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与繁荣——蒲寿庚
背叛的繁荣——蒲寿庚
为了寻找上文中未解的郭氏改认祖宗之谜，这段时间我跑了跑图书馆寻找资料。不查不知道，一查全是料。原本要来个对族谱刨根问底的我发现，这改姓之谜，还得从宋末元初的一位泉州名人说起。
引子
祖汾阳派富阳祖螺阳三阳开泰；
源晋水分法水聚奇水万水朝宗。
这是惠安百崎回族乡“郭氏宗祠”的对联，所谓“祖汾阳”“源晋水”，两处均在山西，说的是唐代力挽狂澜的汾阳王郭子仪，所引的目的在于宣称本族乃是郭子仪后人。可惜祖宗们想法虽好，却有硬伤：这郭子仪是汉族人。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郭子仪是华州郑县人（今陕西，汉人聚居）。而郭氏宗祠所在是百崎回族乡，民族对不上，谈什么血缘关系呢？
于是我再查，这改姓源故或与一场兵乱有关。据《清源金氏族谱·丽史》所载：“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说的就是这场元末兵乱。先起于“义兵万户”塞普丁和阿迷里丁兵乱，接着市舶使那兀纳勾结蒲氏后裔在泉叛乱。两场兵乱前后持续十年，原本繁华的泉州城一片狼藉遍地废墟。变乱之间使得民族矛盾激化了泉州汉人对色目人的仇恨，使得他们盲目排外。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何乔远叹曰：“蒲氏之变，泉郡概遭兵火无复遗者。”郭氏先祖便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泉州,迁居百崎乡，并对外自称郭子仪后裔，以避乱事的。此后的郭氏弃商从农，与当地汉人通婚，其后裔如我，虽为回族，但行为习惯已经和汉族没什么两样了。
正文
自宋宗氏南渡，宋朝的政治中心从汴京转至临安，宋政府面临缺失汴京这个航运枢纽和经济中心，财政十分困顿。闽浙广沿海经济活跃，官员商人开展海外贸易，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六年（1136年），泉州知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找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及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南宋政府通过授官拉拢海商，财政困境得以缓解，商业活动蓬勃发展。”阿拉伯商人蒲罗辛贩卖乳香30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达98万缗，都各补授从九品承信郎官衔、赐予公服。“这位蒲罗辛是西域回回人，先世在越南占城经商，后前往广州。南宋沿海国际贸易发展迅猛，这位穆斯林商人也是顺势而起，此后生意越做越大，富甲两广，为当时广州第一富豪。本文的主角蒲寿庚即为这位富商之后。只可惜当年富甲一方的蒲家到了蒲寿庚父亲这一代已是家道衰落，寿庚的父亲决定开宗迁居泉州城东南法石，以经营香料为主。
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东南沿海海盗猖獗，蒲寿庚与其兄寿晟因协助官府击退海寇有功，授闽广招抚使，兼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业在此期间迅速上升。他掌握着相当的兵力和海舶，富而有势，是泉州沿海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人称“擅市舶利者三十年”。此时的泉州海外贸易发展迅猛，有宋人诗曰：“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照理说这位蒲寿庚在宋经商，虽身为外族，却能被授官重用，当是有所亲近南宋政府。其兄寿晟，在宋咸淳七年（1271年）任广州梅州知州，为官清廉，颇有美誉。有梅州进士杨圭诗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讲的就是蒲寿晟在梅州任职的政绩。其著述有《心泉学诗稿》6卷，可见汉化之深。可也是这两位穆斯林兄弟，在南宋政府危难之际，给了逃难的端宗以致命一击。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虏了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此时南宋忠臣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和文天祥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南宋皇族逃往泉州，意“欲作都泉州。”