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古城:陕北的中心枢纽,陕北文化的典型代表

榆林古城:陕北的中心枢纽,陕北文化的典型代表

作者丨龙云(书房记特约作者)

我们现在说起老榆林,已经是一个专用名词——榆林古城。它和榆林市现在所属的12个县是不搭界的,因为那是绥德、米脂、清涧、横山……我们习惯言及的“老榆林”就仅仅限制在由四围城墙圈起来的榆林城。榆林城不大,历史也不算很久,但自它建城而始,就一直蓬蓬勃勃、欣欣向荣,成为整个陕北的中心枢纽,也成为整个陕北文化的典型代表。

老榆林的最后截止年月是1949年6月1日。这个和全世界儿童的狂欢连在一起的日子,如影视镜头由陕北大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一样,开始“新榆林”的。

老榆林从此画上句号。

一个人和一座城

与中国的古老历史比起来,榆林的历史是从有明一代才开始浮出水面的。

这时间,有一个人走进了榆林,他是从绥德沿无定河谷一直骑马上行的。骑到榆林,马不走了,趵蹄嘶鸣,给主人暗示着什么。他已经不止一次来榆林了,为了驱赶趁着羊肥马壮一个长驱就肆意劫掠塞上的鞑靼马队,等到他这个主镇延绥的巡抚大人带领人马赶到这里,马队早已驮满掳掠来的“果实”回到熟悉的草原去了。他似乎明晓了这匹随他几年的老马的意思了——老是这样千里奔袭和鞑靼捉迷藏,不是回事呀。

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出来——如果在此地筑城,不就可以坐待鞑靼“入瓮”而免除了千里奔袭却空手而返的劳苦吗?他于是秉烛而为千里之外的宪宗皇帝拟写奏章: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欲移延绥镇治于榆林。

榆林历史新纪元的帷幕即将拉开。

止此之前,民众逐水而居,循普惠泉水,围泉而居,以泉周榆树成林,遂取名榆林寨。第一个榆林寨村民来自哪里?已经无从考究。之后,由寨而庄,居民渐众。正统二年(1437),应军事需要,为抵御蒙古铁骑的频繁“光临”,筑榆林城堡,“城座不过百矩”。此时的榆林已经打上了军事的烙印,平民百姓的平静生活被打破。再过23年,成化七年(1471),置榆林卫,卫堡里,走动的除了少数居民,大部分已经是军汉——早晨、晚间,操练的号子盖过了早年鸡鸣狗吠的农家生活。

余子俊并不满足榆林“卫”的现状,他要将这个因军事需求而逐渐由庄而卫的堡寨,再向前推进一步。宪宗皇帝的御旨下来了,获批余子俊研判敌我双方形势而将延绥镇治从200里外的绥德改迁榆林。

城究竟建在哪呢?传说,一日余公带着部下打猎,忽见前方旋过一只白狐狸,余公独马前追,狐狸跑,余公追,一直追到驼山脚下,狐狸不见了。余公登顶而望,只见南向沟壑纵横,北向漠沙千里,东向丘陵起伏,西向黑山对望,山下榆溪缓缓,四围黑山、红山环抱。他将马鞭向山下一指,就此矣——真乃龙腾虎踞之地。

榆林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延绥镇因之而改名榆林镇。但因相沿成习,人们一呼延绥镇。要说延绥镇,那可是个赫人的名头。斯时,明朝的最大政治就是军事,为了军事,有明一朝“深挖洞,高筑墙”,动用人力物力军力修筑了东起鸭绿西到嘉峪的万里长城。其间,余子俊于榆林率领将士四万人,“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筑垒,或挑堑”,不三月而成。朝廷因边而设镇,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甘肃、宁夏、蓟州三镇,后设太原、固原二镇,史称“九边重镇”。延绥首当四镇之一,“屹然称巨镇焉”。

