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字军和突厥人、蒙古人之间
1246年，在哈拉和林，蒙古大汗贵由给基督教世界的领袖——教皇英诺森四世回复了一封信，他说：
当蒙古大军势如破竹席卷欧亚，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已感受到大地的震动。这时，在后两者之间，罗马教皇发起的主要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运动，也走入低谷，穆斯林世界边缘的马穆鲁克骑兵自埃及崛起为一股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势力，在东、北两面抵御十字军和蒙古铁骑的凌厉进攻。欧亚大陆的上空乌云密布。
从西欧到黎凡特
从东地中海到波罗的海
赫尔曼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声名鹊起，在他的领导下，条顿骑士团日益相信他们的未来不只在圣地。教廷听说东方关于神秘的大卫王和约翰王祭司的传说，并且现实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大军正在威胁着穆斯林的后方，教皇于是在1221年号召三大骑士团对埃及发起总攻。
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条顿骑士团积极支持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及其和平缔约收回耶路撒冷的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并获得了皇帝授予的特殊待遇。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身兼耶路撒冷王国国王，被誉为中世纪具有近代思维的杰出统治者。
条顿骑士团开始派遣第一批骑士前往普鲁士。14世纪初，他们彻底放弃了在东方直接面对穆斯林的作战，致力于在东北欧对抗非基督教徒。威廉·厄本这本书几乎用绝大多数的篇幅详述了条顿骑士团在这一地区的行动，那里是离开圣地之后铸造了骑士团辉煌巅峰，也最终导致其漫长的衰落的主要舞台。
条顿骑士团先是在匈牙利抵挡异教徒的攻击，最终没能沿着多瑙河继续推进、完全占据黑海岸边的全部土地，也就未能减轻突厥系的库曼人（即钦察人、克普恰克人）对匈牙利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压力。这是条顿骑士团从东地中海转往波罗的海的战争试炼，可惜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失败了。
骑士团被逐出喀尔巴阡山脉的堡垒之后，他们主要在普鲁士对抗不信仰基督教的诸部落，这是14世纪的主旋律。近代普鲁士由“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之下主导统一德意志，这段历史早已先入为主，所以普鲁士和德意志之间的真相恐怕会令人吃惊：“普鲁士人的种族和语言都与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罗斯人不同。普鲁士人既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斯拉夫人。
和他们东面的邻居立陶宛人与立窝尼亚的部分部落一样，普鲁士人属于波罗的海民族，是那些在民族大迁徙期间没有迁徙、语言与风俗数百年来变化甚微的印欧民族的后代。”正因如此，十字军的重要方向就是这里，东北欧的十字军东征由此变成信仰的较量。
条顿骑士团在大体征服普鲁士后，他们的作战对象不仅包括了立陶宛这样的异教徒民族，后来甚至还因为世俗利益而非神圣的宗教利益，挑起与同样信奉基督教的波兰人的战争。
波兰—立陶宛因为君主联姻而凝结成一个国家，它在条顿骑士团的军事生涯的后半段对其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创——普鲁士联盟、立陶宛—波兰王军在意义多少被夸大了的坦能堡战役中，大败骄傲的条顿骑士团（或许他们早已不是最初宣誓贞洁、清贫的十字军战士了）。
骑士团的立窝尼亚分支，也在新教势力的包围、自称沙皇的伊凡四世的进攻等诸多的压力下，最终步入条顿骑士团普鲁士分支世俗化的后尘。条顿骑士团的德意志分支继续在帝国军队里同奥斯曼突厥人、法兰西国王以及新教诸侯们作战，直到拿破仑时代被强制解散。
欧亚世界的一体联动
这部《条顿骑士团：一部军事史》为线索呈现的画卷，固然是一部基督教世界的扩张史，但它同时还可以解读为广义的突厥人（突厥系诸人群、政治体的统称，历史上曾遍布从北亚故地到小亚细亚的欧亚地带，塞尔柱人、奥斯曼人最初也发源其中）以及蒙古人（该书分别称之为蒙古、鞑靼、金帐汗国），自东部欧亚持续西进，与中部和西部欧亚诸多人群发生直接联系，从而欧亚大陆旧世界（当然还包括非洲北部）联动为一体的历史。
