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滤镜”的诗人们：“苟且”才是人生常态
如果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诗歌汇聚编成一首悠长的曲子，唐诗无疑就是这曲子中最为跳跃的音符。
中华诗歌从发展到唐代进入全盛时期，在近三百年间，留下将近五万首诗歌，一批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也在这个时期诞生。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都在其中。
梁实秋先生在《诗人》一篇中曾写道：“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
的确，在那一首首朗朗上口的名诗中，我们只能看见他们作为“诗仙”、“诗圣”、“诗佛”那般神圣风雅的存在。而当我们回溯历史的长河，拨开层层滤镜，近距离地去看这些诗人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85后作家北溟鱼所著的这本《长安客》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跟随她笔下诗人们的种种际遇，让我看见一段大唐由盛而衰的历史，也看到身处其中的诗人们在时势与命运中的挣扎。
一.
长安客
——梦里不知身是客
武则天神龙年间开始，新进士在杏园宴会之后，都要去慈恩寺中大雁塔下题名，于是大雁塔成了长安城里最讨人喜欢的名胜。
在《长安客》这本书中，我们的诗人们亦是如此。长安这座繁华的城市，迎来过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卷入朝堂斗争的漩涡之中，如一叶叶浮萍那般只能随着时代的浪潮起落浮沉。
“长安客”这个名字倒是应了诗人们的命运。本书除了开头与结尾两篇，交代了唐朝由盛转衰以及到终结的关键事件之外，中间的六篇讲述的均是诗人的心灵旅程。
王维、杜甫、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除柳宗元出生在长安外，其他都算得上是“长安漂”，他们都曾满怀希望，来到这座城市，相信能在这里有一番作为，成为长安瞩目的中心。
的确，他们中有人是有过这样的时光的。王维在岐王的帮助下平步青云；李白曾在玄宗的宫殿里坐有象牙席，宴有黄金盘；天子近官“拾遗”白居易曾得唐宪宗问接下来想做什么，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机会。
然而那些人生得意的时光并没有延续太久。恰如此后的南唐后主李煜所说：“梦里不知身是客”，沉浸在光明仕途中的诗人们俨然忘记了，在长安，在朝堂，自己终归只是一个“客”而已。
朝堂易主，诗人们的命运也重新被审判，贬官、流放仿佛是他们的人生标配。朝堂风云变幻莫测，有时仅在一夕之间。
唐玄宗忌惮亲王，命他们远离长安，于是全长安都知道的与岐王交好的王维被贬济州司仓参军，不得停留，立刻动身；
安史之乱发生后，被永王三顾出庐山的李白却最终因站错队引来牢狱之灾；
白居易的直言进谏早已引得朝臣们的仇视，其母亲之死更是被大作文章，终被贬做江州司马。
长安客，此“客”，是客居长安求仕途；此“客”，亦有“客死他乡”之意。
二.
诗人的“诗与远方”
也被“苟且”困住
梁实秋先生说：“看古代诗人的画像，一个个都是宽衣博带，飘飘欲仙，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然而“我们只觉得摩诘（王维，字摩诘）当年，千古风流，而他在苦吟时堕入醋瓮的那副尴尬相，并没有人给他写画流传”。
是的，在我们的印象中，诗人，尤其是唐朝的诗人们，颇有仙风道骨的意味。这与唐朝多元、包容、进取的风气有关，那时的诗人十分敢讲敢写，行事也似乎很洒脱。
然而，这样的印象是带着时间和空间的滤镜的。当我们走近，才发现他们的身不由己，才发现再“仙”再“佛”的诗人依然逃不过生活的“苟且”。
后世都评价李白是个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浪漫主义诗人，然而权力却是他毕生的追求。
李白身世不够清白，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所以他的“狂”只是他功成名就路上的一个赌注。他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世人的注意，引来皇权的目光，从而一朝登顶。即便后来辞去翰林院的职务，也并非像表面上那般洒脱，仍是赌皇帝能记起让自己做中书舍人的承诺，然而却赌败了。
此后，为了再次受到关注，李白做起了道士，试图“曲线重回长安”，依然没能成功。再之后，就是安史之乱爆发，永王三顾庐山请李白，李白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用积攒五十多年的热情与才华为永王唱着高歌一路东下。然而，永王败，李白也成了反贼，流放。
最后的最后，结束流放，漂泊半生，一无所有的李白想到了江南，在当涂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号称“诗佛”的王维，在后世人眼中是个清新脱俗、禅意深远的山水田园诗人。然而，作为家中的长子，后头有四个没有工作的弟弟，还有没嫁人的妹妹，王维身上的担子不可谓不重。为在长安谋到一个体面的职位，他不得不在玉真公主面前扮作伶人献艺，陪聊天。
