然是我们比美国高一点（现在是25%），但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减半征税，那就是12.5%，比美国明显更低了。高科技和上市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是15%，早就比美国低了。在进一步减轻企业所得税这方面，我们也提到有鼓励研发投入方面的税基抵扣，把原来的150%现在提高到175%，未来也不排除再提到200%，翻一倍来鼓励企业更努力做研发创新。再往下降，企业所得税方面不是说没有空间，空间已经不大。增值税现在很明确，继续往下降，把三档并两档，现在一个是13%，一个是9%，小微是6%，这三档并成两档怎么并？一般认为肯定是从高的往下调，不能把9%调到13%，那样三档并两档，是很难接受的。但是，能不能一步从13%往下并到9%？我觉得还会是颇费踌躇的，因为财政现在过紧日子的压力比较明显。如果不行，那就得分步走，这个大方面，三步并两步已经是既定的方针了，就剩怎么样掌握节奏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是对中国税负继续往下降最有分量的一个措施了。我们要看有关部门测算以后，做怎样的具体设置。除了最有影响的增值税之外，还有一些别的税，如果说到正税的减降来说，还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有份量的选项呢？比如说环境税，其“费改税”叫做负担平移，实际结果是"管得更严"，谁更多地排除污染物，就要更严格地交税，实际上体现为加税，这符合环保运用经济手段的要求。资源税要扩大覆盖面，你说还能减税吗？水资源原来不收费，现在从河北开始变成十个省去收这个税，这是加税，只不过不这么宣传而已，但是这是必要的，这有利于资源开发的节约使用。可考虑的还有消费税，消费税可能有减有增。比如说一次性木筷，前一轮是加上来的，说是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另有人说这是瞎扯，森林资源开发是配额制的，做一次性的筷子，都以边角料来做，哪来什么森林保护呢？但这是政府的政绩形象，把这个一次性筷纳入消费税以后，体现了税收调节怎么样促进绿色发展。但实际的影响却是给日本形成了直接的压力，原来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一次性木筷，因为多这5个点的税，就减少进口，一度逼着日本市场上很多餐馆重新使用消毒木筷来做替代等等。具体问题分析起来，就不展开了。实际上不光是减税，有些方面还是加税的。18种正税里面的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一轮降税很得人心，提高了起征点，增加了专项扣除。但是，这一轮最大的遗憾是，虽然"综合"迈出来步子了，但是只把劳动收入综合了。那么，咱们在座的这几位知识分子型的专家，都要准备全年秋后算帐了。它的最高边际税率过去能到20%，现在则可能轻易就跳到最高的45%，实际上受到了税收对劳动收入的歧视性的加码调节。正税的实际情况就是减之外还有加。还有要前瞻的是房地产税，一旦推出当然是加税，只不过宣传不好这么说，只好说是税制改革。但是，这都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打造现代税制必须考虑的改革任务。正税之外最简单的还有好几样：不能盲人摸象光摸正税这一项，跟着的五险一金，怎么样降低？刚才天勇说得很好，中国这一块差不多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往下降怎么降？今年说6月1号以后，原则上可以按照16%交基本养老，东北交22%都过不下去，交16%怎么过日子?这件事情本来有一个机会，因为终于把收费的权力统归税务机关了，那么原来在人社部那边的收费大军，中央给它安排了怎么分流、怎么消化安置之后，剩下的问题本来就应该是趁这个机会，各机关出面来把原来混沌的状态理清。已发现原来是3/4的企业没有交足，曾怀疑要补交，搞得大家都很紧张，领导人赶快出来安抚，定调是原来没交的就不交了，绝对不能再追溯。实际上这是领导人不得不做的表态，那么原来老老实实交足的企业也活该了，就当给资金池做贡献了。但同时又说原则上不能再增加负担，这就麻烦了：原来欠交的有欠交90%的，有欠交10%的，原则上不能增加负担，这条线划在哪呢？这只能说是一个安抚，要赶快把这个标准尽可能放在大多数企业能过得去的程度上，这就有一个抓住机会的必要性。