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有一个嘤鸣文学社：一 段难忘的青春记忆
上海曾有一个嘤鸣文学社
文：征 凡
文学青年最大的福音就是拥有一个文学社团来作依托，无论是民间的也好，还是官办的也罢，只要加入其合法的文学社团，成为社员，你也许在这文学拥挤的小道上，写作成长的速度会飞跃，因为在这个社团的平台上，业余作者之间会通过社刊进行文学交流、作品研讨，以达到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当今，好多知名作家、诗人大多在青年时期都拥有过一个难忘、美好的文学社团，其情结挥之不去，因为每个业余作者都会在这文学社团的摇篮里编织他们一生的梦想和成就。我年轻时期也曾经拥有过一个难忘的文学社团，它社名叫“上海嘤鸣文学社”。
近期，我在整理书籍时，意外找到了一本三十四年前上海嘤鸣文学社创建期间的会议和活动纪要笔记本，我当时在该文学社是一个小秘书，每次会议和活动都由我记录归案。我在这本小簿册中记载了当年嘤鸣文学社一些鲜为人知重要内容。今天看来极其珍贵，可以为上海文学社团研究学者提供一些社团萌芽和发展史料性的资料……
值得让人骄傲的是，经过三十四年的沉淀，拂去尘埃，从这个文学社团走出来的文友，现在大多是人到中年的作家、诗人、编辑，记者、出版职业人等，并活跃在上海和全国乃至国外各个地方的文学和新闻阵地。
穿越岁月时光，走进1984年，那时文革刚结束，中国文化从沙漠中走出来，一切百废待兴，那时生活条件也很难苦，经济拮据，居住空间狭小，娱乐生活几乎为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青年人通过自学和酷爱文学走到了一起，很多文学青年立志将来要成为作家和诗人……
为此，1984年5月，上海嘤鸣文学社便应运而生，当时成立在静园书场。当年5月《文学报》《青年报》《上海工人报》等媒体都报道了上海嘤鸣文学社成立的消息。“嘤鸣”两字取诗经文中，“嘤”为婴儿谐音刚刚出生，“鸣”为啼叫，寓言文学青年像新生的婴儿那样，迎着旭日，在这块文学处女地上无拘无束地大发其声，并获得写作上的进步。当时首批入社的社员有近百人，后来人员不断扩大，还成立了各区的分社，规模之大。它当时仅仅是一个群众性的业余文学创业团体，社员遍及在上海各区县。
当时嘤鸣文学社的人员来源主要是从上海民办业余艺术学校文科班结业的同学和上海社会上一部分文学青年组成，并挂靠上海民办业余艺术学校。那年还特聘该校校长穆尼和《文学报》副刊主编庄稼两位老师为嘤鸣文学社名誉社长，同时还特聘知名作家诗人学者黎焕頣、王宁宇、刘崇善、沈寂、张锦江、顾浩君等老师为顾问。当时该文学社发起、召集人之一的王振林老师在一次社务会上说：“但愿我们每一个社员将来都能为当代文学史上刻上一道痕迹，希望是属于我们全体社员的”。
该社成立后，我们每月聚会一次，活动地点大多在靠近外滩的四川中路元芳弄小学和南京西路小学（当时的上海电视台隔壁）等地方。每次活动都能聆听名誉社长和顾问老师给我们上有关文学写作的讲座。当时，我和大多数社员都只是二十多岁的小青年，风华正茂，怀抱着将来要想当作家和诗人的梦想，充满着激情，互相切磋文学，大家对象牙塔式的文学梦从嘤鸣文学社开始飞翔。
在文学社创建初期，我们每位社员每月要交纳三毛钱（0.30元）会费，自筹资金出社刊，当时的社刊名就取“嘤鸣文学”刊物（此刊纯属社员内部交流），由李开堃出任主编（他也是该社发起、召集人之一）。当时有个别社员自掏腰包捐款给社刊编委，为了是备作资金顺利出好每期社刊。1984年9月8日《嘤鸣文学》创刊号顺利出版了。后来为每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出刊一期。
三十四年前民间办刊大多是采用老式打字机在蜡纸上打成铅字，再进行油印，是一种普通的油墨印纸叠加装订成册，虽然现在看来很老土，但在那个年代是极其珍贵的，每个社员都将此刊物视如珍宝，大家不断地翻阅社刊中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社员作品，很多社员曾在外面屡遭退稿后，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属于自己飘着油墨清香的刊物，手捧着自己亲手写的文章变成铅字油印本喜极而泣、热泪盈眶，因为每位社员都有一种“归家”的感觉，大家都很激动。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种的油印刊物也很激动，虽然这油印纸有点像文革时期马路上散发的传单，但此景此情也让我足以兴奋了好几个晚上。这种感受现在的文学青年是无法感受到的，现在有大众媒体，有公众号，有网上发贴，也可自费出书等……当今的文学社和诗社遍地开花，就目前上海而言就有一百多个诗社，要发一篇文章或诗稿在微信里用手指轻轻一按是分分秒秒的事，但在那个年代绝对没有这个条件。正因为这样，从那个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诗人更为努力，因为他们懂得珍惜，珍惜那段缘份、珍惜那时的油印刊物、珍惜那时写过的诗文、珍惜那个物质条件馈乏的年代、珍惜我们一起走过的文学拥挤的小道。我曾经于1985年在上海《文汇报》上用原名发表过一篇《退稿以后》的文稿，说自己曾在崇明岛当知青时有过十年退稿的经历，同时也说了很多文学青年在文学这条拥挤小道上跋涉，最后成功者寥寥无几。此文发表后反响还很大，并引起社会媒体就有关“文学小道”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撰文讨论……。无论怎样，我对文学创作真正入门的时段正是从上海嘤鸣文学社开始的，因为有很多顾问老师关心和关爱着我们每一位社员的写作，并指导我们。
