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篆刻学》：细说“歙派”

依照篆刻发展史的顺序，讲完明代需要加强记忆的就是这五个流派，即文彭的“三桥派”、何震的“雪渔派”、苏宣的“泗水派”、朱简的“畸臣派”（朱简号“畸臣”。这个派别名字是我们给加的，因为前面这三个派别的名字就是朱简给起的，用的都是创始人的号，我们沿用这个命名方法）或“朱简派”、汪关的“娄东派”，接下来该讲清代初年的程邃，也就是邓散木先生所说的“歙派”。

（《篆刻学》歙派章节）

歙派的创始人是程邃，程邃是歙县（今属安徽）人，所以这个流派起名叫“歙派”。这已经跟朱简的流派命名方法不同，标准改成了创始人所属地域，这跟邓先生将何震的流派称为“皖派”一样，也存在很多问题。

程邃（1605-1691），字穆倩，号垢道人等。严格意义上说，他是明末人，因为1644年（清世祖入关）之前，他已经成年且已成名（文中提到的印人生平，可以参看拙文《印人传》系列）。

程邃之所以成为流派创立者，在于他改变了印坛文、何一统天下的的风气。实际上，任何开宗立派者，都有一个特征，创新！

程邃的创新在于邓先生所说：

“好合大小篆钟鼎款识入印，尤得力于秦朱文”（邓散木《篆刻学》）

这一句话并不完全正确，程邃参合钟鼎古文，出以离奇错落的手法是正确的，但后面所说的秦朱文，实际上是战国古玺里的朱文印（实际上，秦印几乎没有朱文）。如果参看程邃的作品，对程邃最准确定位的是周亮工的《印人传》：

“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尽俯首敛迹，不敢毫有异同，勿论势有不能，恐亦数见不鲜。故漳海黄子环、沈鹤生以《款识录》矫之，刘渔仲、程穆倩复合《款识录》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虽时为之欤，亦势有不得不然者。”（《印人传·书<黄济叔印谱>前》）

简言之，程邃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他的创新是应运而生的，当一种风气渐渐僵化，必然有新的风格令风气一新。当然，程邃的作品也大有可观，他的白文印不再以何震猛利冲刀为习，而是直接师法汉印，因此印风端凝沉着，淳朴厚重，他的朱文印则大量引入《款识录》大小篆，再揉入朱简的切刀刀法（实际上是丰富了刀法，成了冲切结合），使刀法轻重、钝利、速迟并重，因此印风苍浑古拙。来看两方白文作品：

(程邃的两方白文印）

这是两方汉白文印，显然，这跟何震的猛利不同，因为他沉着凝重；也跟苏宣的平和不同，因为他古朴，与朱简的白文印相比，更显完整，与汪关的白文印相比，多些从容。再来：

（程邃和他的印）

这几方印，入印文字发生了变化，不是小篆，也不是缪篆，而是款识文字或古文篆书，这是一大突破。

有创新，就会有不合旧法陈规的问题，比如，邓散木先生就说程邃的篆法有问题：“惜于六谊未能精审，篆法时有乖误，虽大醇小疵，终非全璧。”他认为程邃对于汉字“六书”不够精通，于是篆法经常出现“乖误”，实际上，古文入印，本不成熟，偶有篆法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高古文字，很难说篆法是固定不变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更明显了，因为巴慰祖、胡唐、汪肇隆并没有与程邃合称“歙四子”，他们不可能与程邃并列，他们的生年要比程邃晚100年以上。真正的“歙四子”现在仍有争论，但却不包括程邃在内，与程邃印风相仿的是戴本孝、石涛、郑簠、张在辛等。前面总体说派别时， 我们已经说过，“歙四子”实际上是与程邃的“歙（或徽）派”、及“四凤八怪派”乃至邓石如的“邓派”并称的徽宗的一支，他们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具体如图：

（程邃一派在徽宗中的位置）

当然，他们之间有传承关系，比如，四风八怪派印人多师从张在辛而来，但因为有“八大山人”的血脉，所以他们作品中古怪、乖张、桀骜不驯的特征非常明显，已经完全不同于程邃了。而董洵是无论如何，都应归在“歙四子”之列。

相对来说，程邃的歙派，入印文字相对古奥，以程邃为代表；“歙四子”的印风已渐渐归于汉印正统，入印文字“老实”多了，相对学者气较浓，比如董洵的作品：

（董洵的作品）

“四凤八怪”呢，主要特征是相对（并不绝对）怪、丑、奇，因为他们是一批不得意的小官员（大多是七品小官，想想郑板桥的个性就可以知道），比如高凤翰的作品：

（高凤翰的作品）

至于邓石如的邓派，邓先生把他另列门派，因为他太重要了，后面有专门的一个章节，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