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的被害过程

1927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中共中央在上海北四川路高塔路恒丰104号住宅里举行成立新的江苏省委的会议，任命陈延年为江苏省委书记。 会议在进行期间，突然传来消息：省委机关的一个交通员被捕，我党内机密可能被泄露。 正在发言的王若飞不敢怠慢，赶紧宣布散会撤离。 到了下午3时许，果然有特务闯进省委机关进行搜查。 原本，留守机关的赵世炎夫人是应该把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拿下的，但她一时紧张，忘了。

陈延年担心省委机关的文件有失，在这个时候和组织部长郭伯和前来探视。他们抬头看见窗台上的花盆仍在，以为平安无事，就大大方方地走上楼去，结果被特务捉了个正着。 陈延年被捕的时候，身穿粗布短衣，像个干粗活的。 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一口咬定自己是烧茶水的工人，名叫陈友生。 烧茶水的工人，那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帮闲人物了，关上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算了。 王若飞这边，并不知道陈延年尚未暴露身份，忧心如焚，积极活动，辗转找到了当时在公共租界和华人地区律师界声望很高的律师吴凯声，恳切求助。

吴凯声之前曾经与陈延年打过交道，同情革命，钦佩陈延年，慨然允诺出手相帮。 他到闸北区警察局一查，得知陈延年尚未暴露身份，自认为胜算已定，从容出面疏通关系，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陈延年很容易就会出狱了。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原因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了。

就这样，陈延年惨遭杨虎杀害。 不难看出，这种说法充满了戏剧性。 但这种说法的来源，主要来自于1927年7月5日《申报》上刊登出的了吴稚晖劝杨虎杀陈延年的信。

吴稚晖的这封信是附在一条题为《铲除共党巨憝》的消息后面的。 该消息里面提到：“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 由于该消息刊登于7月5日的报纸上，现在，史学界普遍根据“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这一句话认定陈延年等人的牺牲时间为7月4日。 但这则消息前面虽然标明有“警备司令部来稿”，却没有标明是哪一天的来稿。 所以，这则消息不能简单按7月5日来理解。 实际上，在两天之后，即1927年7月7日，《申报》又刊登了一篇《二十六军捕获共产党经过》。在这篇文章的后面，附了一封蒋介石回复给杨虎的电文，电文中说“二十六日电悉，擒获巨憝”，即蒋介石在6月26日已经知道“擒获巨憝”了，从“巨憝”二字可知，蒋介石早已知晓陈延年的身份了。该电报最后的“艳”字为国民党的电报日期代码，为29日。 杨虎在什么时候对蒋介石这份电报作了答复呢？。 现在可以查到杨虎发给蒋介石的一份末尾署“陷”字的日报，这“陷”即指30日。 该电报提到：陈延年、张力、朱盘畴、黄竞西、姚振系等四人“均经审明处死”，请蒋介石“释念”。 从杨虎这份电报看，陈延年等人牺牲的日期应该确定为1927年6月30日。 那么，1927年7月5日《申报》上题为《铲除共党巨憝》的来稿时间其实应该是7月1日。 吴稚晖劝杨虎杀陈延年的信上虽然没标明有时间，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写给吴稚晖的回信，信中称“昨奉手教，过承嘉许”，并在信末标明了复信时间为7月2日。即杨虎是在1日收到吴稚晖的信的。

必须要特别说明的是，吴稚晖写给杨虎的信里提到，他是“适返沪”才得知陈延年被捕的。 即他是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才得知陈延年被捕的。 这就否定了他在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陈延年被捕，并建议蒋介石杀陈延年的说法了。 当然，说胡适去南京找他谋救陈延年之事也是不存在的。 现在，我们弄清楚了陈延年是在6月26日被捕，6月30日被害，中间只隔了短短三四天。 在这三四天里，胡适有去过南京没有呢？ 查胡适的日记，并没有他在这段时间到南京的记录。

侄是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记里，胡适说了一句“我想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即从1927年5月到1928年5月这一年时间里，他没去过南京。 话说回来，蒋介石既然在6月29日的电报中说他在6月26日已经知道“擒获巨憝”了，也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吴稚晖暴露陈延年身份之说了。 事实上，文海出版社在1935年出版的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里，已对此事有明确记载：“陈延年因一丹阳人束某之自首，被捕于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之省委秘书处。” 和陈延年一同遇害的黄竞西，曾在6月29日从狱中传出一封信给妻子吕楚云，信中直书叛徒的名字：束炳树。 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时事新报》在7月27日全面报道了束炳树是亲自带人前去抓捕陈延年的经过。 关于束炳树的下场，《时事新报》在8月28日也做了报道：在8月23日被中共中央组织特工人员击毙于上海虬江路新兴茶楼。 综上所述，胡适其实与陈延年之死毫无瓜葛，但吴稚晖还是在其中充当了一个非常凶恶、丑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