经过几年的磨练，文学社大多社员的写作水平不断见长和提高，并频频在社会各大纸媒体上发稿。很多社员几年以后都纷纷走上了各大报刊当编辑和记者，有的成了作家、诗人及专栏写手。他们分别是；季节、慧子、余志成、刘翔、征帆、周云海、李恒新、樊银生、王岚等社员(排名不分先后)，当然也可能百密一疏，还有许多社员因年长久远而失去联系，无法寻觅到他们的信息，但深信他们至今也坚守在文学创作领地。今天看来还要感谢当年筹建、发起和召集嘤鸣文学社的几位主要创建人，他们是王振林、李开堃、杨建明等人。
在这群体中，慧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属嘤鸣文学社第一位出版《飘逸之人》诗集的女性，曾获得中国首届处女诗集出版大赛优秀诗集奖，后移居澳洲写作，现为上海作协会员；余志成也出版诗集多部，多次获奖，其中有诗歌通过双语翻译（中英文）传播至美国等海内外，现为上海作协会员；刘翔近年来出版多部纪实文学和散文集，多次获奖，作品频频见报刊，现成为全国公安作家协会会员；周云海近年来在全国近百家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和随笔文章有四百余篇（首），多次获奖，作品大多具有真情实感，呼唤人性的回归，目前还在积极寻找失散的“嘤鸣人”而奔走呼号；季节和王岚是“嘤鸣文学社”的才女，在上海某报刊担任编辑、记者，她俩不但在新闻行业中干得如鱼得水，在散文和诗歌创作领域里颇有成就，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并双双多次获奖；李恒新（笔名：黑星人）当年在嘤鸣文学社任沪东分社社长，近几年他连续出版了文学、教科类专著书籍共七部，现已是香港某出版社出版职业人；樊银生在散文诗艺术创作上颇有特色，出版诗文集多部，作品多多，他也是当年“嘤鸣文学社”发起召集创建人之一，现在在北京从事文化事业工作；征帆至今已出版了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十部，多次获奖，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担任上海市某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一职 ……
当然，还有近百位社员当年在文学创作事业上各领风骚，让人叹为观止……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道来，但“嘤鸣人”永远牵挂着你们。遗憾的是，三十四年来，嘤鸣文学社中有个别顾问老师已经驾鹤而去，也有个别社员英年早逝，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嘤鸣人”向这些离世的老师和文友表示敬意和哀悼。
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化，人们早已把“上海嘤鸣文学社”淡忘，但是“嘤鸣人”的文学创作精神至今还在，如星星之火，燃烧至今。因为，每一位在文学事业上成功的人士都深深懂得成功不易，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曾拥有一个文学社团。也许，文学事业的成功是艰难的，文学事业的成功是曲折的，文学事业的成功是悲壮的，但是，文学事业的成功一定是伟大的。
此文谨献给上海“嘤鸣文学社”所有社员，追寻一段难忘的青春记忆！
（全文完）
“图片由周云海提供”
2018年8月10日 写于上海文轩斋
作者简历
征凡: 作家、诗人、客座教授。已出版诗集、散文、长篇小说等专著十部。作品曾刊发在《莾原》《上海文学》《上海诗人》《诗刊》《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文学青年》《萌芽》《东方剑》《文学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全国部分报刊纸媒体近两百万字。曾十七次获得《小说选刊》《散文选刊》《中国作家》《文学报》等省市级文学机构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颁发的小说、散文、诗歌、话剧剧本等各类文学创作奖项。其中2009年《秦皇陵冥想》（散文）荣获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2009年《太阳颂》（长诗）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的“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上荣获一等奖。2010年《苦涩的红玫瑰》（中篇小说）荣获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的“中国作家创作笔会”一等奖。2016年，组诗《建筑是人类心灵移位的净化》荣获由上海作家协会、文学报、上海文化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四届“禾泽都林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