当然，其间也包括了蒙古人在欧亚西征中对突厥系诸人群引人注目的进攻、统驭以及融合。实际上，从亚洲边缘转向欧陆北方的条顿骑士团，与几个世纪以来不断从北亚草原西来的突厥人、蒙古人之间，先后拥有不少共同的敌人：在东地中海有萨拉森人、马穆鲁克人、库尔德人等，在波罗的海地区则有波罗的海诸人群、普鲁士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东斯拉夫人（罗斯人）等。
前面提到的库曼人之所以入侵基督教的匈牙利，源自蒙古大汗强迫他们纳贡并服兵役。蒙古大军在加利西亚大败波兰人，进而冲进西里西亚，回身穿过摩拉维亚进入匈牙利，与1241年战胜匈牙利王军将其追赶到亚得里亚海滨的另一支友军会师。
两年后，拔都率军东返，罗斯、波兰、匈牙利被蹂躏之后只剩下空虚疲弱，这给条顿骑士团的进入提供了重要机会。后来，匈牙利的边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又日益受到波兰的强力影响，因为匈牙利没有波兰的帮助就无法防御草原前哨，对他们而言，突厥人比蒙古人、立陶宛人更危险。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拜巴尔，同样出身于库曼突厥人，他率军在1260年的阿音札鲁特战役中成功制止了蒙古人的西来势头，并且开启了彻底消灭十字军国家的序幕。1272年，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在耶路撒冷见证了十字军与他议和之后，返回德意志——这同骑士团的转向是一致的。
在立窝尼亚，十字军和蒙古人都给了立陶宛必须团结独立的教训。立陶宛大公麾下就有穆斯林的鞑靼人卫兵，历代大公们还有意将扩张矛头对准受到鞑靼人威胁的罗斯人国土。在南俄草原上的蒙古可汗治下，罗斯王公鲜有独立性，而只有当金帐汗国衰败之际，立陶宛大公才获得了打碎“鞑靼桎梏”的良机。
然而，条顿骑士团随后对掠夺基督徒为奴的立陶宛发起了攻势，这与波兰、匈牙利君主同蒙古人、突厥人作战时的思维一致：对自己要有利，也对基督教世界有利。
继拜占庭帝国在11世纪遭到突厥人入侵之后，东正教的罗斯人也受到来自东方的游牧人群的冲击，这次是以中亚为鹄的的蒙古军。蒙古大军突然去而复返，征服了除诺夫哥罗德之外的所有罗斯国家，重创了东正教。罗斯人的乞援，又引发了立陶宛的大扩张。条顿骑士团、丹麦封臣和爱沙尼亚人联军本想为罗斯人对抗蒙古人提供援助，以换取东正教向罗马教廷的屈服。
然而，最终他们向诺夫哥罗德进军，亚历山大公爵在同样被后世夸大了的冰湖战役中击败了他们，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蒙古人称霸的南方，所以只想确保在与鞑靼人作战时不会腹背受敌，由此双方达成妥协之后十字军战士撤军了。最终，亚历山大不能例外地臣服于金帐汗国的权威。
在与波兰的领土纷争中，骑士团面对教皇的干预和垂问，答复以“在东方抵挡鞑靼人迫在眉睫的进攻”。两大罗马天主教势力之间的二十年战争结束后，波兰的卡齐米日大王计划去东南方对抗鞑靼人，骑士团则希望去东北方攻击立陶宛人。
14世纪，圣地陷落，奥斯曼人占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西班牙收复穆斯林占领土地的运动因英法百年战争而放缓，这些让波罗的海的十字军运动相形之下风头正劲。
不过，14世纪末，金帐汗国、立陶宛人、罗斯人、波兰人和条顿骑士团联军来到草原，他们被来自中亚撒马尔罕的帖木儿一举击溃。幸好，雄主帖木儿没有乘胜西进，他转身向奥斯曼突厥人发动军事行动，1402年在安卡拉击溃奥斯曼军队，成为中亚、金帐汗国、波斯、印度、小亚细亚一部的主宰。
北方十字军大致同时也偃旗息鼓了。条顿骑士团随后的覆灭与此相关，他们不再把军事修会本来的目标——讨伐异教徒作为首选（此时应该是罗斯人、蒙古人、海盗或突厥人），而是将波兰—立陶宛列为头号敌人。
在1410年的决战中，立陶宛人的首领维陶塔斯采取的是突厥人和蒙古人常用的合兵一处的战术，他们的战士也有在1399年乌克兰惨败于蒙古人的经历，另一部分战士本身就是令人胆寒的鞑靼人，而条顿骑士团的战士也有1396年参加法兰西和匈牙利十字军时因缺乏纪律遭突厥人屠杀的可怕记忆。
突厥塞尔柱人，在11世纪成功夺取巴勒斯坦的控制权，他们的力量因与十字东作战而被消耗。精疲力竭之际，他们在蒙古人的侵略下骤然崩溃。阿拉伯帝国都城巴格达在1258年沦陷于蒙古人之手，塞尔柱人的国家随后也被摧毁。突厥人的另外一支——奥斯曼人，1389年打败塞尔维亚人，随后打败来自匈牙利的“十字军”。
虽然奥斯曼的大业一度为帖木儿所带领的突厥—蒙古人阻拦，但是随着蒙古大军的撤离，奥斯曼突厥人又重新夺回优势，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终于在1453年攻占了日落西山的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十字军运动之后，基督教诸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的军事大对抗仍然好戏连台（罗杰·克劳利“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即对此历史细节有详细铺陈），地中海似乎从来也不是大洲之间的界线，而是其通道。
