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雨时：一座诗人批评家的立体塑像一一评霍俊明的《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
太行山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是一个人青铜雕像的侧影。他在那里安眠而永生。白天，脚下是转世桃花的淡淡血色的落英缤纷：夜晚，头顶是永恒的脉脉闪光的漫天星斗。
这个人，就是陈超——一位著名的诗评家，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位杰出的教师。那青铜雕像，正是他时代、历史的人生定格。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陈超不幸去世，享年５６岁。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在陈超奠祭三周年之际，在人们哀悼、追思、缅怀之后，由中国诗歌学会、河北师范大学、廊坊师范学院共同举办的“陈超诗歌和诗学研讨会”在廊坊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诗人，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陈超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建树。作为他的学生、研究生的新锐诗评家、诗人的霍俊明也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认为，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版图中，“诗人批评家”陈超以其精准、独到、深远以及性情、洞见、敏识，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话语谱系和精神坐标。同时指出，人们对陈超的认知，更多是公开发表的文字，而“私人文本”的陈超是什么样的？未知的陈超还需要我们继续做工作。 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霍俊明竟出版了煌煌近７０万字的
《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可见，他早有预谋，陈超逝世后不久，就开始搜集、整理陈超的大量日记、书信和影 像资料，重读陈超的诗歌和诗学著作。２０１５年编辑出版了陈超诗歌合集《无端泪涌》。可以说，这部评传，倾注了他三年多的心血。此书，规模宏大，结构严实，资料丰富，表述生动。作者以丰沛的感情和人文理性相融会的方式，在传论结合中，通过对陈超一生的评述，让个人史进入社会的历史变革，再现了陈超所处的那个中国现代诗歌鼎盛的时代。俊明说，写完这部著作，“我仿佛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这种被掏空，不单纯是付出，而是进入对方生命深处的灵魂的获得。应该说，《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这部巨著，既是学生对恩师一种报答和交代，也是对中国现代诗歌的一种反思和引导。这就决定了它的诗学意义，也奠定了它的文学史价值。 ２００５年，陈超的诗学著作《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学论集》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的夜晚，他写了一首诗：
站在花簇和镁光喧阗的领奖 台
你只看到往昔那个孩子
深夜，踩着双塔寺胡同
冻得起棱的车辙
向小租书铺高高的后窗
递上两枚分币
租一本糊烙饼般的小人书
手电筒光柱晃荡
铁皮的凉意和白茹体贴他
多年后他越走越深
一滴童年的黑墨汁
还结石在你四十七岁的身体
从“小人书”到“鲁迅文学奖”，从懵懂的孩子到大学教授，这就是陈超的生命轨迹。霍俊明把陈超人生的重要时段放在“七七级”这个历史的节点。“在中国，‘七七级’是一个特殊的称谓。除去表示１９７７年参加高考外，还意味着这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届入大学的学生。”（陈超《七七级铁事》）这届大学生的命运转换，表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又一个进代开始的巨大的社会历史的转折。
作者以此为分界点，回溯和追述了陈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生于山西省太原市 ，祖籍河北石家庄获鹿县（现为鹿泉区）。父亲是干部，母亲是酷爱文学的中学教师。在此种相对开放的知识分子家庭熏陶下，陈超贪玩儿，个性，是一个“嘎小子”。上小学五年级时，正赶上汹涌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浪潮，他作为文艺骨干，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唱民歌，奏乐器，表演当时盛行的文艺节目。他对此兴奋而快乐。“文革”后期，高中未毕业， 上山下乡，他在鹿泉农村劳动、生活了两年。１９７５年，调入石家庄拖拉机厂。一直以来，陈超酷爱读书。诗歌的启蒙，往往伴着青春期的阅读开始。他写古体诗，也写新诗，曾自制诗集《柳叶刀集》。这一段的经历，虽然艰苦，但也在他生命中奠定了某种精神和理想的基因。
