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易中天,都经历了什么传奇?老校长刘道玉:对他有愧

早在八九十年代,远在《百家讲坛》之前,易中天就是名重一时的学者、名作家了。他后来能走出学院,在民间也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但凡知道他的人,应该都不会感到突兀,反倒会觉得是水到渠成吧。

2017年,为首部话剧《模范监狱》忙碌中的易中天

他还在武汉大学执教时,就是那里的“四大名嘴”之一,是最受欢迎的中文系教师,是校长刘道玉特别看重的青年才俊,是校园的一道风景。名作家野夫1986年插班进武大,初来乍到,“每事问”,高年级的师兄就授以锦囊:“易中天的课,不管他讲什么,都该是必听的”,他兴匆匆跑去,发现武大最大的阶梯教室,300多个座位早无虚席,空地也布满了小凳,窗口上还挤满着红男绿女。 那课程,不是什么讲三国,而是 “《文心雕龙》美学研究”。他一直就有这种打通雅俗的大本领,舌灿莲花的好口才,当然还有博闻强记、性情硬爽、使人如坐春风欲罢不能的人格魅力。

他那时就是个很专业的学者,也很懂得赶潮流,眼光向来就比学院中的多数同行要敏锐,他的那支笔倘“下移”写起随笔来,至少在华中地区足以横扫千军,无人可挡其势。本来,他的研习方向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却懂得趁着在“美学热”的余烟,紧锣密鼓地出版了《〈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和原专业 “离题八千里”的学术著作,以峙声名。

同时,也在“不务正业”中写出了《读城记》、《大话方言》、《书生意气》等“学者散文”来,行销一时,早就是畅销书;《武汉三镇》、《盘点李泽厚》、《劝君免谈陈寅恪》等篇更是不胫而走,堪称名文。 至今我还都认为,《读城记》允称经典,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城市文化品读散文”之一,是唯一可以与余秋雨《文化苦旅》并列而无愧色的作品集。

衣锦还“校”受邀返至武汉大学讲学的易中天

可以说,他的才情和学识,青年时代起,就是独具一格的,风华也是足以掩映一时的,他这样身怀利器之人,爆得大名也是早晚之事——前几年我还经常侧闻他武大老同事昌切、郭齐勇、邓晓芒等私下对他的推诚敬佩之意。

话说樊星教授,当初本和易中天商量好,写出有关武汉的系列连载文章的,不想《武汉三镇》一文甫出,就被市里认为“抹黑”紧急叫停,樊先生至今引为至大的人生遗憾呢!


易中天是个“有故事”之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心路至为坎坷,他讲三国,能够如此见微知著,未尝不是他用尽生命的辛苦憔悴所换来的观照。

那里,埋藏着太多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不过就是如其所是让评述的人事对象呈现出来罢了。看他讲课,就可知道他是一个深通中国式人情世故的人。但是,他半生却也因不明世故所受累,人生充满了反讽和复调。

因为他后来的名利双收,很多人行“诛心大法”,想当然认为他是一个雅擅投机之道、深谙迎众取利之窍的人,就我个人观感而言,不仅觉得不免臆测过重、成见太深,甚至意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底线、有操守、正义感太强、书生意气过重、性格执拗不愿迎合,才使得他的前半生“累累若丧家之狗”,走的是鲁迅所说的“苍皇失措的愁一路”——不然,以他的才华横溢,以他对人情世故和群众心理的钻研体会之深,何至于日子一直过得比普通教授还要糟糕,50岁临退休了还要不得已举家“南逃”厦门,直到花甲之年才老树开花声名渐起?

人们大都只看到一个人台前的风光,不愿探究幕后的辛酸与隐痛。易中天是武大人,身上流的是武大的传统血脉,他的心愿是准备奉献武大直到老死的。但他在武大的教师时光,虽在学生中声高望重,但实是不得志的“克难岁月”,是压抑屈愿的,是日子穷苦处处受排挤的:刘道玉校长开明主政时,他甚受赏识,一度担任系副主任,后来老校长被迫下马,他也就洁身而退,以不合作的顽固姿态成为“永远的副教授”;

虽然著书数册,讲课最受欢迎,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对不学无术的领导“公然看不上”,住所则始终是30平老楼蜗居,连给宝贝女儿置张床位的余地都没有,只好托付给在另一所大学教书的老父母寄养; 清贫书生难免捉襟见肘,以至于一块钱的“黄鹤楼”都抽不起了,不得已戒烟;就是在这样的难堪生涯中,在老学生的回忆里,他还时时不忘自励与教导弟子们,“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于选择,来日方长,不然势必背负道义的十字架,最后使自己进退失据”。

