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陶中民作品

怀念父亲

陶中民（河南）

父亲出生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次年，也就是1928年。父亲幼年上过私塾；“抗战”爆发后的一天，日军占领了汝南城，学校停课，正在汝师（汝南师范）上学的父亲辍学回家。

回了家的父亲专心务农，很快就成了地道的庄稼把式。后来由于运输的需要，我家置办了全乡第一辆胶轮马车，于是父亲又成了技术娴熟的车把式。“徐州会战”的时候，父亲曾被伪保长逼着，赶着马车护送过国民党十一师的军官太太。再后来我家建了油坊，父亲又成了抡大锤砸油尖（一种带铁箍的木制楔子）的油匠。在与土匪的战斗中，父亲还在我家保险楼上抡过“盒子炮”。其间一段时间，父亲还参加了乡里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日剧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兴办教育，经同学举荐，上级考查，父亲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辗转于高杨店、东和店以及杨埠的几所学校，直至退休。

也许是受私塾先生的影响，父亲教书一向严谨。课备得细致，讲得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并想办法做到寓教于乐。 他的私塾底子可以让他教起语文课来引经据典，得心应手；他的刻苦钻研又能把抽象、枯燥的数学课程形象化、简单化，举一反三，让学生透彻理解，熟练掌握。不过被他教过的学生都知道，父亲的严厉也是出了名的。

父亲一向刚正不阿，仗义执言，尽管我家当时阶级成分是“富农”，属于社会主义改造对象。58年“大跃进”，农村大力搞“土地深翻”，以提高粮食产量。农民出身的父亲对此很是反感，说，就这黄土瓣子，没有肥料翻再深有什么用！就为这一句话，父亲被打成了“右派”。

虽然身负“富农“成分和“右派”分子的双重压力，父亲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却从未改变。

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学校担任“总务”多年。平常除了教课之外，还要负责学校的后勤和教务工作，所以很少顾家。家里的里里外外都由我大手小脚的母亲一人打理。

“75.8洪水”到来的前夜，村里各家都在紧张忙碌着，把粮食、被服等物品往高处转移。父亲却一个人坚守在学校，先将教学用品集中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然后找来铁丝和檩条摽成伐子，以便洪水到来时把这些物资运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姐姐几次到学校哭喊着叫父亲回去，父亲不但不走，还让我们帮他把伐子摽好，东西挪完，一切收拾停当，才恋恋不舍地跟我们回家。

洪水过后，上级号召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学校也亟待重建。当时，上级下拨的有限的救灾资金几乎都用在了生产一线，学校的重建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总务”的父亲积极配合学校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号召全体师生自己动手建土窑，烧砖瓦，伐树木，努力在被洪水抹平的废墟上建成一所新学校，以保证教学正常进行。父亲夜里陪着窑匠师傅观察窑火，以随时掌握窑温，深怕有任何闪失；白天还要指挥师生们伐树，锯梁头、砍檩条，实在困极了就随便靠哪儿眯瞪一会儿。因为学校的檩条不够用，父亲就在公社找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到外面借调。有一次下雨路滑，满载檩条的拖拉机车斗陷到了 路边沟里。父亲二话不说，下去就抱着车轮，和同去的几名学生用力往上推。由于用力过猛，脚下一滑，右膝一下子磕到车斗轮毂的六棱螺丝上，喷涌而出的鲜血立时湿透了父亲的裤腿。父亲忍着剧痛，用手绢儿扎住伤口，一瘸一拐地到附近村里央来几个棒劳力，借来一头耕牛，硬是把车斗拽了上来。我和姐姐跑到学校去看父亲的时候不禁哭出声来，当时父亲疼得满脸煞白，却还微笑着安慰我们，哭啥！这点伤还能死了人？

膝伤还没好，父亲就拄着根棍子到公社和大队请求支援，协调各种关系，请来泥瓦匠、木匠开始建房。其间，父亲还要做好各种建房物料的管理工作，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一根钉，一片瓦都不能浪费。

通过全体师生的艰苦努力，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下，当年十月，一排排红砖红瓦的新校舍拔地而起。

新校舍启用仪式暨表先会上，上级领导号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父亲上台讲话，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只是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应该做的，仅此而已。

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也难免清高、孤傲，但骨子里却总是透着一股正气，爱憎分明，坦坦荡荡，敢作敢为。尤其是对后来的拉关系、走后门儿，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父亲更是深恶痛绝。父亲从教半辈子，教过的学生不乏当官发财的，但父亲再困难也没有求他们任何人帮过忙、办过事儿。逢年过节学生前来拜访的时候，父亲还真诚地教诲他们，做官要做清官，钱要挣得干净，做事不能昧了良心。

父亲一生清贫，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不失伟大，平淡而不乏传奇。

父亲于2010年正月十六仙逝，享年八十有二。

怀念父亲。

【作者简介】陶中民，1966年出生，河南省平舆县高杨店镇人，文学爱好者，作品散见于网络和纸媒。现居驻马店市驿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