１９７７年，陈超考取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大学生，这个特定的群体和代标，他们的人生正处于新旧更替的时代大变革的漩流中。作为被耽搁的一代人，他们更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强烈的求知欲，如饥似渴地学习，仿佛要把丢失的岁月重新夺回来。他们认真听课，做笔记，跑图书馆，宿舍里挑灯夜读。陈超更是如此。大学期间，图书馆是他唯一的绝好的去处。他掠夺式地读中外诗歌、小说、文学理论，也读哲学、美学、社会学等书籍。这代人的信念，正如陈超在他一首诗中所咏唱的：
静静地，把超重的担子挑起
让黑色的斜影留在身后
携着手，跨出0.85米的大步
朝着新的灿烂的晨曦
一一《坚定地向着未来》
上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诗的时代。历史的转折，思想的解冻，大地的苏生，在此种拨云见日的精神气候下，一个诗的潮汛悄然而至，如春风骤起，冰河炸裂。青年的生命最先感应到了这种讯息。陈超不仅自己投身新的诗的潮涌，而且发起成立了全校的“新松诗社”，他被推举为社长。自此，他以诗社为基地，组织学生们的各种诗歌活动，广泛联系在石家庄的河北诗人和校外的诗歌爱好者，经常集会、交流，大家读诗，朗诵诗，传递诗歌信息，进行诗歌研讨，遂成了弥漫校园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陈超不仅写诗，而且专注诗歌研究，开始发表诗歌与关于诗歌的论文。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期间，曾赴山东大学，就读吴开晋教授的研究生，研究现代诗歌理论。在诗人，诗评家、教师这三种身份中，他始终立足于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把它作为安身立命之地，矢志做一个好的文学教师。他担任“中国当代文学”课，同时开设“现代诗歌解读”课，给研究生还讲解“西方现代哲学”。
在评传中，霍俊明以《瞧，校园里那头温顺的狮子》为题，回顾了陈超授课爱欢迎的程度和情景。他的学生这样记述他上课的现场：陈老师，高个，魁梧，长头发，站上讲台，两眼放光，还未开口便带着几分神秘的笑，开始讲课，娓娓道来，由浅入深，讲到高兴处，甩动长发，兴致勃勃。在课堂上，他仿佛是一个指挥家，指挥着各种音符的合奏，词语的，意象的，美学的，哲学的，都按照版书上的五线谱，演奏成一支美妙和谐的乐曲。下课后，教室里先是静默，然后一下子把他团团围住。这就是同学们眼中的陈超的奔放而温和的形象。他的课是校园里的一个传奇，能把专业课开成全校的公开课，甚至外校的学生和一些青年作家、诗人也来旁听。他不仅是“经师”，更是“人师”。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主要来源于广博的学识、扎实的功底，既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传统和中国“诗教”的人文情怀，又能倾注学术前沿，尊重学生，在师生平等对话的教学方式中，打开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这正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教师的范型。
也无怪乎，他去世后，他的学生们同声痛悼，那深情的滴滴泪水包含着对老师的无限的敬仰和眷念。正如他的学生辛泊平在一首诗中所说的，他永远活在学生们中间：
只是，我依然会
在午后的校园里遇见你
在荒凉的大地上阅读，写信
看见你从书房里走出来
用身体温暖寒冷的星光
继续用带电的声音说出
“热爱，是的”！
在陈超的人生履历和身份中，他本人的排序是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显然，陈超更看重自己的诗人身份。然而，由于他诗歌评论家的成就和名声，诗人反而被掩盖和忽视了。他本来是一个“双手”写作的人，既写诗歌，又写诗评，并在处理两者的互动关系中，把写诗作为基础和前提。他的诗作数量不很多，约３００余首，主要集中于公开出版的《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无端泪涌》等几个集子里，在评传中，俊明以《一个被‘少数人’谈论的诗人》为题，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和评述了陈超的写诗理念、创作历程和审美的话语方式。陈超的诗歌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真正的起点，是１９８７年。那个年代，虚假的群体意念的幻影已然破灭，个人主体性的觉醒和确立，令他欣喜和振奋，获致了个性的空间和心灵的自由。而朦胧诗正向新生代演化，但他并不跟风追潮，而是坚持容纳生存经验全部复杂性，乃至异质因素，并对其折解、批判和命名的“深入当代”的深度写作。而在文化历史层面仍葆有理想主义的前倾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品有《青铜墓地》《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风车》《博物馆或火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等。这些精神类型的诗作，以其高蹈而紧张的文本，携带着词语的历险和个人精神的淬炼，表达了叩问命运和时代主题的强大的思解力和话语的冲击波。高迈，深厚，冲折，激越。