至今,那些八九十年代入学武大的”老学生“,几乎都非常感念易中天的“道德文章”,他在这些早已成为中国社会重梁顶柱的群体中,有着其余老师难有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主要不是源自名声,而是对他一以贯之的人格操守的信任感。还是上述的作家野夫,那么愤世嫉俗而又眼空四海的这么一个人,始终都把他的”易中天老师“视为精神上的向导:

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95年他回汉,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长刘道玉,这时的刘老已经去职多年,许多旧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却不敢或忘。想想尘世中的种种缘分,总还是有些仿佛古风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心底温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们出校时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领导,那位爷半真半假地说:你走了,我们还是很惋惜的,还是调回来吧。先生笑着答曰:那我确实有病。

易中天与提携他的老校长刘道玉

易中天最后离开武大,是“不懂做人”后的迫不得已。楚材不能为楚用,风流必抑委顿,大抵是本地自古以来而然的可悲之局。好在四海尚大,天下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起拔人才,鼓浪屿那边听闻,很快就发来了调函,易中天得以在南国厦大开出人生的“第二春”。


在《百家讲坛》诸位主讲人中,其实也要数易中天知识最为宏通,气质上最具文人意气和批判知识分子的精神格调,在知识圈核心阵营中,也是最能赢得尊敬吧。

一方面,易中天是在生在国家时事纷扰的年代,并且是在文化热潮最烈、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至为高张的1980年代中成长起来一代知识分子,研究学问也好,内心所期也好,天然地都带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结。所以他不是抱持学者本位的书斋式读书人。

无论是早年的穷困不显,还是后来的名扬宇内,他的自我定位,始终都不是文化商人、畅销书作家、电视上的名流,甚至也不是不问世事写出足以传世的专业学者,他更在意的,是学院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准确地说,是有着传道与批判色彩兼具现代知识分子角色,是一种更接近思想家的立场。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议论,充满了现实力量;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学问、著作与思想,也不免有荒疏之感,无法做到精深充沛,要靠《易中天中华史》传世,真的是勉为其难——要知道这样的通史写作,他的前辈陈寅恪想了一辈子,垂老都没有信心动笔。

蛰居数年,全心写作《中华史》系列

因为有着这样的自我期许,他青年时代起就博览群收,特别乐于与特别关心风声雨声的邓晓芒、杨小凯等人过从甚密;他本可以安心地在学界深耕细作,博取名誉和地位,但他从来都是“不务正业”,喜欢“指点江山”,如今的《书生意气》一书中还留下很多痕迹;

朝迁市变之际,他是如此热心,现今武汉大学的那个“李达花园”,当初通往武钢的路上,也曾留下他的层层踩踏的脚印。时至今日,很多关涉思想大计上的争论,他也是常常执言不讳的,即便“声不出门外”。

另一方面,易中天对于对于商业主义及其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欲迎还拒、半推半就的距离,以他的世故与智慧,游走危险的钢丝绳上,至今还优裕自如,保持着一种别人难以实现的分寸感。

这种分寸感的潜台词就是:我清贫一生,冷眼看穿太多虚辞假意,经济独立才能保障人格尊严,该我得的我要拿,不应我要的一介不取,合作但不卖良知,名遂仍不忘批判,最终高难度地做到与俗俯仰心存底线,不过分迎合但也不让你讨厌的境地。他不是依违两端,而是情理平衡。小打小闹不妨说点台面话,大是大非还是种在心中。

早期对美国史的普及,也引发一起学界争议

易中天实在是聪明绝顶之人,他是为当下的清流知识分子们诠释并建立了一个世俗的版本。


在这份非常私人化又浅薄的月旦评中,作为一名读者、一个曾经蹭过他课的门外受教者,我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易中天的喜欢之意,和欲盖弥彰的偏袒之情。

他的才华、他的情怀、他的风度、他的口才,还有他的困守、温情以及骄傲的锋芒都让我凛然生敬;他的底线、他的有所为不为的操守、他的后来身泰名遂全身而退的人生智慧,也是我佩服的。

但是,平实地讲,我也从来都不认为,他是那种一流的知识分子、足有著述传世的学者。他还远不是我心中的文化人楷模,我只是对他抱有同情和理解,并因这些同情和理解极大地减轻了我本应对他有的苛责:社会时代的颠簸、学院机制的失衡,使得偌大的神州并无法让一张书桌风雨无袭地得以安放。

他的一生,被迫同时可能也是自愿,无端浪掷了太多的心力与时光,耗费在了与无形的潜规则、与野蛮的权力、与难堪的贫困、与无孔不入的商业主义周旋甚至是搏斗上,是两败俱伤。他有那么好的资质,本应由更好的建树,却空余一生襟抱,未尽其才。

​叹人间从此惜年少,问天意何时纵斯文。野夫有些话,也许还是值得玩味的:26年前,那个乍暖还寒的初春,那列轰隆隆压过长江大桥徐徐开往厦门的火车,载走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怎样的爱恋、不平、幻想抑或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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