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多坎坷，婚姻征程路难行 (上)
本文作者：卢丰
回想起五十年前，六十年代末，我大外甥媳妇儿何丽丽那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坎坷历程以及曲折的婚姻往事，感慨万千，唏嘘不己。
何丽丽初中毕业后，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年底，作为第一批北京知青，她和全国数以万计的插队下乡者一道，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只有十七岁的她带着懵懂无知的梦，来到祖国北部边彊——内蒙古察右中旗布连河公社西湾子大队插队落户。
当时同来这个大队的知青共有十八人，分住两个生产队，一组在白土卜生产队，一组在西湾子生产一队，我大外甥媳妇儿何丽丽就插队落户在西湾子一队。
大外甥媳妇何丽丽
话说当时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本来是在大城市环境里出生长大之人，忽然一下钻进这深山沟里接受劳动锻炼：春种黄风漫漫，风沙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夏锄骄阳炎炎，晒得人身上常常红肿脱皮疼痛难忍；秋收尘土滚滚，只要地里干活，鼻孔里总是吸满尘土堵得人出气艰难；严冬白雪皑皑，一出门冻得人瑟瑟发抖……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里和他们在城里的生活都是天壤之别，这是一次血与火的考验。
不说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饮食生活的不习惯，首先最要紧的是“吃喝”二字成了问题，有米面不会做饭，有井水不会往开烧。那时贫困山区不通电，点灯用的全是煤油灯，烧火做饭只能靠木制手工风箱来完成。他们本来就“四禽不识，五谷不分”，是一群从没见过农村各种农作物的“楞头青”，哪会做什么白面、莜面各种面食之类的家常便饭。她们唯一会焖的是大米饭，但又没有大米做，我的大外甥媳妇儿何丽丽的故事也便从这里一步步开始演绎。
我大外甥媳妇何丽丽，当时数她年龄最小，她们几个女的吃住在一起。虽然大集体生产队给她们安排了住房、备办了家厨用具、分配了社员口粮，但她们一开始总不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尽管有生产队社员们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但饮食总是生一顿熟一顿、赖一顿好一顿地吃，常常是不对胃口吃不下饭，所以也常常饿肚子。有些好心人偶尔请上他们一顿，她们又因久旱逢甘露，一顿吃伤，十顿喝汤。我大姐卢魚女就是这样一个关心和帮助她们的好心人。
我大姐身上尽优点没赖处，唯一遗憾的就是年轻时一连生了五个带“把把”的小子，没养下闺女。她为人处事相当圆润，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每说一句话生怕得罪人，总是以赞美对方的口吻微笑对话，幽默恢谐，把效果发挥到最佳处，所以生产队里的大小人和我大姐相处甚密。我大姐那时有个“赖”毛病，见了年轻漂亮的女娃娃们，就像胶漆似的非要和人家粘到一块儿不可，无比亲近，这当然是她没闺女没儿媳的缘故。因此没几天就和这些女知青打得火热，处成了要好的朋友。
何丽丽她们那时知青的住房和我大姐的家仅有三百米，丽丽每天在生产队劳动干活、学习，都要从我大姐家门前路过，并往返好几次，刚开始我大姐主动和丽丽搭讪说话，丽丽也总是笑着打招呼，但那种笑显然不是发自内心的笑、高兴的笑、由衷的笑，而是一种脸上强装出来的笑，无奈的笑，苦涩的笑。我大姐这样的聪明人怎能看不出个眉目，怎能不知道她们初来乍到的境遇和难处，恻隐怜悯之心时时堵胸。所以我大姐就常到她们住处手把手教她们如何点火烧水做饭，还把这些知青一起叫到家里吃过几顿饭，后来有时单独把丽丽请到家上待（“上待”用中旗后山话就是盛情款待客人之意）。
无风不起浪，浪起有涛声。时间一长满村风雨，闲话挺多，说甚的都有，褒贬不一。于是就有亲朋好友给我大姐悄悄“掏耳朵”，提醒多加注意小心为好。这时我大姐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有点儿过于热乎，才猛然想起在知青刚来的社员群众欢迎大会上，大队书记、小队政治队长的讲话精神：她们是来接受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一定要把好这一关，改造她们、锻炼她们，绝不能用吃喝拉拢的手段腐蚀她们，更不能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
我大姐寻思着自己虽不是“阶级敌人”，但一想到这些话，就心虚冒汗，不敢硬套近乎。于是就把早早准备好的热乎乎的白面馒头揣在怀里，趁和丽丽每天碰面儿打招呼的当儿赶紧塞进她怀中，赶紧离开，就像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秘密接头一样。丽丽也怕让人看见，一边走一边吃，等回到了她们知青家，馒头早己进肚。丽丽因我大姐经常暗中雪中送炭，眉头慢慢舒展起来，脸上渐渐泛起红霞。