而此时的蒲寿庚已和元廷暗中通信，他背弃宋室，诛杀赵姓宗室3000余人，南宋宗脉断绝。对此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据《宋史卷47·本纪第四十七··赢国公传》记载，“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张世杰向蒲借船被拒，抄没其财产，蒲寿庚进而“尽杀南宋海外宗室”，并且追杀皇帝端宗和末帝，导致二位皇帝进一步南逃。明史学家顾祖禹评价说：“宋外惧敌师之侵，内惕蒲寿庚之叛，不得已而走漳，走潮，以入海之。“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蒲寿庚杀宋宗氏是在此后，张世杰绕开泉州之后趁元廷内乱，反领兵来讨泉州，据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载：”泉州素多宗子，景炎二年丁丑（1277年），闻张少保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闽书》卷四十一《前帝志》载：”寿庚置酒宴延宗氏，欲与之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又载“杀宋宗室又士大夫与淮兵在泉者三千余人”。此后南宋在“崖山海战”中战败，皇室跳海自尽，南宋灭亡。
蒲寿庚以归顺之功得继续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有观点认为蒲寿庚叛宋降元之举极大的伤害了南宋，对元朝胜利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元朝的统治对泉州的伤害极大，尤其是元所实行的民族分级制度，激化了泉州的民族矛盾，色目人和汉人主客倒置，这也致使元末的汉人对色目人进行了以此无差别的清算，所谓“凡西域人尽歼之”。应该说蒲氏家族以归顺之功称霸泉城至元末，期间作威作福，泉人受其累是事实，蒲寿庚后人又策动兵乱以争权。几度乱局致使泉州由此衰落。反色目风波致使番商纷纷远离泉州，昔日“市井十州人”的景象难再。但也是蒲寿庚的“叛宋降元”，使泉州和平渡过了元宋交替的动乱局面，避免两军争夺泉州的战争浩劫。降元之后的泉州社会相对稳定，海外交通未断阻，得到了发展。蒲寿庚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海外见识，招呼外国船舶来泉贸易通商，使得泉州发展为“梯航万国、四海舶商、诸蕃进贡皆于是乎”的东方大港，这也是事实。而历史上，蒲氏也受到了他的报应：据《清源金氏族谱·丽史》记载，明洪武七年在大赦天下诏旨中载：“独蒲氏余孽恶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士藉。“相传今泉州东浦黄氏多为当时蒲氏族人改姓避难之后。受株连的如现安溪白姓，晋江陈埭丁姓，惠安百崎郭姓等。这些穆斯林们改变宗教习惯以求生存，泉州穆斯林数量急剧减少，百无存一。直至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径泉州，前往灵山陵墓祭祀，重归教门者才逐渐有所增多。清代的民族压迫政策更使得穆斯林们难以生存，从惠安郭氏的宗祠对联可以看出一些历史痕迹。原祠堂步口柱上对联刻曰：长蕃回回万千代，永诵古兰三十经。光绪年间重修家谱时，却更改为“长蕃吾族万千代，永诵苦难三十经”。可见其极力回避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历史。
结语
泉州海外贸易历史悠久，自唐天宝以来，海外贸易已是“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的景象。宋元之时更是达到顶峰，探险家马可·波罗夸赞其为：“世界第一大港”。可是随着元末的兵乱和排外情绪，加上明时的海禁国策，泉州也迅速的没落了。泉州的兴盛和没落之间的关键人物或者人群，正是以蒲寿庚及其家族所代表的一批海外来华经商的蕃客。蕃商所代表的海客势力，逐利而来，随势投机。所谓“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昔日蒲氏在泉族产三百余亩，北至新华街，南到天后宫（下图所示）。所遗“棋盘园”“三十二间”今已徒留地名，难寻旧日景象。
参考资料：黄润秋，《略论泉州伊斯兰教的传入和盛衰》，《泉州文史研究》许在全主编丁秀荣，赵世道，《宋末蒲寿庚杀戮南外宗室的严重后果》，《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十九辑王四达，《宋元泉州外侨社区的兴衰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