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琳《清初小说与士人文化心态》出版
本书首先综述清初小说的创作概况和文化生态，接着以清初小说创作中的故国情结为切入点，通过对代表性小说家与小说流派的个案分析，点面结合，研究清初小说创作以及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
清初指清军入京定鼎即顺治元年(1644)至收复台湾，全国归于一统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这是既不同于故明，亦不同于全国统一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主要精力放在在军事上统一全国，在政治上对汉族知识分子软硬兼施，以笼络为主来构建自己的统治基础上，因此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管制还相对宽松。
在此背景下，清初小说创作繁荣并具独特特征。短短四十年的清初，小说刊刻近两百部，是现存的整个明代小说数量的总和，堪称繁荣。小说体裁上更是丰富多彩，白话、文言都很兴盛。文言小说中志人、志怪、琐语、箴规各种文体全备。白话小说里按体裁既有话本小说又有章回小说，按流派则时事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艳情小说都呈现出创作的生机，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小说也多次重版，且产生了清初独有的现象：公案小说的消亡与代之而起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勃兴和时事小说的繁荣。
清初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其现存作品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与苏浙相关。作者成分的文人比例大是清初小说的又一大特点。白话小说的作者，最初只是书会才人、书商或者书商雇佣的写手，明代中叶以后，文人方频繁参与创作，晚明则出现了冯梦龙、凌濛初这样的知名作家。清初小说作者不仅文人多而且政治身份也比较多样，有遗民、逸民，还有贰臣以及清初新一代官吏，基本上当时各类人都参与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清初小说还具有鲜明的牟利倾向，这和明清易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朝易鼎使明代大批的读书人或因战乱失去了科考机会，或忠于旧朝主动放弃科举，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通了。为谋生，不少人成为职业的作家、出版人。清初很多书都是改头换面，粗制滥造的抄袭、改编之作，射利倾向明显，在江南甚至出现了专门出版通俗小说的著名书坊“啸花轩”和专业订书人“步月主人”。蕴含深沉的故国情感是清初各阶层怀有各种目的所写成的小说中所具有的共通特征。这个时期的小说家都是由明入清的文人，这个小说作家群经历明清鼎革，其创作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他们身跨明清两代，对已被推翻了的明朝，都怀有或多或少、内涵可能有很大差异的故国情结。有的是乡恋般的精神寄托，有的是缅怀自己的青少年时光。在表现形式上，有的坚定反抗，有的逃避现实，有的虽认可新朝，但在心中不断自我开解。这些情结也渗透在他们的小说作品中。
与之前和之后小说相比，清初小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这和当时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清初故国情结蔓延:思想界，经世致用的反思学风盛行兴起；史学界修史之风盛行；文学界文学作品则与现实相连，反映时代风气：清初诗歌注重以诗纪事的诗史作用，注重诗歌对诗人身世和时代风气的反应。散文领域，清初传记文盛行，这批传记文或记录鼎革之际的忠臣志士的情状，或记录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形，深具易代之际的特征，清初的小品文在对绝小物事的描绘中饱含对晚明精致生活的回忆，在其中寄寓故国之思，遗民情怀；戏剧领域，清初戏剧中尤其是杂剧里故国之思和感伤情调也是主要基调；故国情结影响下的清初小说更是呈现出与明末小说不同的新的局面。就小说流派而言，曾在明末喧闹一时的公案小说，在清初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将故事背景定在风光绮丽的江南，但事实上，清初的江南经过残暴的践踏后，已是一片狼籍，小说中的江南是士人心中的江南，是故明的江南，而对江南生活的描绘和怀恋也是对故国的怀恋。在话本小说上，与明末话本注重道德劝惩，期望补天来挽救颓败世风相比，清初的话本小说更注重全面的批判和总结明亡教训。清初的时事小说也与明末不同，明末的时事小说多关注魏阉专权、辽东战事、农民起义等具体的事件，并且很多带有将小说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的倾向。而清初的时事小说在论述当时的事件时，掌握的材料更全面，态度更客观，其目的也多在于反思历史，寻找明亡原因。且时事小说仅存于清初特定的时间段，之后随着文字狱繁兴，政府对思想控制的加强，为规避文祸，不少人钻进故纸堆，将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耗费在繁琐的考据上，畏谈时事与国事，时事小说也随之消亡。就小说创作手法来看，与明末小说多编创相比，清初小说的独创性更强。清初有更多的文人致力于小说的创作、评点、出版、传播，这使清初小说有着更鲜明的文人特色，但又因这些文人多将编创小说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清初小说又有着很强的商业性。清初故国情结蔓延, 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江南文化发达，出版业繁荣，文人结社活跃以及易代造成的创作者和读者群体的扩大都为清初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本书将清初小说作家的个案分析和清初小说创作流派的分析相结合，探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下的士人心态。在具体做法上，本书选择了丁耀亢、陈忱、李渔、烟水散人为清初小说家的代表。小说流派的代表是才子佳人小说和时事小说。丁耀亢、陈忱、李渔三人地处不同的环境，面对王朝易鼎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代表了清初三种不同的士人心态。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和时事小说的繁荣是清初小说的重要特征。
