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4】“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徐洪作品
如山的父爱
徐洪（辽宁）
今天，农历冬月二十七（2016年11月26日），是83岁老父亲离开我们一周年的祭日。一年来，我经常从梦中惊醒，总是觉得他老人家并没有走，还在什么地方带着老花镜认真地阅读着我的新作，还在时时嘱咐要多穿别冻着，一次次叮咛骑车要加小心……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老父亲已经永远与他心爱的五个儿女阴阳两隔了。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父亲徐树声1933年生于抚顺，1954年毕业于辽宁师专中文系，参加教育工作，是建国后第一代大学生。他业余酷爱文学创作，在我两岁时（图一）的1957年，就在《辽宁文艺》、《本溪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等，在当时已小有名气。翌年“反右斗争”开始，他被错划为“右派”走下讲台。1962年退职下放，到原抚顺县千金公社关门大队（今救兵镇关山湖淹没区）务农。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厄运再次降临，父亲被强制与家人隔离关进“牛棚”，白天在“专政队”的监督下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晚上还要集中到大队部向革命群众“请罪”、交代历史问题，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群众的批判，受尽了折磨与凌辱。图二就是当年接受劳动改造时拍下的一帧照片。
那时十几岁的我，作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常常受到同龄孩子们的欺负，不是书本被撕坏，就是铅笔找不到，要么就被罚扫除。但却不能有丝毫不满情绪，你稍有反抗则被劫道、群殴，并无处说理和申冤。就连有的老师和同学家长们也常送以白眼：“老实点，也不看看自己啥身份！”——这是我那时经常听到的一句“招呼”。在学期间什么少先队、红卫兵、三好学生一律无缘。在这样胆战心惊的环境下，哪有什么快乐的童年，我过早地懂事、成熟了。白日里除了努力学习外，就帮助父母照看弟弟妹妹，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夜里时常被队部敲锣打鼓、“斗倒斗臭”的口号声惊醒。
当我战兢兢地到“牛棚”给父亲送饭时，父亲则对我说：“带不上‘红卫兵’袖标不要紧，但不要贪玩，要好好学习，有了本领才不受别人的欺负”；“不要同别人比，掌握一技之长才会做个有用的人，社会不能总是这个样子。”……但什么时候我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欢天喜地地玩耍、生活呢？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大人们疯狂地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白天“抓革命、促生产”，晚上无休止地开“批斗会”，后来竟然开始残酷的“武斗”。每到晚上，妈妈就看着我们学习、睡觉，不许出去看父亲被折磨的场面。
后来稍大些我才明白，父亲所谓的“右派”言论，无非是对个别领导提出一些工作上的批评意见，以及发表文学作品走“白专”道路，根本够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强加罪名，作为深挖“阶级敌人”的成果而被凑数圈进来的。就这样，一名风华正茂的高材生被莫须有罪名压制了二十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就这样在“请罪”中白白消耗掉了。直到“文大”结束，邓小平出山拨乱反正，父亲才按中央55号文件精神，于1978年予以改正昭雪。父亲复职后被安排到本地中学任教，后从抚顺县原小东乡教育办农技校校长岗位上退休。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虽然父亲身处逆境，承担着精神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但他一直热爱生活没有一丝灰退，始终坚持信念不忘劳动人民勤劳的本色。蹲“牛棚”期间每天要同其他社员一样出工、出力，各种农活他都会做，干起活来有板有眼得心应手的。此外队里的脏活累活也都是他的，什么淘厕所、扫大街、修炕灶等。但他从不抱怨，一件件都认真去做，而且都做得很好，在乡邻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赢得广大乡邻和老农们的同情与称赞。
记得1970年代，我们家老少五世同堂，上有三代四位老人，下有我们四个儿女（老弟弟尚未出生），另有未成年的姑姑和叔叔，父亲是顶梁柱坚强地支撑起这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你想啊，几位年迈病弱的老人需要赡养，一群正长身体的孩子更要哺育，而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主要劳力，还不准挣一等工分（二等每天13分，比一等少2分）。盼到年末每个工分仅值3分钱，扣除口粮和往来账后，还要倒欠队里的。日常花销仅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每月30多元的工资，这还令“专政队”们眼红，不时地进行“卡油”。
