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阅读 | 中国历史上的“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末年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虽然也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传入。
有学者认为其出现的标志是利玛窦来华，其名称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的一本回忆录中，形成规模则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以来，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
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官吏和士大夫（洋务派）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接着，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教育方面的影响。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延伸：论述晚清西学东渐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42年。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成为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以后，传教士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开学校，办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为日后到中国大陆活动打下基础。这一阶段，传教士的活动，一方面因为没有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影响很难达于中国内陆；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其活动通常不会被视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活动，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气势，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1843—1860年。在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战败，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这一阶段，西学东渐有几个特点：1.通商口岸成为传播基地。2.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3.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向。4.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加译书工作。
第三阶段，1860—1900年。1856年至1860年，英国、法国在美国、俄国等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侵略者逼迫清朝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勒索了大笔的战争赔款，取得了一系列侵略特权。其中，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有：一、增开11个通商口岸，即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南、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淡水。）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这些通商口岸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等。二、传教自由。三、外国人可到中国内陆各处游历、通商。四、开放长江。这样，西方通过扩大了通商口岸，其势力从东南沿海日益从沿海向中国内陆渗透，加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也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
在清朝政府方面，以咸丰皇帝去世、祺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掌权为转折点，中国对外对内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都对西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北京条约》的签订，成为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阶段的西学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传播机构多种多样。有遍布各地、程度不同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己开办的新式学校；有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有传播西医知识的教会医院；当然，最主要的是各种西书翻译、出版机构。
2.政府创办译书机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政府先设京师同文馆，再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中国政府在被动开放的形势下作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应，是中国政府主动吸收西学的标志。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西书数量，在各种译书机构中，名列榜首，影响也最大，说明了官办译书机构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主导作用。
3.翻译西书量多面广。四十年中，共出各种西书555种，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5倍多。
4.上海成为译书中心。1860年以后，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大中心。
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陆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
第四阶段，1900—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朝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留日热潮骤然而起，西学传播的内容、方式也因此变化。
这一阶段西学传播特点主要有五：
1.转口输入。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
2.数量空前。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
3.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以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
4.影响深入。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家万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5.中国第一代译才登台。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过渡形式的结束。
总结：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来传教士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转自：燕园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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