丁耀亢生在山东，丁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堪称世代官宦。明末的北方倍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扫荡与摧残，北方士人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恨之入骨，盼望过太平生活。清军打着为明朝复君仇的口号入关，入关后，很快剿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使北方结束了兵荒马乱的日子，恢复了正常生活。因此，以丁耀亢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对清朝并没有太多的仇恨和反抗，他们把亡国之恨归结于李自成农民起义，感激清军剿灭亡国之贼农民起义军，感激世界重现太平。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能重新找回和保护自己在战乱中失去的财产，如何能够重振家业。所以，与南方士人相比，清初北方士人更愿意与新朝合作，也更能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和倚重。
南方情况则与北方恰恰相反。农民起义军的侵扰很少触及到长江以南区域。江南历来富庶，一直过着歌舞升平、诗酒流连的幸福生活。直到清军南下的铁蹄打破了这份宁静。剃发易服的文化征服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腥杀戮都激起了江南人的激烈反抗和对清朝的极度仇恨。多个南明小王朝的相继成立也吸引反清复明的爱国遗民纷纷南下，盼能成就兴国大业，一时南方反清复明的遗民情绪蔓延。与北方相比，南方士人的反抗性更强，对清朝的仇恨更深，不合作的态度更坚决。所以清朝建国之后，对南方士人一直倍加防范，不敢信任，并由此引发清初轰动一时的江南科考案、通海案、奏销案、哭庙案，其实质就是给南方士人以威慑。
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北方相比，南方士人对新朝的反抗和不合作的情绪更浓。他们或者结社集会，成为力图反清复明的遗民；或者不参加新朝的科举考试，拒绝入仕，拒绝为新朝效力，成为疏离政权的逸民。陈忱就是南方遗民作家的代表，他加入惊隐诗社，积极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所写《水浒后传》一书亦是忠贞爱国之作。李渔与烟水散人则是南方逸民作家的代表。他们本有济世之才，却因山河失色的王朝易鼎改变了人生方向。自古“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最佳选择，拒绝出仕就意味着失去了晋身之阶，甚至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与依靠。为糊口谋生，李渔选择了带着家庭戏班编演戏曲，在达官贵人之门打秋风为生；烟水散人则为书坊编历史演义、才子佳人甚至色情小说来砚田糊口。
就小说流派而言，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和时事小说的繁荣是清初小说的重要特征。才子佳人小说指的是清初出现的一批在内容上以描述才人佳人遇合恋爱故事为主题的单独成书的白话章回体小说，它是清初重要的小说流派。长期以来，其陈词滥调的思想、千篇一律的情节构思、近乎白日梦似的逃避现实的故事描绘，和预设背景的江南模式都是学界竞相批评的目标。事实上才子佳人小说的江南模式、对亡国的批判与反思、对贞节观念的强调以及弥漫全书的隐逸情结都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故国之思，深具时代特点。江南背景一直是才子佳人小说遭到诟病的主要的模式化表现之一，它指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整体体现的鲜明的江南特色，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或修订者多是江南人，故事背景普遍设在江南，主人公主要活动地点在江南，文中充满了对江南的依恋和热爱：令人陶醉的美景，热闹的集会，充满乡土和人情味的民风民俗。这也是引发学界对才子佳人小说批判的重要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在国鼎两易、山河改色的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以流派的形式出现，其作者不顾清初现实，将背景设在千里温柔乡，一片繁华地的江南，是落寞文人逃避现实的表现，是失意之人借乌有之邦做黄粱美梦。事实上，清初的江南已经是一片狼藉。由于多尔衮对江南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重赋等多项民族高压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激起了江南人的反抗。为一统全国，清还对江南实施了强硬的征剿方针，继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之后，又先后派出王、贝勒、及亲信重臣等，担任各种名号的大将军，轮番率兵对江南各省以及四川各地进行征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除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外，江南各地大多遭到屠城。细思历史，与现实相对应，就会发现，才子佳人小说里的美好的江南，只是作者心中的江南，梦中的江南，是作者对自己年少时在承平故明的美好时光的回忆。小说的作者是用怀念回忆的方式在作品中构建一个自己梦想中的故国江南。除江南模式外，才子佳人小说中隐含着对亡国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思考，十分强调贞节观念，文中多隐逸结局，这与清初的明遗民思潮一致。经历过国破家亡的伤痛，明遗民痛定思痛地反思亡国之因，这些反思在才子佳人小说中都有反映。
时事小说的繁荣也是清初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明末巨大的危机感和明亡之后的切肤之痛使作家从崇尚空谈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转向正视现实，提倡反映现实、求实致用的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忠诚的伦理救世的思想。这种文学思潮反映在诗歌领域是“诗史”论，反映在词领域是“词史”论，反映在小说领域是时事小说的兴起。清初时事小说的作家在小说中或保存史实，存史以存故国；或反思明亡教训；或辨别是非，建白朝政；或批判权奸，褒奖忠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并蕴含着深沉的故国情结。
综上，整个清初的小说创作反映了明清变迁之际的文人心态，深深地打着故国情结的烙印。
