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就业市场罗生门，前浪、中浪、后浪都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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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黯然离场的前浪
正在离开的中浪
倔强的后浪
50岁以后，我们会越活越幸福
结语
前 言
近段时间，网上有关前浪、后浪的讨论很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死在沙滩。”
一周伊始，澳大利亚最大航空公司，澳航国际航线CEO无过错而下课，成为黯然离场的“前浪”代言。
同时，“前浪”“后浪”逐渐占据话题榜的时候，鲜有人留意到“中浪”们正在经历什么？
根据澳媒的报道，眼下的澳大利亚正在经历一场中层管理裁员潮，他们曾经也意气奋发，满怀热望，希望能够在悉尼、墨尔本等一线大城市扎根。
然而，疫情影响的当下，他们中很多人最先受到冲击而被公司辞退。不少人带着焦虑而离开，独自舔舐就业市场留给自己的“伤口”。
不过，根据最新的一项调研，幸福度整体呈现“U”型，在经历过痛苦洗礼之后步入晚年，幸福度会日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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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离场的前浪
疫情成为了公司重组的加速器，很多类型的就业岗位就此永久消失。
一早打开新闻，澳航（Qantas）国际业务首席执行官蒂诺·拉·斯皮纳（Tino La Spina）被裁的消息直入眼帘。
值得一提的是，蒂诺此前是澳航的首席财务官，熬了14年才于去年晋升为国际业务的负责人。
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场疫情直接将澳航的国际航线逼停，蒂诺也因此被打入冷宫，最终黯然离场。
蒂诺离职后，国际业务负责人的角色将由澳航国内业务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戴维（Andrew David）兼任。
自此，集团执行高管团队名单由11人缩减为10人。
在发布这一消息时，澳航集团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斯（Alan Joyce）表示，新冠危机迫使航空公司重新考虑各个层面的业务。
他说：“毫无疑问，我们的国际航班将至少停飞至2021年年中，而且要花很多年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尽管蒂诺在澳航服务的14年期间并无差错，乔伊斯也向其表示敬意，称其表现的“很棒”。
但是，在最新宣布的裁员6000人中，蒂诺还是成为了最新一个、也是职务最高的一个牺牲品。
换句话说，蒂诺成为了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代言。
身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航空公司，澳航的情况尚且如此，澳大利亚中小企业的情况也由此可见一斑。
澳大利亚一家广告公司的市场营销经理温迪（Wendy Robertson）表示，当老板约自己喝咖啡时，自己已经意料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她说：“其实，我自己也看到公司即将陷入倒闭。对于我的老板来说，他可能比我更难。”
果不其然，温迪的管理岗位被裁撤，自己只能以合同分包商的方式继续为这家公司效力。
不过，收到通知的时候，温迪表示，自己还是有些意外，毕竟这并不在自己的计划之内。
她说：“好好的全职没了，只能做合同工。这看上去有些傻，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说形势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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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离开的中浪
当“前浪”、“后浪”正在逐渐占据话题榜的时候，鲜有人留意到“中浪”们正在经历什么。
据悉，澳大利亚不少中层管理人员在“裁员潮”中先后离岗。
不少人表示，职场对中年人不友好，竞争力衰减伴随着家庭压力，同时还面临着年轻人的冲击。一旦掉队，年龄歧视、被离职如影随形。
其中，很多人的答案早就写好，只是输掉的远比想象的还多。
银行和金融行业独立分析师马丁·诺斯（Martin North）表示，目前，澳大利亚一大批中层管理人员在疫情冲击下失业。
在一项电话调研中，马丁对1000名受访者进行了调研，以期获得有关当地家庭焦虑的症结和数据。
他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是结构性失业。”
“我采访了多个行业的中层管理人士，涉及金融服务业、咨询业以及私营行政管理人员。无一例外，他们都非常担心保不住自己的饭碗。
“并且，这种焦虑情绪在中层管理人员，即所谓的中浪人群中表现尤为突出。”
一家当地招聘公司Drake International表示，公司刚刚接到了一家澳大利亚大型电信公司的订单。后者要求其帮忙物色12个合同工，但是，从岗位描述来看，这些岗位在疫情之前均属于全职配额。
