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君待子为政（13-3）

孔子认为，正名是为政的前提和基础。每个人在社会上都具有不同的身份，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只有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履行应有的责任义务，名分才正。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注释】

卫君：一般认为指卫出公，名辄，卫灵公之孙。其父蒯聩被卫灵公驱逐出国，卫灵公死后，蒯辄继位。蒯聩要回国争夺君位，遭到蒯辄拒绝。

奚：什么。

正名：正名分。

迂：迂腐。

阙：同“缺”，存疑的意思。

中（zhòng）：得当。

苟：苟且，马马虎虎。

【译文】

子路（对孔子）说：“如果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太迂腐了。名分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必须要定下名分，才能够说话顺当合理，说出来才一定能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其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能迎刃而解。子路请教为政之道，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卫君即国君卫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卫灵公好色轻德，太子蒯聩为南子所生。因南子淫乱，蒯聩想刺杀母亲南子，结果刺杀未遂逃往宋国，再逃到晋国投靠晋国大夫赵鞅。南子想立公子郢为太子，卫灵公也表示赞同，可公子郢坚持不做太子。卫灵公去世后没多久，南子再次希望公子郢继位，公子郢坚辞不做国君。南子只好立蒯聩的儿子辄做国君即卫出公，而晋国大夫赵鞅借此机会让蒯聩回国夺取君位。子路当时正在卫国做大夫，特地前来询问先生，如果卫出公辄希望孔子来辅助治国理政，应该先做好什么？孔子回答说，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正名。正什么名？大多认为就是要正蒯聩和卫出公辄父子之间的名分。不过也有人认为是“正百事之名”，什么事都要正名。

子路听到先生说要正名，觉得太迂腐。因为子路认为，如果卫君辄要正名分，就等于要将君位让给父亲蒯聩。卫君请你来帮助他治国理政，你却要卫君让位，有这样辅助国君的么？卫君已经在位，就应该让他一直做国君才对，何必还要正名？孔子马上批评子路的这种理解很粗野、粗俗，未能通达“正名”的事理，并教导他“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明白的事理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应该采取存疑的态度，不要信口乱说。然后，孔子阐释必须“正名”的道理。“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分跟事实不相吻合，言语就会出现错误，不能顺理成章。“言不顺，则事不成”，基本的事实、道理都不能讲顺，事情当然就做不成功。“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所做的事情不能做好，礼乐教化则更加难以推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礼乐制度无法兴起，刑罚也不可能得到恰当、正确的使用。“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刑罚一旦用之不当，国家就杂乱无绪，老百姓就无所适从，就好像手脚都不知放在哪里，其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所以，正名非常重要。君子首先都要正名，说出的话才顺理，也才行得通，而且君子不言则已，言必顺理，言必能行，言必须行。同时，因其顺理，老百姓才会顺从听从服从，进而敬重君子，也才能达成教化的目标。至于究竟怎么“正名”，孔子没有详细说明。

王阳明《传习录》载，弟子陆澄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王阳明回答说：“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弟子陆澄向王阳明请教，先儒说孔子“正名分”就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除辄而拥立郢”，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王阳明认为这种看法很难赞成。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要求辅佐从政，我却先废除他，天理人情岂能容忍？孔子既然答应辅辄为政，他一定能全心全意把国家治理好。圣人至诚大德，一定会感化卫君辄，使他知道不孝敬父亲就不能做人。辄必然痛哭奔走，前去迎接父亲归国。父子之爱是人的天性。辄若能切实悔悟反省，蒯聩怎能不受感动？假若蒯聩回来，辄把国家交给父亲治理并以此请罪。蒯聩就会被儿子的真情深深打动，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蒯聩当然不会接受，依然会让儿子治理国政。大臣百姓也一定要辄为国君。辄于是公布自己的罪过，请示天子，敬告方伯、诸侯，定要让位于父亲，蒯聩和群臣百姓，都赞扬辄悔过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敬告方伯、诸侯，非要辄作他们的君主。于是，众人要求辄再当卫国的国君。辄无奈之下，用类似于后世尊立“太上皇”的方法，带领群臣百姓先尊奉蒯聩为太公，让他无所不有、养尊处优，然后才恢复自己的君位。这样一来，国君象个国君、大臣象个大臣、父亲象个父亲、儿子象个儿子，名正言顺，天下大治了。孔子所谓的“正名”，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正名”实乃治国大道。相当可惜的是，估计是辄当时没有采纳孔子的建议。其父蒯聩先是刺杀母亲南子，后又与儿子辄争夺君位，与大夫浑良夫一道挟持大夫孔悝进行政变，蒯聩即位为卫庄公，儿子辄只好出逃。卫国两代国君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蒯聩回国发动政变时，子路也因有勇少谋，拼死护驾而被剁成肉酱。孔子为此非常伤心。蒯聩也好景不长，即位不久即被杀死。如果辄真能做到正名分，将会成为史上美谈，卫国的历史也必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