时光飞逝，转瞬之间，自1997年进入大学中文系读书以来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时光。回首往昔，一路走来所遇到的良师益友总让我心怀感激，他们给我的关怀和帮助，使我人生充满阳光，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时至今日，我为自己辜负了师友的教诲，未能勤奋苦学，以致虚度光阴，至今碌碌无为而心怀愧疚。这本小书从酝酿、构思到写成定稿历经十几个寒暑，无数次增删改定，现在终于能够付梓了，既是对我过去在学术道路上学习、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完成我多年的一个心愿。
与明末清初小说的结缘是在读硕士期间，在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受韩南先生《中国白话小说史》的影响，对李渔与凌濛初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即《李渔对凌濛初的继承与发展》。这篇论文重点论述了李渔在拟话本和戏曲两个领域对凌濛初创作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这一阶段的研究总体上侧重于对作品艺术范畴的批判和评论，对作家的思想和心态关注较少，对时代风潮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也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注意将作家与其经济状况和所处环境相结合来做综合分析。
自200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我开始深刻地认识到作品是作家思想和心灵的产物，对作品的分析离不开对作家的认知。作家作为一个个体，其思想自然要受自身生活状况、人生经历和时代地域文化的影响。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者在某个时空内创作的，且受物质条件的影响。因此，脱离了时空和物质条件，单纯分析作品文本，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单薄的，片面的。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系统阅读了明末清初的大量史传、小说以及野史、杂记，深深地感受到清初士人及其作品与明末的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改朝换代给清初士人的思想和情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些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此，我以故国情结为切入点，选择了《故国情结与清初小说创作》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在导师的帮助下，我通读了清初小说，厘清了清初小说的概念和范畴，选择了丁耀亢、陈忱、李渔、烟水散人作为清初小说家的代表，着重分析了不同地域和境遇对作家创作和生活心态的影响，以及这些心态在其作品中的反映。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申请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站做研究。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拓展了上述研究领域，并充分实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将清初的小说流派纳入研究范围，然后以《清初小说与士人文化心态》为题将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融为一体形成本书稿。这样一来，清初小说的研究就由个案拓展到流派，既点面结合又内容丰富。感谢专家们的认可，此书稿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此后由于工作的繁忙，又有抚育后代的责任，我自己一直不在状态，以致书稿一拖多年未能付梓。
今年刚好是我在汉语言文学领域系统学习、研究第二十周年，也是我能够重回母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继续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幸运之年。值此之际，我决心将此书稿出版，以此尚未成熟之作，作为二十年学习研究的总结，向悉心教导我的恩师张忍让先生、石昌渝先生、陈洪先生致敬，同时也给自己多年努力科研做一个交代。倘若我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能做出一点点贡献，都是恩师们悉心教导的结果。这本书是我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所做努力的结晶，希望这本小书能够为学术大厦垒上一块小小的砖，后来的研究者们可以踩着它，往知识的殿堂前进一小步。如果文学爱好者们觉得这本书能够帮助他们对清初小说有了更清晰的概念和认知，对生活在清初的士人们的心态和境遇有着更深的体谅和感受；如果文学研究者们觉得这本书可靠，能用，对他们的研究能有所助力，哪怕只是能提供检索资料的方便；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出版一部专著的艰难与辛苦，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在学术、人生道路上都没有捷径可走，靠一时的小聪明省下的工夫，以后要加倍的补偿。非常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愿意提携后进，出版这本并不成熟的作品；非常感谢吴超编辑对我负责和严格的要求，使这本书能够呈现出更严谨的面貌；非常感谢曾经给我温暖和提供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们的支持。你们都是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2017年10月，于北京
杨琳，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先后师从张忍让先生、石昌渝先生、陈洪先生，在明清小说领域耕耘十几载，曾在《光明日报》、《明清小说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文学与文化》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十几篇，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独立主持的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初小说与士人文化心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初小说创作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