巡抚,总兵,共驻榆林。当时的余子俊就是以右副都御史兼知延绥巡抚的身份坐镇榆林的。

镇,就是镇,显然不同于寨和堡,从它的外形到内容,都已经和早年的稚嫩拉开了遥远的距离。城墙高耸,岗哨林立,店铺栉比,人烟麇集,衙署密布,役员满街。后人曹颖僧在《延绥揽胜·序》中说,“延绥士卒劲强,名闻天下……由是军汉云集,飞刍走粟,武夫宿将,辈起杰出。终明之世,边防设备严密,套寇内犯渐疏,而陕北之秉钺建纛,阃制封圻,典身膺侯伯,效命疆场者,绚灿光耀,彪炳史册,可谓陕北的黄金时代。”

这一格局的初步形成,仰赖余公一人。

又,三个人与一座城

老榆林,诞生于明代,也成就辉煌于有明一朝。

从成化九年建镇,历经一十三个年头,榆林城快速发展,人口剧增,城内仅驻军就扎5000余人,满大街上,军服之人,十之五六。军汉要吃要穿要消费,随之拉动产业化大军的进入榆林,当时的军民合计至少在万人以上。初时的城堡已经显得很是狭窄,列队而过的兵士,官署衙门的仪仗,肩挑担扛的居民,往往被楔塞在同一个路段。巡抚黄黻下令拓城,他度时势,察地形,决定“北拓”,并将北城东墙由驼山西坡向东推移至山顶。城垣周约六里,一则容量增大,二则控制了居高之地,安全系数加大。为观察敌情,北城上建二层敌楼,取了个谐雅又豪壮的名字——镇榆楼,城下开两门,东门威宁门,西门广榆门,唯北门未置,其时的敌人主要来自北面,为防北来之敌夺门,就干脆来了个永绝后患。直至有明一朝二三百年间,榆林的城池一直没有北门。国内的城池一般都是四四方方,四门洞开,东西南北。而榆林就是榆林,它的建城,主要是军事需要,既然如此,就应理从实际出发,感谢我们的祖宗,他们敢为人先,第一个不留北门,也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真不失为全国建城历史上的个例。

第二个人熊绣,道州宁远(湖南道州)人。成化二年进士,因清廉耿正,擢御史,弘治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他看到,经过北拓的榆林城又开始拥挤,尤其是城内的官署机构比前大增,诸如巡抚衙门、镇守总兵府、镇守太监府、分巡(兵备)道、陕西布政司派出机关等齐集于城内。军民人数又行增加,马车、步辇、军曹、百姓,人喊马嘶,竞相争道。弘治五年(1492),熊绣布署“南展”,拆除原来的南城南墙,将城垣向南扩展至“怀德门”,也即后来门洞上楣刻巡抚姚馍手书“古怀德门”石匾之地。城周七里。后人在记述熊绣事迹时有言:“榆林初仅小堡,屯兵备冬。景泰中,始移巡抚、总兵官居之,遂为西北巨镇。城隘弗能容,绣因请增筑千二百余丈。涖镇数年,练兵积粟,边政修举。”

历史的发展说快也真快,两次扩展的榆林古城又迎来了拥堵的瓶颈,尤其南关外“人烟臻集,店铺栉比”,商业文明的唤醒,将城镇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延绥镇总制邓璋,不得不于正德十年(1515),奏筑南关外城,将南城推至榆阳河沿,筑起南门镇远门,城周一十三里。

终明一代,经“三拓榆阳”,榆林城的空间布局基本奠定。道光二十一年的《榆林府志》说:“按三拓榆城,先置者北城,今之上帝庙高台即当年南城基边,内有钟楼一,今天,而土人犹称钟楼山焉。嗣将南城展至凯歌楼为止,之楼即当年之南门,现有‘古怀德门’四字,后复展至现在南门为止,故旧有北城、中城、南城之曰。”

从建城到三次拓城,满打满算,也就六七十年时间,它从军事出发,逐渐向政治靠拢,最终完成了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华丽转身,成为陕北第一大镇。亦有人说,“三拓”实际是“三迁”,全因毛乌素沙漠的疯狂北移而推城南迁。到清晚期,确也曾因堆沙与城齐的尴尬而被迫北城回缩,但那已是同治二年的事了,初期的“三拓”全是因了榆林的青春蒸蒸而改造与扩建的。