“宁王宪喜爱邻家卖饼郎的妻子，重金买来，宠惜逾等。过了好几年又在宴会上把卖饼郎叫来，问她：你还想不想他？卖饼郎妻只是看着讷讷的穷前夫，静默不语，双泪垂颊。
宁王很喜欢这场景的戏剧性，又命满座文士赋诗。满座文士都惊异于权力践踏情感的肆意。物伤其类，凄惶非常。只有王维，抢着第一个，提笔诗成。”谁能想到，王维竟干过这样的事呢？
被贬之后的王维四处献诗，寻找能提携自己的贵人。在张九龄的帮助下重新做了拾遗的他，对张九龄的对家李林甫也极尽阿谀奉承。只是李林甫并不买账，张九龄倒了之后，王维也受到了牵连。此后的王维不过是庞大官僚系统里一颗没找对地方的螺丝钉。为了生计他也无法弃官而去。
后来的王维买下了辋川的一间别业，在休假之时，就躲进那间别业，写下寓目游心的山水田园。
其他诗人们的命运也大抵如此，精神上的向往和自由多为现实负累，世事的发展无法尽如人意。这让我想起麦家的《人生海海》，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浪潮中实在微乎其微，只能随之起落浮沉。诗人们，无一不是如此地身不由己。
三.
身不由己，当如何自处？
看起来，在命运面前，人是多么渺小无力。是否这就意味着我们就要自暴自弃或怨天尤人呢？我想不是的。被贬之后的诗人多郁郁忧虑，唯有刘禹锡属其中另类。
刘禹锡与柳宗元都是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两人同被贬做偏远地区的司马。柳宗元写的是“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刘禹锡写的却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柳宗元被病痛折磨，四处求告。刘禹锡一头扎进医术药典里，为其研究药石。
他在城墙拐角的更鼓楼边建了一栋竹楼，地偏人远，空乐鱼鸟。京城有人想叫他痛苦，他偏不。不忙着掰扯对与错，只忙着强身健体托关系找由头在朝廷里露脸。他小时候背药典，现在正好闲暇，就继续研究各种治疗的药方，再有时间，还研究佛学与民俗。
刘禹锡的人生没有什么平顺可言，家无高官显宦，全靠自己单枪匹马闯出一番天地。家中经济也不好，时常要靠给人当秘书赚点钱贴补。
但是这样的坎坷，这样的身不由己，并没有让刘禹锡放弃。他似乎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中，都有着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努力让自己活得好，努力活得顺自己的心意。这种能力，我们现在也叫“逆商”，指的人们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于是“逆商”超高的刘禹锡在二十多年后，一路从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升官到太子宾客。终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他后来住在东都洛阳，也有钱，真就买了田，盖了大院子，在最繁华的都市里享受起田园生活，与老朋友白居易、令狐楚结伴赏花、结伴出游。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浮浮沉沉，多数诗人没能等到的潮起，刘禹锡等到了。并且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依然豁达。
梁实秋先生说一个人如果达到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经风吹雨打，方寸间还能诗意盎然，他是得天独厚，他是诗人。我想刘禹锡大概就是这样的诗人。这便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能继续热爱生活的人。
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的，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因素导致的身不由己，都未能让他们失去对人生的信心，对自由的渴望。
《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被冤枉入狱，命运何其不公，可是安迪并没有将精力放在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一步一谋划，看书、理财、与外界保持同步，终究找到重获自由的时机。
《美丽心灵》中的天才数学家纳什被精神分裂症所困，而他同样以意志的力量，与疾病共处，坚持工作，终于在专业方面有所突破，获得诺贝尔奖。
一身傲骨的诗人们，多数年少成名、得意非常，接纳现状，尤其是苦难、没有未来的现状，对他们而言是极难的一道坎。于是李贺英年早逝、李商隐郁郁终身不得志，而刘禹锡却能将一副烂牌打出花，终究过上梦想的生活。
年岁越长，便越会明白一个道理：这世间很多的事，需要两个字“臣服”。臣服不等于屈服，臣服是顺从生命的偶然和不确定性，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接纳不能改变的，改变能改变的，照顾好自己、悦纳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