１９９０年代之后，陈超的创作，由前期的高蹈知识型转向更多对日常生活、身边情境的关注和书写。其作品，如《未来的旧录相带》《少年之忆：水仙镜像》《爬卡车》《槐树》《早餐》《是熟稔带来伤感》《逆风骑车经过玉米地》《安静的上午》《借书轶事》《堆满废稿的房间》《秋日郊外散步》等。或年华似水的回顾，或日常生活的体察，或自然风物的观照，或星空月下的低回……他以内视角、探询的姿态，舒展瑰丽的想象，捡拾事物的细节，抚摸生活的纹理，运用鲜活的交流性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语言，凝结为“真实”的根源性的诗性言说。干净、素朴、温暖、风趣。这样的日常经验写作，不是平庸与沉沦，而是灵魂在场 ，返璞归真。它是下沉中的奇绝，大地上的天堂。关于他的创作发展，陈超这样反思和总结：“我走过了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论者，从主要写‘自我意识’到更多地写‘生活和事物纹理’的写作历程。我想，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统一为我对人、母语和大自然的永远的热爱。”（《热爱，是的·后记》）同一个写作个体的生命，由于心灵姿态的转换，其艺术图谱的变更是自然的，但贯彻其中始终不变的是他的灵魂质地和话语风神。在这里，我们愿意以他诗中的“桃花”作为他的诗歌艺术特质的象征：
唉，我让你们转世，剔净他们的灰尘
风中少女，两个月像一生那么沧桑。
木头的吉兆，组成的桃。一个汉字，或更复杂些。
铺天盖地的死亡，交给四月。
让四月骄傲，进入隐喻之疼。
难道红尘的塔楼上，不该供奉你的灵魂？
你的躯体如此细薄，而心灵却在砺石中奔跑
一—《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之四》
生死的主题，轻盈的意象，开阔的时空，绝决的隐喻，母语的原型，气象的悠运，瞬间的永恒，这正是陈超诗歌的精神气质和美学境界。
与诗歌相比，陈超作为诗歌批评家，更为诗歌界普遍认可和尊崇。他的评论与先锋诗潮历史性同步，在介入诗潮中，既有助推，又有反思。他的批评文本，不论是诗集评，还是诗人论，都以灵敏的艺术感受、诗性直觉和学理思辩功能，运用”历史一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方法，在深入诗人的生存经验与技艺中，给予独到的评判和指引。不仅使诗人信服，而且让读者省悟。尤其是，他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话语审美范型的转变，厘清了先锋诗歌不同阶段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脉络。同时，批评了他们的一些误区和偏颇。俊明在陈超传论中，以《一个诗人批评家的诞生》为题，着力阐述了他的批评品格和诗学贡献。陈超的诗歌批评介于诗人和批评家之间，他是一个高深而快乐的诗人批评家，而不是中规中矩而又枯燥乏味的所谓学者。这种特殊的诗学立场，使陈超的诗歌评论，具有跨文化的特征，他杂揉和融合多种语型，在浅近而深远的评析中，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阅读的愉悦。这样，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版图中，陈超以其精准、独到、深远、性情、洞见、敏识确立了属于他自己的话语谱系和批评风格。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特的诗学创造。
陈超的诗学研究有一个从外到内的不断深化的过程。１９８５年以前，他只是将现代诗歌的话语看作一种特殊的修辞技艺加以阐释。之后，他逐渐意识到，他所探究的不是“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那种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为此，他为自己设定了两项任务：其一是立足文本细读和形式感，并经由对诗的历史语境的剖析，揭示现代人的生命——话语体验。结果是１９８８年《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的写成，２００２年的《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的付锌。其二是把现代诗置放在更广阔的哲学人类的光照下，在坚持诗歌生命本体论的前提下，探究其审美功能。诗歌被看作世界观、立场和方法，是对生命和生存的特殊命名。于是有１９９４年《生命诗学论稿》、２００３年《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的出版。