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旗话讲故事【第9期】:人生没有草稿:从抗日特工到塞北乡医(下)
主播:小娟
文字作者:夏立峰(学虎)
中旗的父老乡亲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咱们播出的内容依旧节选自夏立峰的《人生没有草稿:从抗日特工到塞北乡医》。
上一期,在社会动荡、中华大地的灾难来临之时,父亲弃笔从戎,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父亲作为塞北乡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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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草稿:从抗日特工到塞北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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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从北京出发,拖家带口来到今内蒙古察右中旗巴音乡。安顿下来之后,他就主动到公安局对自己的历史作了如实交代,随即被定为“旧军官”。1951年土改时定成份为贫雇农。1952年担任不脱产保健员。这对来自南方的中年夫妇(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金陵女子学校的高材生),带着三个孩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生活极其艰难。好在他们有着较强的生存能力,在气候、语言、日常饮食、各种农活儿等方面,慢慢地全都适应了。听母亲讲,最初她是分不清麦苗与韭菜的,更别说区分谷黍苗与杂草,她也曾被耕地的黄牛吓到过。最有趣的是母亲第一次锄地的时候,锄掉的全是糜谷黍苗,留下来的却是杂草苗,引得村民们哭笑不得。还有,在锄小田杂草的时候只能蹲着干活儿,但是母亲蹲不住,只好跪着锄,结果把锄草后的禾苗全都压倒折断了,也是让人无奈。至于场面(打谷场)上的活儿就更不会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吃到过母亲蒸得碱放得恰到好处的馒头,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要不就是“花狸猫” ,现在想想,这一切也真是难为了母亲。一个是国民党军官,一个是城市里的娇小姐,在这塞北的新家,他们努力地学习适应这里的特有气候、这里的春种秋收、这里的风土人情。
他们的生活直到1954年才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年秋天开始,父亲先在铁沙盖诊疗所担任医生,后又调到三道沟联合诊疗所担任医生兼会计。1958年冬,整风运动后调回巴音卫生院任医生。1960年在中旗医疗卫生进修班进修后,定为医士。父亲的文化基础好,学习能力强,他充分利用这次进修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从理论上得到全面提升,为以后的医疗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个人名声也不断远扬。1963年10月起,他又兼任了巴音卫生院的会计。好景不长,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深入扩大,1965年7月父亲被重新改定为“历史反革命”,在机关监督工作。同年10月1日被下放回家,接受农村劳动改造。从此开始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直至1973年离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的处境更加不幸。从我二伯的遭遇就可窥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边疆建设,1959年我二伯一家从上海调到了甘肃兰州,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只因为其母是日本人,竟差一点命丧“造反派”之手!二伯尚且如此,何况我父亲?因为父亲干不了农活儿,所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正式职业就是“猪倌”——为农业社放猪。另外还要利用其他时间,尤其是晚上,与村里的“黑五类”人员一起义务为农业社清理羊圈,为农田拾肥(捡拾动物粪便,堆在一起发酵后就成为种地的上好肥料)……除此之外,他时不时地还要参加批斗大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是大夫,方圆十里八村的人们生病了,免不了要找他治病,哪怕是三更半夜,随叫随到,再加上父亲品行温厚,为人谦虚,因此很受村民们的尊敬,所以在批斗时,他基本上是陪斗,身体不怎么受摧残,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父亲被下放回家劳动改造后,因为他在卫生院的时候看病看得好,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找他看病,当然全部都是义务的,不收任何费用(以针灸为主,需要用药,父亲会开处方,医院药房是认可的,病人家属自己去买)。在这一时期,有一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父母和我们兄姐四人(大姐已出嫁)居住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很是拥挤。巴音乡东卜子村有位人称“二大妈”的妇女患了一种疑难病,四处求医无果,最后找到了我父亲。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二大妈的儿子姚亮用驴车把他生病的母亲运送到我家,吃喝拉杂,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的哥哥姐姐每天晚上不得不外出借宿。尽管如此,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也不敢说一句埋怨的话。经过父亲的用药外加针灸治疗、悉心调理,病人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后来她还当选为全国劳模,去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与接见。为此我特别为父亲感到骄傲自豪!还有一件事,让当时年纪还很小的我感到很害怕。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夏夜,正当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家门被人敲响,住在村子最东边的一户人家的老母亲突发急病,请我父亲马上过去看看。父亲二话没说,立马起身穿衣,带上针灸包,与来人一起匆匆赶到病人家。由于诊治及时,病人的病情很快就稳定住了,父亲根据病人的病况,安顿了家属一些注意事项后就起身回家,准备接着休息。令我有点害怕的事情就发生在返家途中。黑漆漆的夜晚没有月光,当时根本也没有手电筒这一说,村东几户人家与我家之间有一段没有人家的空地,而这段空地的中间有一条通向“后湾”(村里的一块滩地)的路。父亲居然被一团“鬼火”(次日他自己说,误以为是自家的煤油灯光)一直引领到了后湾的一口水井旁!幸亏打井时挖出的土仍然堆在井旁,他才在黑暗中被挡住了去路,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父亲一个和炸药打了十几年交道的人,怎么会被一团“鬼火”差点带入野地的水井中呢?我想,除了天黑,他可能是累了,不光是因为没睡好觉,更重要的,恐怕是心累吧。
1973年底,父亲逝世。父亲来到内蒙后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村里,给人看病从未中断过,经他治疗恢复健康的人不计其数,这么说吧,方圆十几里之内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找他看过病。因此出殡那天,全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派人到父亲灵柩前烧纸祭奠,其他村庄的人们也是成群结队过来凭吊。我当时虽小,但看到众人无一不真诚悲痛,无一不感激父亲的医治,之前深夜无数次被病人家属吵醒的怨言在那一刻烟消云散,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为我的人生观定下了基调。后来懂得多了,才逐渐明白,以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父亲的身份而言,那样葬礼的场面实属罕见。都说人走茶便凉,可谁的心又不是肉长的呢?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显耀过,平凡过,激昂过,哀叹过......他一生辗转全国各地,在数十种身份定义中来回切换,时代与生活给他出了一道道“考题”,只可惜,人生没有草稿。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他很少有机会从容地打草稿去准备,能做的,便是尽力去“即兴发挥”。不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好;不论怎么做,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