两位皇帝幸驾榆林

榆林的军事地位牵动着皇上的心。

明武宗皇帝朱厚照15岁登基,到正德十三年(1518),已届28岁,风华正茂,英年咄咄。他从小就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期盼自己能像两位先祖一样为大明创业建功。正德十二年十月他击败了蒙古小王子部,取得“应州大捷”。就在那一刻,激活了他亲赴西北长城一线巡察的想往,他企望在那辽阔的长城一线展露身手,越明年,也即正德十三年十月,他渡过黄河,途径府谷、神木,来到榆林。先驻上帝庙,后改住“怀德门”。武宗皇帝生性活泼,盛年正届,风流倜傥,白天他亲率锦衣卫的“六师”,出振武门狩猎,看着猎物在漠野千里的翰海出没,他的兴致就格外高涨,挽弓搭箭,箭起兔落,晚上,厨师端上精心烹制的白天猎物,又有京师带来的乐伎佐餐,竟不知今夕何夕。他看榆林军容整饬,民庶宴然,就放心地一驻就是两月。兴致所至,挥毫将“怀德门”改为“太乙神宫”,天上人间,悠哉乐哉。他环视榆林三楼骑街(当时只有中城中心的钟鼓楼,南城中心的星明楼,怀德门城楼),巷陌纵横,民居四合围拢,不禁自言自语,真乃小北京也。这位个性解放不拘小节的年轻天子,视总兵戴钦之女貌美非凡,一高兴,又亲纳为妃。皇上贵为天子,民间视为神灵,哪知他高处不胜寒?这位英年皇帝,志存高远,登堂则运筹帷幄,出宫则率性放诞,治大国如烹小鲜,拈重若轻。

与武宗皇帝截然不同的是,业精业勤的康熙皇帝。他也有幸次驾榆林,他完全是奔着那个骄肆纵狂屡犯边境的噶尔丹而来的。那已经是他第三次亲征。他经过居庸关、大同,渡过黄河,过神木、府谷,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日到达榆林,大本营就扎于榆阳桥南。他此时的心,还牵在噶尔丹身上,无心榆林城的繁华热闹,而且在给皇太子朱批中特别说道,“每日谨慎自持,俱照巡幸南方例而行,决不有辱脸面。”还援以武宗皇帝之例,“皇太子勿为朕忧虑,朕若如明武宗,则断不归朝也。”话里暗示出,榆林城是绝然不错的,只是公务如身,不能学武宗祖那样乐不思归。他惟对榆林路途所见而多感慨,在写给最信任的顾太监的第四封信中说,“凡陕西地方,山川形势又是别样一种景致,也有好处,也有不堪处。所以好处者,风俗淳厚,人心似古,水土好,人无杂病,食物亦多。山上有松树、柏树,远看可以看得。若说不堪处,凡城堡都在山顶上,村庄都在破崖旁,做洞居住,岭不成岭,道不成道,可笑之极矣。”克勤克劳的康熙帝,不顾旅途劳顿,边行边看,晚上还将所见援笔成篇,与武宗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才蔚成了康乾盛世。此次过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沿边山行,岗峦崎岖,黄河弥望。因自榆林镇取道塞外,沙浅途平水草咸便,且十二日之程减半到达安边堡,书以计之。”不由,诗兴泉涌而出,“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冰泮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邮签纪地旬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