这两项任务沿着一条线索展开，这条线索就是研究个体生命—一生存—一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诗本体中的展现：由形式本体向生命本体趋近。陈超的现代诗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一基本课题加以展开、撰结和创构的。为此，他创造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词。诸如，以个人生命主体性确立为内在标识的作为“新种”的现代诗，生命本体与语言本体的相互洞开与异质同构，深入当下的“深谷”体验和从虚无到充实的精神大势，求真意志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作为诗歌鼓动的基质和生长活力。特别是他把现代诗建基于本土之上，在现代诗与传统的论述中，他把“继承与创新”看成一个合成的“新词”，两者二位一体。他认为真正有实力的现代诗人，敢于在艺术历史的共同时空间，与古典大师交流和对话，从他们那里获得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母题和卓绝的创造精神，使其化作自己的血液和椎骨，并于活生生的现实文化语境中，结合时代进步和美学律令，创作出属于现代文明的伟大诗作。正如他所预示的：所谓民族特色，所谓东方感的现代诗，只有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才具有真实、结实、落实的广阔的 可能。
陈超以独立的治学精神和整体性的研究方法，站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基点上，围绕着现代诗歌本体论和构成论展开纵深论证，并以实践理性加以检验和重新发现，从而构建了现代诗学的体系。这一体系，以它的独创性、完整性和自洽性，而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重大建树。
《转世的桃花》这部书，霍俊明为陈超作传，不论多少章多少节，其总的目的都是要一刀一刀为恩师塑造和凸现他的主体人格和“精神肖像”。陈超的人格魅力，涵泳在它的诗歌、诗评、诗学著作乃至日记之中，但也存在于无数诗人、诗评家、诗歌爱好者的心目里。书中涉及到的一线诗人和评论家不下百位。如北岛、舒婷、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尹蕾，唐晓渡、敬文东、张清华、耿占春、陈仲义等，而他的学生被引述的则更多，还有广大读者的网络与论场。书信往来，对话交流，彼此评价，互相切磋……是诗歌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由于陈超的磁吸效应和放射功能，从而形成了一个宏阔的人文审美场域。正是这个场域，从多个侧面、多种维度，从不同类型的人们的心灵中，映现了陈超的人格肖像和精神风骨。共同的概括是：特立独行，潇洒伟岸，性情智慧，幽默风趣，他绝不向权势和世俗低头，而对人文理想则孜孜以求，敬畏缪斯，痴迷艺术，具有道义担当的情怀和伟大而纯正的创作精神。陈超的真诚、友善和包容，是人们所熟知并深有体验的，确如河北诗人刘小放在《痛悼陈超》一诗所吟叹的：
在你那诗集林立的书房里
悬挂着诗人伊蕾的油画
以及欧阳江河的书法
摆放着雷平阳寄来的普洱茶
还有我搬给你的几方太行石
一切的一切
弥漫着永恒的诗情友情
在这篇书评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这里存在着一个三角三边的人事关系；陈超是老师，霍俊明是他的学生，陈超的是我的朋友，我又是俊明的老乡。三个主体的对话，在交插、互动、对峙、成全中，便形成了一种文化、学识、审美的巨大的艺术张力。这里有圆融，也有倾斜，有顺役，也有挑剔。比如，对陈超的“死”，俊明花大力气和长篇幅，旁征博引，层叠论证，对“抑郁症”的生理、心理、病理反复阐释，甚至引入社会学、时代精神病学予以托底。这自然对人们的种种猜忌，具有廓清作用。但是资料的芜杂和堆积，也难免产生一定的遮蔽。其实，说到底，这就是一个人生命的诗性存在和他诗意的生与死。陈超置身于社会与诗坛的一片灰色而迷茫的风景中，他完成了对现代诗的整体命名，圆满了一代人的艺术使命。然后，纵身一跳，下落的是肉体，而飞升的是灵魂。他抽身而去，留下了一代诗人的悲哀与觉悟。他是呵护诗的尊严的牺牲者，祭奠者，也是殉道者。
我们还是隨着霍俊明回到陈超的墓地。那高耸的墓碑，那碑上的雕像，那碑前摆放的盛满人们怀念泪水的５６个杯盏，周遭桃花盛开，天空阳光照临……这一切都供奉着诗的薪火和诗人不死的“诗魂”，就是：“高蹈着诗人所代表的智性、忏悔、孤傲和自由的人类精神”！（陈超语）
天地之间，山河之中，陈超屹立着，横贯历史时空，他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纪念碑。过来人和前行者，在此驻足，回眸一下历史，思考一下时代，领悟一下诗歌，然后，从低抑中抬起头来，向雕像致敬，并目光坚定地奋然向前走去……
这也许就是这部《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的作者的初衷和心愿，或更是这部评传的文学史的价值和人文美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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