蒙古人则从罗斯退出，16世纪的伊凡四世在击败了南面和东面的蒙古人之后，自立为“沙皇”（恺撒），他在立窝尼亚对骑士团取得优势，但他猝然停止进军，这并非因为丹麦人、瑞典人、波兰—立陶宛人的干预，而是因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突然入侵了他的莫斯科大公国。最终，俄国退出了拥有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立窝尼亚，正如厄本所言，这或许使得它与西欧隔绝，在政治文化上进一步向亚洲靠拢（382页）。
与以上出场者有关，蒙古帝国之后，分处欧亚大陆西北、东南、西部、东部的四大帝国——伊凡雷帝后继者所建的俄罗斯帝国，帖木儿的帝国特别是他的后代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突厥人在伊斯坦布尔建成的横跨“两片海洋和两块大陆”的奥斯曼帝国，还有在蒙古帝国废墟之上建立的明清帝国，都被杉山正明看作是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帝国的后继者和“遗产”[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9—270页，“作为记忆的体系”；《游牧民的世界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240—242页，“俄罗斯·苏联是蒙古的后代吗？”；《蒙古帝国的兴亡》下册《世界经营的时代》，孙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91—198页，“遗存于亚洲的四大帝国”；《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36—237页，图表“‘帝国’史的发展过程”；《蒙古帝国极其漫长的后世》，乌兰译，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第8—11页，“蒙古及其身后的帝国群”（台版译为《蒙古帝国及其漫长遗绪》，陈心慧译，八旗文化，2019）]。他们的兴衰甚至与“漫长的19世纪”（霍布斯鲍姆的三部曲名著）以及我们曾身处的20世纪的历史相连。
从旧大陆到全世界
对于这部名副其实的军事史，读者朋友们在读完《条顿骑士团》最后一页，也许会释卷喟叹：十字军浪潮，无论是在中世纪虔信者的心中，还是其十字军自身塑造精神的延续层面，都远未终结。
宗教战争意义上的十字军运动，不仅从东地中海扩展到波罗的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而且还将偶然地将非洲中南部、美洲新大陆乃至绕开穆斯林世界直达的亚洲沿海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被称为“最后的十字军”的瓦斯科·达伽马在1502年驶离里斯本向东方的印度的远航。
众所周知这被历史学家称作大航海运动的历史事件，但是其当事人的原动力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历史悠久的斗争（[英]奈杰尔·克利夫：《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朱邦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2017）。
十字军也就不再是一系列宗教军事运动，拉丁、条顿及其他基督教民族作为全球化的引擎，将人类世界的隔幕突然掀开——面对欧洲来客，有些人被他们身上携带的病菌感染致死，以致其他同伴以为是恶魔来了；有些人家中兄弟们正在内讧，还没反应过来就一起被捆绑起来；有些家里人丁兴旺，想要凭借群力把他们赶出门外，而当家者却忙着割地求和；有些人腆笑着引导来客奔向邻居家；有些人先是震慑继而艳羡于他们的舰船利炮，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步调——这便是在十字军的旗帜之下兴起的大航海运动、殖民运动，欧洲人一下子闯入非洲、美洲、亚洲。
在西欧，十字军及其隐蔽的余脉，绵绵不断地牵引出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殖民运动和全球化；在欧亚大陆上，作为蒙古人及其漫长遗绪的四大帝国，他们面对这一轮新的狂潮，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而衰落，最终在20世纪初相继分崩离析。“世界史的大转向”，分别从东西两面发端，又环抱在一起，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前迈进——如此看来，即便是只包含人类往事的狭义的历史（参阅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恐怕也是纷繁复杂而又葛藤缠绕的。所以，虽然描写的只是条顿骑士团的历史，但威廉·厄本在书末的感慨是颇具发散思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