用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欧伊兹曼（Christopher Ouizeman）的话来说，这是就业形势的“重大转变”。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澳大利亚特有，在其他国家也总能引起一种“同命相怜”的感觉。
今年6月，笔者一位好友莉莉在北京打拼了多年之后决定离开。
这几年，朋友们但凡心情不好，都会嚎上几句“我要离开北京”。然而，那些大喊着“受不了，要离开”的人往往不会启程，反而像是恋人在对北京撒娇。
真正的告别是静悄悄的，有时一觉醒来，看到朋友圈里多了几张机场、火车站的深夜留念，一段故事就默默画上了句点。
莉莉工作的公司经营状态不稳定，向她提出解约，却没给合理赔偿。她就这么被甩出正常轨道，突然有了离开北京的打算。
回忆起当时来北京的场景，当时我们只觉得，北京可真好啊，只要努力，谁都有权利留下，没人会问来处与归途，说出口的梦想也不会被嘲笑。
然而，时间久了，从城市的围观者转为亲历者，生活突然变得粗砺起来，用梦想填饱肚子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正如一位读者留言，疫情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澳大利亚未来工作中心高级经济学家艾莉森·彭宁顿（Alison Pennington）指出，整个疫情迫使澳大利亚一些企业文化彻底改变。
艾莉森指出，许多管理人员不能再为了求工作稳定而固守一家公司，而是必须像许多其他工人一样学会自谋生路。
“一些企业可能会聘请多位兼职合同工来从事特定项目，以带来所需的技能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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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强的后浪
就在为朋友送行的聚会上，邻桌年轻的女孩叫嚷着：“我妈说我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还不如回家，我就不回去。”
灯光下，莉莉眼睛红红的，低头时，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无论是北京、还是悉尼，故事并无新意，却总归很刺激，尤其对年轻就是资本的后浪而言。
然而，一场疫情之后，游戏难度加大，写字楼里人流明显减少，各类公司无差别地承受着影响，用裁员暂时抵御危机，有些干脆倒闭。许多失去工作的人，被迫退出。
20岁出头的年纪，似乎无法明白中浪为何悲观成这样，一如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中年人的发际线为什么那么靠后？为什么在媒体发言时，小米创始人雷军说一头秀发比一栋别墅还值钱。
不过，其中也有不少先知先觉的人，生活在悉尼的华人Jane就是其中之一。
Jane今年23岁，毕业于八大名校之一，在悉尼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关部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解决行业的公关危机。
在工作期间，她经历不少被“中浪”压制、抢功劳等种种事件。
当老板最终决定开掉她的上司，一名年近40岁的中年“油腻大叔”之后，Jane并无半点喜色。
她淡淡地说道：“倘若我到了这个岁数，面对一群穷追猛打、如饥似渴又不懂得尊重的年轻人，面对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企业和老板，落到有今时今日这个场面，我不一定比他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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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全世界多国的药物调查显示，40-50岁的人群服用抗抑郁药的比例是最高的。
近日，乔纳森·劳赫的研究给予我们一丝希望。他认为：50岁以后，我们会越活越幸福。
在针对多个国家各年龄阶段的幸福度进行深入研究后，他发现如果将各个国家的样本合到一起，整体数据会形成一个“U形”线，幸福度的低谷在45-55岁之间。
过了这个年龄，幸福感又会回升。
当人们从青年开始成长时，不断吸入新知识，增长新能力，也从中获取了更多的成就，在这个阶段的幸福感非常强烈。他们以为自己能够用双手创造幸福。
但随着年龄增加，个人成长与工作升职加薪的速度会逐渐放缓，甚至遭遇瓶颈。供房子、养孩子的压力，加上病痛和亲人离世等现实问题都会减少幸福感。
当过了中年幸福度谷底之后，50岁以上的人们会更倾向认为自己的生活会过得越来越好。
当人们被生活“吊打”了一翻之后，调整了自己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也更有能力和智慧去理解生活和自己，以至于最终的生活幸福感会比预期高许多。
这也是为什么调查结果显示70岁的人感受到的幸福程度是人生中最高的：
因为他们有最多的生活知识，最合理的自我判断，以及最节制的欲望。
结语
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
无论是后浪、还是中浪、亦或是前浪，这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各个阶段。
20几岁的年纪，初入职场，年轻成为最大的资本。
步入中年，有房有车的同时或许身负重债，焦虑感使然，职场可能过得并不体面。
有幸得以晋升，即便身居高位，无过无失，但是终归抵不过天灾人祸。
最终，我们无法改变的是趋势，只能改变的是自己的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