丽丽刚开始也约束着自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胆子就一天天大了起来，不再回避，由地下转入地上。隔三差五在中午或晚上吃饭的当儿总是不请自到，还当头正面就像主人似的坐在炕头不走，单等美餐一顿。其实丽丽经过长时间对我大姐一家人的接触了解，心底渐渐形成了一个“大胆决定”。
丽丽在举目无亲、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早把我大姐当成她唯一的亲人，她倾心依赖的不仅仅是我大姐将来可以做她称心如意的好婆婆，更重要的是看上我这个庄禾地里摸爬滚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且仪表堂堂的大外甥王润堂，这人将来准能做她的好丈夫。所以爱火一燃势不可挡，只是埋在心中暂没言表。
大外甥王润堂
我大姐也看出了其中端倪，但又疑虑重重难以置信，丽丽毕竟是北京大城市之人，应该不可能跑到穷山沟里找咱们土里刨食的泥腿子。在当时阶级斗争处于高压势态下，我大姐根本不敢多问。所以每当丽丽到来时，我大姐脸上乐成了一朵花，可心里害怕得像擂鼓，生怕碰上生产队政治队长，生怕因丽丽摊上不测的麻烦事儿。
“怕出就有鬼，咬出就有嘴。”话说我大姐那时住的土窑一进两开，是六十年代初建起的冬暖夏凉的三间土窑，中间一间土窑作为走廊，左手进门的土窑是她们吃住的主屋，右手一进门的土窑是她们作为储存粮食和其它物品的仓库。只要丽丽一来，我大姐一家就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一有动静我大姐就赶紧强行把丽丽推进左边土窑里藏起来，丽丽虽有些不情愿，但只好依着我大姐行事。好在我大姐人缘好，我大姐夫王三旺平时也不得罪人，很长时间都无甚风浪。终于有一天，生产队政治队长王召亲自上门私访下“通牒”，说他实在抗不住了，如不终止交往他就得上报。但丽丽我行我素满不在乎，似乎她心中早有了应对方案。
在这种情形下，王召不得不把此事反映到大队，大队书记王凯又逐级汇报到公社。那时西湾子一队是全大队七个生产小队树立的先进生产队，王召是硬队长，大队又是公社树立的标兵大队，王凯是大队红书记，而公社田再再书记，又是全旗出名的说一不二、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
在这样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基层“政权”严厉管制下，公社田书记震怒了。他在召开的布连河公社“三干”会议上严正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公社七个大队三十个生产队，虽然‘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一派大好，但有个别小队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西湾子大队西湾子一队就是典型的活教材。”
田书记最后一针见血点道：“社员王三旺目的、动机不纯，不顾革命群众反响和王队长的严重警告，表面上装好人，背地里纵容老婆卢鱼女用吃喝拉拢手段、糖衣炮弹腐蚀北京知青何丽丽，使其下水，不能很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一起严重事件，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坚决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把一事件当作全公社各大队各小队资产阶级的活靶子，加以打击，严肃处理。”最终公社作出决定，让我大姐俩口子先反省，后到公社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班，作出深刻检讨。
这下我大姐一家就像烧滚的开水——炸锅啦。首先我大姐夫吓得要命，他胆小怕事，因受过运动的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作为一家之主，遂向何丽丽下了逐客令，不允许其再登他家之门。
五十年代初一土改，我大姐夫就被扣了个富农成分帽子。但他口碑好没得罪过人，经过他反复如实地向工作组反映交待自己的情况，又找人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让多数群众签字按手印，最后才更改为上中农。但在当时的阶级阵线划分中，上中农只是革命群众团结的对象，不是需要依靠的贫下中农。我大姐此时也很担忧，于是利用她村里人缘好的优势，周游全村说服各家，让队里的社员群众为她发声洗刷“罪名”。至于我大外甥王润堂更没了主意，虽然他暗里倾心爱慕何丽丽，俩人私下里早己达成誓不悔改的婚约，正到了马高蹬短之时，但也不敢站出来说话。一家人愁眉苦脸，顿陷逆境，单等着进公社学习班准备挨整。
该文作者1954年出生于察右中旗土城子乡新义村，曾在铁沙盖、布连河学区任教，热爱写作，现居呼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