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苏州博物馆馆藏对联展

日前去苏州博物馆观看了“绝妙好词——苏州博物馆馆藏对联精品展”。位于二楼的两个展厅，共展出十八副对联。

这区区十八副对联，在拥有进士、状元数量名冠全国的苏州，在明清两代无数风雅之士聚集的苏州，在代表着江南精致生活文化的苏州，数量上似乎显得有些少。不过，也可以理解，其一，苏州博物馆尚无法比肩上海博物馆，而苏州地区书画的精品佳作，大都归藏于上博；其二，此次展览集中于书斋悬挂的对联，在展出内容上做了一定的界限。

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对联兼有装饰和实用的特点，长期悬挂，实不易保存，故而能够流传至今的纸质对联，明代的已属罕见，就是清代对联，也大多是乾嘉以后的产物，更遑论宋元的纸本对联了。

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它脱胎于传统诗文中对仗的文辞，又具有严格的声律，宋元以后渐渐成为独立于诗词曲赋之外的艺术表达形式。它的载体也是多种多样，不拘于物，只要能写能刻的物事，都是对联的用武之地，其中，写在纸上的对联最为流行，因为它不仅呈现了丰富的文化素养，还展现了精湛的书法墨迹，更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书斋对联更是如此。书斋是所有居室中最有情调的地方，故而好联、好字缺一不可。

古代的对联，尺幅与今日相比，普遍较大。明清房屋高大宽敞，因而对联也多是高头巨章，字写得也大。大字书法具有的视觉效果，正是书者展现技艺的地方。

从苏州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些对联的来源上看，有一副来自何泽瑛的捐赠。何泽瑛是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中科院院士何泽慧（钱三强夫人）的妹妹，其父何亚农是民国时期苏州著名的书画收藏家，何亚农去世后，他的藏品由何泽慧主持捐献给苏州，从而奠定了现在苏州博物馆的家底。由此可知，这副对联应该是当年何亚农的旧藏。

从书体上看，本次展出的十八副对联，隶书联有6副，篆书联有2副，行楷书联9副，魏碑书法联1副。以我个人的观点看，写得好的，均为隶书和篆书联，行楷书虽然也不错，但均为泛泛之作，并无精彩之笔。从中也可看出，隶书尤其是篆书，笔画变化相对较少，字的结体也比较固定，如隶书多扁体，篆书则多长体，均适合写大字；行楷书写大字，则相对困难些。因为行楷书的结构、笔画变化多端，一旦放大了写，其中的细微变化和不足之处也会随之放大。

从作者上看，这些对联的书写者包括三位状元，即王仁堪、陆润庠和洪均。状元的学问自不待说，就是书法，也大多可圈可点。历史上许多状元都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如吴宽、石韫玉、陆肯堂、翁同龢、陆润庠等，这些都是苏州籍的状元，其他省的，也不乏书法大家，如孙家鼐和刘春霖。

从内容上看，这些联语都是托物言志，但所托之物多灵瑞，所言之志皆平和，没有愤世伤情之作，甚至很少有个人感情的流露，唯一能体现性情的，属德清俞樾的手笔：尊中有味，不为贤即为圣；灯下无事，非读老亦读庄。俞樾辞官后以讲学著述为生，所撰文字常于书卷气中见真性情，不像其他官场中人，示人面目周规折矩，难得一见真情流露。

但从书法角度看，有个明显的感触，就是大字对联不易写。比如，林则徐的一幅“发广大心阐微妙理，开平等慧行如意词”，虽写的是他所擅长的佛教内容，但并不如他的小字佛经漂亮。林则徐的福州同乡、状元王仁堪也是如此。这两位都是楷书的大家，楷书的造诣虽然对行书有所裨益，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所谓楷书写得好就一定能写行书，是个假命题，楷书写好了，行书，并不能坐享其成，依旧需要坚持不懈的重新学习。历史上，行、楷兼善的人，少之又少，一旦出现，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峰，比如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赵孟頫。

除了这些对联，在展厅中间的展柜里，还陈列了一些明清人物的手卷画作。其中一幅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长久驻足观摩，这就是湘兰马守真所作的兰竹图。以前，只见过柳如是的墨迹，这是第一次目睹马湘兰的芳泽，清丽洒脱，宛如其人。

湘兰虽是南京人，但与苏州渊源极深，因为她与苏州才子王穉（读如稚）登有着逾三十年的感情纠葛。王穉登是苏州继唐寅之后的又一神童、才子，虽一生未仕，但在文征明之后主掌吴地词翰数十年，是公认的文坛领袖。马湘兰早年与还是赶考书生的王穉登情投意合，这份感情一直持续到死。在王穉登七十岁寿诞时，马湘兰自己出资雇船，载着戏班歌女，浩浩荡荡驶往苏州，在王穉登家歌舞鼓吹月余，返回南京后不久即病死。

对马湘兰而言，从南京到苏州，一定是趟风光无限的旅程，也是她对自己一生情感的交代。这份交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做出的，绝大多数人，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只有她，迎风而上，浩浩荡荡。

那种美好的、摄人心魄的情感，其实永远在路上，正如汩汩而出的清溪，天光云影，情义无限；而一旦泊入港湾，就会成为一潭死水。对马湘兰而言，以一次特殊的旅途来完成自己的一生，应该可以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