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故事】从“四代九儒”看理学思想的传帮接代
在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南宋建州建阳(今属福建)的蔡氏一门,因其家族“四代九儒”而被后世誉为“理学世家”。
南宋蔡氏九儒,包括蔡元定父子祖孙一门,四代共九人,即蔡元定,元定之父蔡发，元定之子蔡渊、蔡沆、蔡沈 (一说蔡沉)，蔡渊之子蔡格,蔡沈之子蔡模、蔡杭、蔡权。他们对程朱理学的研究颇有建树。此九人著书立说,聚徒讲学,推崇朱子之道,继承闽学之脉,其论著被其后裔及门人汇编成集,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
从今天存世的著作来看,蔡氏几代人的理学典籍可谓繁若星辰,且颇具思想火花。蔡氏先祖蔡发著有《天文星象总论》《地理总论》《地理发微》《河洛发微》等;蔡元定则为蔡氏“四代九儒”的扛鼎人物,起到了引领整个蔡氏儒学发展的关键作用。蔡元定少时就熟读张载的《西铭》,对关学有着独到的见解。拜朱熹为师之际,他与朱子交流理学观点,侃侃而谈,后者大为惊诧道:“此吾老友也!”蔡元定以治学严谨闻名,远近求学者日众,贻书训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行得罪故,遂懈其志。”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伊学渊源录》《通鉴纲目》与《近思录》等著述,无不含有蔡元定的见解。蔡元定著有《大学说》《易学启蒙》《律吕新书》《皇极经世指要》《潜虚指要》《太玄指要》《大衍禅说》《燕乐源辨》《八阵图说》《字引经引义》《阳符经注解》《脉书》《乞运节略》等。其去世后被赠太子少傅,宝祐四年(1256年)再赠太子太傅，谥“文节”。理宗皇帝敕建西山精舍,御书“西山”巨字石刻于西山绝顶。嘉靖九年(1530年)诏令蔡元定崇祀启圣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皇帝颁赐蔡元定“紫阳羽翼”金匾,并陪祀曲阜孔庙先儒之列。
蔡元定长子蔡渊自小受学于家门、外拜师于朱熹,又与黄干、张浮及其弟蔡沆等当时的名士钻研理学,继承了其父的风范,著作有《周易训解》《太极通旨》《象数余论》《中庸通旨》等书。蔡元定次子蔡沆,字复之,号复斋,其容貌“丰姿俊雅,举动端严,幼遵父训,长慕圣道”,很得时人赞颂;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入乡贡,知贵溪县事;嘉泰三年(1203年)参部授文林郎,两浙运干,著有《春秋五论》《王纲霸统》等。蔡元定三子蔡沈是蔡氏“四代九儒”中的翘楚人物。蔡沈少时与其兄蔡渊一起拜朱熹为师,学习理学。蔡沈负薪立志,饱读经学,很有成就,受父辈师长之托,反复十年写成《洪范解》《皇极内篇》《书经集传》。其中《书经集传》的影响巨大,成为后世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与评卷定夺的官方标准文本。蔡沈故去后被理宗皇帝追赠为太子少师,宝祐四年(1256年)再赠太师永国公;明代追谥“文正”,并敕封为孔庙陪祀,为先儒。
蔡氏第四代在理学造诣上也是人才辈岀,星光熠熠。曾孙蔡格，字伯至,号素轩,为蔡渊长子。他生性颖悟,博览诸经,道行高深而品德厚重,学习刻苦,学识渊博,深得同学及周围人的赞誉。蔡格教育子侄必须遵守家庭心学之训,远离邪恶,著有《至书》以警人,作《广仁》以自励。曾孙蔡模,字仲觉,号觉轩,为蔡沈长子。他颖性聪慧、庄重淡定,以理学为尊,励志圣贤之学,著有《易传集解》《大学衍说》《论孟集疏》《河洛探颐》《续近思录》《朱子续集》等。淳祐三年(1243年),建宁府王遂向朝廷举荐蔡模;淳祐五年(1245年),补迪功郎之职,授建宁府学教授。曾孙蔡杭,字仲节,号久轩,为蔡沈次子。他自幼颖悟,学识宏深,才德优良,精通经术,忠直敢言;历任知县、知府、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司业、江东提刑、工部侍郎、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荣禄大夫、右丞相。为官期间,他忠君爱民,断案精明,无屈不伸,三次恩封祖上三代。病逝后,皇帝停止视朝一日以表致哀,下旨敕封其为资政殿大学士,谥“文肃”。蔡杭官至右丞相,为蔡氏一门官位最高者。而另一位曾孙蔡权系蔡沈第三子,幼年时母亲因病去世,由其伯母詹氏抚养,年龄稍大后就在家中向多位兄长学习儒学。淳祐六年(1246年),以从兄蔡杭的功德被朝廷补为承务郎,授庐峰书院山长,讲明义理极其详密。蔡权平生乐善好施,凡宗族邻里婚丧嫁娶,他必会以资相赠;著有《皇极刚克要略》《八阵图说后解》《参同契论》等。 蔡氏家族连续四代九人皆为大儒,深入研究理学,精心撰著，从而形成博大的学术体系,这种罕见的学术现象在学术史、出版史和人才发展史上都堪称奇观。其实,类似蔡氏这样以家族集团军式持续精研学术的情况于两宋时期并非个案,传帮接代者层出不穷。
北宋早期的理学发展以“北宋五子”为代表,这些先贤大儒不仅自己严谨治学,而且发挥榜样的力量,影响和带动了周边的兄弟、宗族、亲友等走上治学之路。比如张戬就是兄长张载的追随者。由于天资聪慧，张戬在学问上悟性很快,且早于兄长进士及第。洛阳的二程更是远近皆知的“理学兄弟帮”。其父程珦本身也是大儒,二程的学问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影响。而程珦和北宋理学开山之宗周敦颐的关系很好,并将兄弟俩托付给周敦颐,学习儒家之理。更让人亮眼的是,关学宗师张载竟然是二程的表叔,年轻时与程珦多有学术交往,想来也是影响二程笃学理宗的原因之一。如此见微知著,宋初理学的传承发展基本上就是传帮接代的形式。可见,近朱者赤,环境决定格局,自古以来便是如此。
文章节选自《厚道圣人·张载关学千年寻踪》，作者马苏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