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女工

临近年底，陆续看到几篇关于女工或农民工的文章。社会学人在总结时候常提到社会与个体这对范畴，社会寓于个体、个体见于社会。这一年到头，想通过回溯妈妈的故事，结尾，迎新。

妈妈二十几岁进了制药厂。那时人瘦小，为了通过体检，还在衣兜里装了铅球。通过考试后，妈妈的青春就融进了车间。小时候去过工厂，记忆中的包药车间特别大，有很多笑眯眯的阿姨，那样的热气腾腾和明媚灿烂、特有的“师傅”称呼、铝制饭盒和带饭上班的习惯、人人一跨而飞驰的自行车、为了今天和未来的满满干劲儿，大抵是那个时代的订制美好。

地方的制药厂当年应是不俗，妈妈历来的开场白都是说“当时是制药企业的四大家族之一”，从这句话中，隐隐感到了它带给妈妈的骄傲、认同，以及后来的失落。

妈妈入厂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的工资二百多，妈妈说“比你二舅还高”。“比”之一字，是工人角色带给妈妈的自信；“还”之一念，则是女性身份固化了的刻板。阶级与性别是两个独立又互渗的范畴，二者可能相互配合，共同制造出有效率又驯顺的身体习性，延续对“工人”和“女性”的既有期待；也能够彼此竞争，成为个体自我实现的策略或工具，如（特定情境中的）工人的高有助于矫正女性的卑。在这样的交叉矩阵或经纬网格中，妈妈迎来了改制、阵痛、代价、再就业之名下的变动。

最初“好在”药厂的倒闭与收购同时展开，妈妈的下岗风波没开始就结束了。真正的变化或者说冲击推迟了近十年，更名的制药企业濒临破产。彼刻自己已经从小学到了高中，感受到妈妈说的“找工作”给“4050人员”带来的焦虑、挫败，与难过。

那时候掀起的波浪，局限于药厂职工这一共同体中，加上改革在事实和观念中都成为常态，所以于公（这“公”，更该说“国”）于私的破坏力并不很大，但也仍然展示了人生的苍凉、喟叹、韧劲。

比如妈妈要领取依照工龄发放的补偿。依据一个政策把85或86年前后参加工作的工人分为两类，二者每年的补偿金相差几千，二十多年甚至更长时段算下来，也是（相对）不菲罢。记得一道去银行领了那几万后，爸爸说“那个人还开车去”，妈妈说“他的钱多啊”。去年看《八月》，电影里的大姨夫说“几十年工龄就分了一屋子毛线”时，瞬间被拉回彼时，心里一恸。

再比如对那个以85或86年一刀切出两极的补偿规定，厂里的叔叔阿姨们有商量要“闹”的。流程精心却不精致：以在楼门口贴通知和给工友发短信的方式，告知抗议的时间地点，然后拉一道横幅，堵住那一段马路，静坐。彼刻正上高二，常常公交车走不了几站地，因为前面的封路，便要掉头返回。后来解决也不复杂，精神病院的车一停，国家机器一出动，抗议终是无疾而终。

妈妈和要好的阿姨都没参加，一是那时候找到了新工作，大家没时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消极的搭便车：“闹不成的，不占理（因为有明文政策和实施先例）”，“要是闹成了更好”。这搭便车的“消极”，在于信念、理解和参与的方式。

那几年家里大事小情，颇有些内忧外患的滋味。随着我们这批工二代开始陆续高考，妈妈们围绕这个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后来看关于教育公不公平、阶层固不固化、资本的可见与无形传递等等讨论，会偶尔不知道该庆幸还是叹息在一个还相信并鼓励公平和努力的年代成长，因为那两个词的背后有太多的非一己之力所能为。

时光有些俗套地“荏苒”“飞驰”着，转眼间，妈妈也到了说“我这辈子”的时候了。妈妈和好朋友渐渐退休，人生也引来了新的主题。一是相继送走了姥姥和姥爷，常觉往生于我者，从未远离。二是小伙伴们开始步入婚姻，新来的小宝宝让周边人的生活都忙碌起来。

现在与妈妈的通话中，养生知识告诉的科学与健康、谁家小两口因为什么吵架了、谁的外孙又病了、你的哪个阿姨今天说什么做什么了……家长里短和对我的关心与道理，齐飞共存。

心知自己就是时刻陪伴在旁，也恐怕不能对妈妈做到尽善尽美、皆遂人意。妈妈的工友们、师傅们、好朋友们、姐妹们，彼此在养老、沟通、社会融入/参与/支持方面相帮相助（包括上一辈人的情义恩泽于下一代），于往来间构建起自己的生活经历、价值和意义，委实是太值得感激的一笔财富，或者说，粘接型社会资本。

记得以前看《格言》上有篇文章，讲“我”与父亲从龃龉到和解，最后的结尾大意是：

他喃喃说“我多害怕你成为像我一样的人”，“我”却默默地想，“我多害怕自己不能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想说：

妈，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