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三国》之六十一：诸葛亮上出师表

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 227 年)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队北上入驻汉中，留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相府处理政务。临出发时，给后主刘禅上疏说：''先帝创业未过一半而中途去世，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时刻。然而，侍卫的大臣在内不懈工作，忠志的将士在外忘死战斗，都是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答于陛下啊！陛下应该广泛听取意见，以光大先帝的遗德，弘扬志士的勇气；不应该妄自菲薄，引喻失当，以阻塞忠臣进谏的道路。

"皇宫、相府，是一个整体。奖罚升黜，不宜有差别。若有作奸犯科，或有忠直良善的人，都宜交付有关部门议定刑罚或奖赏，以表明陛下公平英明；不宜私心偏袒，使宫内外执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都是善良诚实之臣，志向忠诚纯正，所以先帝选拔出来遗留给陛下。臣认为宫中之事，不论大小，都先咨询他们，然后施行，必能弥补遗漏，得到更多好处。将军向宠，性情平和公正，通晓军事，从前曾经试用，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众人推举他为禁军中部督。臣认为军营之事，都向他咨询，必能使军队和睦，人人都能各尽所能。"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衰落。先帝在世时，每与臣讨论此事，没有不叹息、痛恨桓帝、灵帝的。侍中郭攸之、费祎、董允、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全都是端正善良，能以死守节之臣，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臣本是平民，耕种于南阳，在乱世中苟且偷生，不求闻名于诸侯。先帝不因为臣卑贱，屈尊俯就，三次光顾茅庐，向臣咨询当世大事。臣由此感激，答应随先帝驰驱。后遭遇挫折，受任在败军之时，奉命于危难之间，到现在二十一年了。先帝知臣谨慎，所以在临终之时寄托给臣国家大事。"

自从接受先帝遗命以来，臣昼夜忧虑叹息，唯恐辜负重托，有损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河），深入不毛之地。今南方已经平定，军力已经充足，应当激励将士，统率三军，北定中原，竭尽全力，扫除曹贼，复兴汉室，重返旧都，这是臣报答先帝而效忠陛下的职责啊！至于斟酌行政的得失，进纳忠言，则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把讨贼复兴的重任托付给臣，完不成就治臣的罪，以告慰先帝的英灵；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的怠慢，以表明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自己学习治国，征询访问妥善的办法，考察采纳良好的建议，认真遵循先帝的遗诏，臣就不胜受恩感激了。现在就要远离陛下，临表泪流不止，不知说了些什么。”

于是，诸葛亮就率军出发，驻屯沔水北岸阳平关石马城（故址在今汉中市宁强县西北）。

魏明帝曹叡听说诸葛亮在汉中，想发大军攻击他，征求散骑常侍孙资的意见。孙资说："从前武皇帝征南郑（今汉中市），取张鲁，阳平战斗中身临险境，随后才取胜，又亲自救出夏侯渊的军队。他多次说：'南郑简直是天狱，中斜谷道是五百里石穴。'说的是那里地形险恶。又武皇帝善于用兵，认识到蜀贼栖息在山岩之上，吴虏流窜于江湖之中，故暂时避开，不逼令将士硬拼，不争一朝之气忿，这个就是所说的'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今若进军南郑讨伐诸葛亮，不但道路艰险，而且估计，调用精兵以及转运物资、镇守南方四州防御吴贼，一共要用十五、六万人。这样就必须征发更多兵役，调集大量物资，引起天下骚动，这的确需要陛下深入考虑。防守和进攻相比，仅需三分之一的力量。就我国现有兵力，分别命大将据守险要，威力就足以震慑强敌，镇静疆场；让将士养精蓄锐，百姓也无劳役之苦。数年之间，中原日愈强盛，吴、蜀二贼，自然疲惫。''明帝就停止了发兵的计划。六月，任命司马懿都督荆、豫两州军事，率所部坐镇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