为了吃饱肚子，父亲带领我们在房前屋后栽种地瓜、土豆和各种蔬菜，饲养猪鸡等。但不准多养，鸡蛋和猪要先卖给国家供销社，然后才能自己享用，绝对不可以私杀、私卖的。后来父亲偷偷地在山边林下种一些苞米、大豆什么的，来补充每人每天3两毛粮的不足。但这是很危险的，一旦被发现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但要被毁掉，而且还要罪加一等、接受批判和惩罚。好在父母亲的为人深受乡邻们的拥戴，都很同情我们，没有告发的。当年父母亲算是闭塞山沟里的“高文化人”，都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识字读书。每有乡邻登门求写书信、春联等，父亲都热情相助有求必应，还要搭上一些笔墨和时间——那时的墨水和大红纸都不好买。图四为喜爱书法艺术的父亲在高尔山留影。
每到春暖花开百草复苏，山野菜就成为青黄不接时的救命菜，父亲教我们如何辨认、采摘山野菜。采野菜也就成为我儿时最惬意的活动。一钻进春光无限的大山，徜徉在鸟语花香的环境里，才能心情舒畅宠辱皆无。每当我们擓着一筐筐鲜嫩的山菜回家时，父母露出了少有的笑容，说养育我们有用了。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我逐渐认识了三十多种山野菜，每年都要储藏一些，以备冬春季青黄不接时补食。至今我仍对采野菜有着极特殊的感情，无论生计多忙每年都要抽空下乡上山，体验品味儿时生活的艰辛与快乐。
到了“文革”后期，政策开始有所松动，允许适度搞些小开荒、小副业什么的。父亲也放开手脚开始多养猪，买猪仔换钱为我们换季、修缮漏雨的茅草房；用鸡蛋换食盐、交学费等。我放学回家后就领着弟弟妹妹们放猪、采猪食菜。父亲还帮助队里联系了编制煤矿用帘子的副业，在晚上和雨雪日不能室外劳作时，在家用黄杏条或秫秸编帘子，挣计件工分，我们全家齐上阵，增加了一些收入。队上的分值也升高了，每个工分达到了8分至一角钱，我们也不再欠队上的饥荒了，生活也开始有了明显改善。
1980年代初，几位老人相继去世、姑姑叔叔成家和我们兄弟姊妹的长大，加上政治形势的好转，父亲的压力日渐缓解。特别是拨乱反正后，父亲终于抬起头，同其他社员一样出工劳动了。我的一个妹妹与两个弟弟先后因父亲落实政策而安排了工作、成了家；我则经过二次高考入学，小弟弟也参军入伍，成为一个工农商学兵俱全的大家庭。改革开放后，我们兄妹五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遵照老父亲的教诲，努力工作诚实做人，陆续成家生子，父母双亲开始安度幸福晚年。图五，八十岁的老父亲终于看到了大孙子的结婚庆典。但由于多年的身心劳累，老父亲日渐苍老憔悴，经常腰酸腿疼。我们兄妹便经常拨冗回来看望，并经常带老人到省内外游览，满足老人的未竟心愿。图六是妹妹陪伴老父亲在天安门前留影，图七是父亲在桓仁旅游。
父亲的一生是上进的一生。父亲热爱生活坦荡乐观，虽然命途多舛压力巨大，仍没有间断教诲我们读书学习。在“读书无用”、竞背“语录”的年代他就时时告诫我们要多读书，尤其是自然科学。他常说：“有了知识就有了力量，把学问装在脑子里谁也抢不去”。那时父亲白天出工劳动，晚上接受批斗，一有空暇就给我们讲古今故事、将文坛名人、讲历史变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的这么多。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在学完功课后曾用“红宝书”封皮包上小说，借助字典偷偷地啃读。很多中外名著便是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读完的。可惜的是“造反派”抄家，父亲视为珍宝的各种古书文献被掠走了整整两麻袋，待平反时一本都找不回来了，成为父亲心里深深的痛。
父亲爱好文学创作，最早在1957年3月号《辽宁文艺》杂志上，发表的叙事长诗《马莲花》，曾轰动一时。但也构成了他不务正业、走“百专”道路的一个证据。在逆境的廿年里父亲也没有放弃爱好，每有灵感就随手录下，发表不了便自我欣赏。复出以后精神压抑得到释放，生活条件也日渐好转，作品也星散四面八方。晚年老父亲随我们五对儿女进了城，有了颐养天年的闲暇。他把自己能找到的作品进行了扒堆分类，由我帮助录入编辑、自费出版了系列作品集，取名《勤蘖》。父亲在自序中注：“勤蘖”取之于某名画，旨在辛勤播种多收三五斗，为世上增添一颗半粒粮米。又说如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把他们聚在一起……。作品集包括散文、诗集、回忆录和“拾穗”四册；此后又续出一本诗集《立人诗抄》。送给我们五个儿女和亲友每家一套，成为仅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也爱上了文学创作。读中学时正逢“停课闹革命”，到学校除了宣传“最高指示”，就跳“忠字舞”。父亲则给我讲人物刻画、层次与过渡。结果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的语文成绩名列地区前茅，却因出身问题“政审”未过关，没有被录取。1980年我开始在抚顺文联的《文学新兵》上发表处女作——《柴·酒·水》（小说），父亲第一个撰写评论文章，在刊物上展开讨论。后来每逢我有新作父亲都是第一个读者，为我把关斧正。就在临终前半月还在读我的小说《两块月饼》，如今老人家再也不能阅读儿子发表的作品了！图九是老父亲去世前一整月，即2015年10月12日，在市中心医院与我及妹妹、老弟弟的最后一次留影。
父亲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又是坎坷、勤劳和上进的一生。他如一座山伟岸高大，是我们的依靠；他似一盏灯奉献光热，为我们导航人生；他是一本书终生受益，给我们无穷智慧……
谨以此文纪念老父亲辞世一周年。
作于2016年11月26日
【作者简介】徐洪，肖猴。退休前任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市邮协副秘书长和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各级媒体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篇（首），曾获《光明日报》2013年度小说征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