按刚才天勇说的，要把整个全社会统筹的机制建立到位，但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种种借口拖延这样的改革，这是我很不理解的。这个事当然联系到企业负担问题，如果企业能名正言顺按照比较低的缴费的费率，完成规定的缴费任务，那大家就更好轻装上阵了，可以解脱很多原来欠缴的企业，也可以更好地使中国的法律昌明程度提高。现在恰恰这方面并没有抓住机会来做这件事。我们的五险一金后面，跟着的还有几百种行政性收费，这在全世界对比是最过分的。娃哈哈的老板宗庆后说是500多种，这事影响大了之后， 发改委、财政部坐不住了，派工作组去核实，把一些小项归成大项，归成以后确认是370多项。370项也是长长的清单，也是多如牛毛的状态。这在全世界都是说不过去的，搞市场经济，哪个国家能在法制的概念之下搞370种行政收费？这个肯定要降低，但这种负担降低真正要做起来，是啃硬骨头，是克强总理说的"拆香火"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那就要动真格的，减少这些局委办，削减部门的审批权，因为有了审批权，肯定容易衍生出收费权，收费权又很容易进一步衍生出来设租寻租权，就是你得打点我，除了370种有各目的缴费之外，你还得看我的脸色，什么时候我的脸色和缓起来了，说明你打点我基本到位了。随着现在反腐的深入，这个打点现在更多地演变成为送礼都送不进去以后，也会改成除直接收你种种费用之外，还可以拖着不办，“为官不为”。这都是成本，也往往是企业有苦说不出来的问题，都有很多具体案例。现在说到制度成本，主要就是这几块放到一起。再往下，还有融资的成本，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物流的成本，企业送货上路，得交各种各样的罚款，刺激它必须得超载，不超载就赚不到钱，企业就没法运转。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税"的概念能解决的吗？一定要有配套改革，解决整个吏治的问题。除此，还有电费、汽油费、人工费等等都需要专门讨论。我就说到这儿，这些放在一起，一定要大家认识到这是一个配套改革的系统工程。李炜光：减税降费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贾康老师用了一个词叫"全景图"，必须要有一个全视角的概念来观察这个问题，而且它的复杂性是远超我们想象的。流转税，贾所长说这个好像油水不大，但是流转税中的增值税的减税，有的企业就说我的负担其实没有明显减轻。待会朱为群老师可以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减税之后企业没有感觉到明显的负担减轻。但是，您的全景图的思考非常有意义，比如我们真正重的地方，社保费这一块并没有降下来，而且降下来的难度还非常大。除此还有各种收费，怎么也得收上百种，甚至更多，这么多的收费怎么减下来，而且涉及到相关不同的部门，这个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国家治理层面一个最复杂的问题。贾康：我再补充一句，增值税看起来降低幅度比较大，但不同的企业确实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高科技企业，在竞争中，它要以不惜重金的方式拢住专家的团队，但是，高科技人才的薪酬是没有进项抵扣的。这样，这一部分企业就比较吃亏。贾康：没有进项抵扣，大家看起来是降低了税率，但是在市场竞争中间都要靠抵扣链条享受这个好处，而这种高科技企业就享受不到，相比之下还在恶化它的竞争力。李炜光：有的企业的人工成本能占到70%，那没法抵扣，这都构成它实际的税负。贾康：还有一些企业由于季节等原因，前面的抵扣阶段性发生，积在那儿，迟迟不能够兑现，这个问题现在也引起一定的重视。另外我还想补充一条，对企业流转税的降低，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很大部分最后不是企业降低负担，是企业在竞争中间为了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把利益让渡给后续的环节，实际上大量的税负降低是让给最终消费者，使消费者受益。对于社会来说，这是好事，但对企业来说，它往往不得已才采取，你这边降了增值税，我马上来跟着降低价格，这样才能取得下一步竞争中的主动地位，这种情况这两年已经可以观察到了。贾康：对，你也可以说优胜劣汰，但另外一些不太强势的企业，它觉得这就恶化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