榆林还与康熙帝有关的是——榆阳桥傍的御碑亭。碑上刻着康熙皇帝旌敕的“两守孤城,千秋忠勇”八个大字。康熙十三年(1674),定边副将朱龙与怀远西川(今子洲县)盐民周世民、神木副将孙崇雄响应吴三桂反清,带兵围攻榆林城。总兵许占魁、兵备道副使高光祉、城堡同知谭吉璁等文官武将,率领军民,奋力抵抗,叛军围攻三个月而未克。康熙帝闻奏大喜,追赐旌奖八个大字,爰刻石碑。上款是“康熙十四年闰五月十三日奉旨旌奖”,下款是“延绥城堡同知臣谭吉璁敬勑”。同治年间,总兵刘厚基建亭护碑,名“御碑亭”。此处的“两”,不为特指二人,指的是文臣和武将。亦有传说,康熙微服私访路过榆林,天昏肚饥,来到城门洞下,城门已关。他央求两位守门兵士开门,兵士答,当今朝廷有令,晚上城门关后不许再开。康熙好说歹说,兵士就是不开。无奈,高喊,我即当今皇帝,命令你开门。二位兵士再答,皇帝老子也不行,你即使是真皇帝,怎么能叫我们随便违背朝廷之命呢?康熙再不言语,只好在城外宿了一夜。回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讲了这件事,并亲题“两守孤城,千秋忠勇”遣人送于榆林,并给两个士兵加升官职。传则传矣,但缘于康熙的好于微服,悬念民情,缘于榆林兵士的忠勇守职,还真有不虚之感。

卫城在于“墙”

城的历史始于墙,城是墙里的内容,没有墙,就谈不上城。当然,这是就国内而言。榆林的一拓二拓三拓,都是先从“墙”开始的,墙止哪,城也就止哪,扩言之,城的坚固与否,也在于墙。

榆林的城墙闻名天下,它底宽五丈,顶宽三丈,高三丈六尺。其高度和西安城墙12米相当,超过北京城墙11.6米的高度。2004年,古建专家李周文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我国九大古城墙》一文,榆林位列其中。

从成化年肇始,榆林的城墙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几扩几易,几增几减,方成现在的规模。东墙驾横驼山,西墙偎依榆溪河岸,北墙爬坡斜傍,南墙顺临榆阳之水。依山傍水,东高西低。早先,黄土筑墙,夯实为宜,延至嘉靖、隆庆、万历,相继以砖包砌,加固城壁。逐渐地,修补改造,增垣筑牢,以次而“固若金汤”。

历史上,榆林凭借着优越的城墙,曾让多少想入城者望墙而兴叹。康熙爷的“两守孤城,千秋忠勇”赞人也赞“墙”,试想,如果没有坚实的“墙”,围城三月的叛军怎会弃城而之呢。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六日,回军马正和率精兵一万多人围攻榆林城,兵备道嵩焘、总兵陶茂、知府蔡兆槐、知县严书麟等亲率军民坚守,“人啸马嘶,全城鼎沸,至晚灯光通明不息,如同白昼。”一次又一次,坚固的城墙依然坚固,城下的敌人尸体却一层再摞一层。愤而败北的回军,沮丧之极,回途之中见人即杀,见村即屠。冷兵器时代的城墙如天然屏障,将敌人隔离在遥天一隅。即使到了兵枪主代的二十世纪,城墙依旧撼然难动。1947年,榆林周边几乎都成陕甘宁边红区,唯榆林城茕茕独立,榆林已成为藏在红区的一颗定时炸弹,党中央下决心要端掉这颗钉子。8月至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两次进攻榆林,总司令彭德怀亲自指挥,部署的兵力也是足够有余的。空中炮火飞鸣,地下挖洞潜城,当时的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民心也都纷纷思变,但摇晃的云梯在坚固的城墙面前总是显得气力难支,一腔热血在砖石之间常常灰飞烟灭,尽管炮火机枪不惜猛烈重攻,多少吨炸药在城墙根下腾起冲天巨浪,然而几百年的浇铸磨砺,硬是岿然不动。双方因此都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最终的赢输还是系于那个牢固的城墙……当然,也有唯一一次失利的时间,那是崇祯末年的闯王铁拳。1643年初,李过、刘芳亮率兵4万进攻榆林。一边在东山上架飞楼攻城,一边在东南城墙下挖地道攻城,大战十日而城破。当此之时,一因掘地道而致城陷,更重要的还在于明末政治昏庸,民不聊生,人心思“闯”,那才是主要原因。如今,离远而望,城墙斑驳孔洞,豁牙露齿,箭伤枪伤,遍布周身,抚摸每一处砖石,都有一段沧桑的历史。

老榆林的历史已经止在1949年6月1日,新榆林秉历史遗绪,更上层楼,日新且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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