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 |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纪念王元化先生
“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和生我们的父辈。”贡布里希（E. H. Gombrich）曾经用《传道书》中的这道命令作为他《敬献集》一书的第一句话，他把“名人”和“父辈”转称“学术共和国”中的先行者，也就是对于西方传统的阐释者和文化记忆的守护者。我也想用来作为本文的第一句话，因为今天被大家纪念的王元化先生，堪当“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个现代阐释者和守护者。
我读过王元化先生的书，几乎全部，但我只见过他一面。如果记忆不错的话，那是1989年的11月，在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举办的古代文论学会第六次年会期间，王先生带着胡晓明来看望周勋初先生，我恰好在周先生房间，但并没有什么交谈。《世说新语》谈到人物关系时说：“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所以我对王先生的理解和认识，先天注定了必然是“浅”的。好在我与王门弟子如蒋述卓、胡晓明、傅杰诸兄相识既久，受益良多，用《孟子》的话说：“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所以也能间接地感受其“体”。
回顾学术史，很多学者的学术要义都可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虽然不免简化。如果允许我僭妄地说，比如陈寅恪可用“以诗证史”概括，钱锺书可用“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概括，先师程千帆可用“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概括，而王元化先生则或可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概括。如果一个学者的学术主张在其身后的当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人的生命也就形成了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神不灭”。
王先生的这个主张，从中国学术传统去溯源，无疑可以举出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又说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中庸》），前二者为“学”，后二者为“思”。然而学术的发展也许可以类比人的成长，往往“不得中行”，孔子只能肯定“狂”或“狷”；在学术的实际活动中，也总难得“学思并进”，或偏重于学，如汉学，或偏重于思，如宋学。而在宋学里面，有强调“尊德性”者，也有强调“道问学”者。远的不必去说了，我们就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吧，这也符合阮元所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十驾斋养新录序》）的判断。前五十年最风光的是胡适一派，从北大、清华到中研院；最落寞的是固守旧学的一派，从东南到西南恒多有之。然而在陈寅恪看来，却是“田巴鲁仲两无成”，“田巴”代表了旧派，他们“有学无术”；“鲁仲”代表了新派，又是“有术无学”。“术”是方法，本来应该也可以接近于“思”，但无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这批新派人物接受的所谓西洋科学方法，是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以语文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法，遂与中国传统的乾嘉考据学一见如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名字是“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所以重视的反而是“学”。也因此，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陈寅恪的批评主要针对史学界，文学界的状况可以用钱锺书的评论来代表，他指出：“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的实证主义的考据里，他们不觉得有文艺理论的需要。……就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也无可讳言，偏重资料的搜讨，而把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这与史学界相类，其弊端皆为“学而少思”。接下去的三十年学风大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随着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而展开。此后人们在学术上形成的新共识是，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足以超越权威、战胜权威，于是轻视材料，甚至无视材料，“以论带史”最终演变成“以论代史”。按照常情推论，重视理论自然就强调“思想”，50年代到60年代对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史学理论也有盛况空前的译介，但这种顶礼膜拜式的引进落实到学术实践中，“思想”变成了“不思不想”，学者本应有的严肃思考被征引语录的惯例所替代。在先师程千帆先生的反思中，有的研究者“养成了一种不踏实的学风，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论点，材料的多少是次要的”，而其所谓“正确的论点”，也只是“请马、恩、列、斯、毛轮流发言作结论，有时再加上鲁迅和高尔基，不能也不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迷雾中走出来》）。其弊端不止是“思而不学”，甚至是“不思”又“不学”。从90年代初开始，学风又一次发生改变，即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当然有不得不然的背景，但就其结果而言，似乎又回到了“学而少思”的老路。延续到今天的文学研究领域，更多的表现为文学文献的梳理，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到史料的汇编。
王先生强调“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就我所看到的文献，最早的公开表述是在1994年《学术集林》第一卷的“编后记”中。这个立论当然是不偏不倚的，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再认识和再利用。但如果以禅宗“治病解缚”“药病相治”（《临济录》）或者苏东坡“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文集叙》）来看的话，他更多是针对“学而不思”，更强调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而他的学术实践，也充分展示了对“思想”的重视。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哪怕只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最严重的“痼弊”就是“学而少思”。我们不妨再看看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印象，比如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说：“中国学术界在文学史上盛产实证性的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直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欠缺理论意识”。而在包弼德（Peter K. Bol）看来，“大陆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但可悲的现实状况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内部，拥有这种自觉和痛感的学者寥若晨星。从某种意义上看，王先生的呼吁也仿佛是荒野中的呐喊，难道我们要让他的精神在“夜台”中持续寂寞下去吗？
“学”与“思”，或者说“学术”和“思想”，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就是“语文学”和“文学理论”。两者之争，在西方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并且直到今天。比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1982年发表的《回归语文学》，针对的就是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导致了文学教育和研究中人文和历史的丧失，呼吁从文学理论转向语文学。自90年代中叶开始，美国又兴起了一种“新语文学”的“时尚”。到了21世纪，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其晚年的最后，也写了一篇《回到语文学》。201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世界语文学》一书。这一研究时尚在中文世界也有所反映，两年前在上海就出版过《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如果回看一下欧美的文学研究传统，百年前的“新批评派”将其理论矛头直指实证主义，也就是直指“语文学”。百年之后，所谓“新语文学”又卷土重来，意欲告别理论。我们不禁要问：文学研究中的语文学和文学理论，究竟该是彼此默契的孪生姐妹，还是不共戴天的生死仇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传统资源值得我们再认识和再利用，而在现当代学者的眼中，却常常因为“贪观天上月”而“失却掌中珠”。
中国拥有悠久的语文学传统，用旧日的术语来说就是“章句之学”。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后代就需要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讲说阐明其微言大义。在讲说的实践中，既有考据、训诂，也有对于文本的“细读”。我们常常以为“细读”是英美新批评派的专利，但是看看汉代人的章句，所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其细密繁琐的程度不难推想。
再进一步说，将语文学和文学理论相结合，运用在文学的创作论和批评论中，古人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实践，这就是“意法论”。其学理基础不仅来自文学批评本身，更有广远深厚的经学研究背景，而且能与西方文学批评作对话，足以成为今天探索文学研究新方向中的一种可能。如果运用这个原则从事文学研究，我们的阅读活动就会变得越来越专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有接受力和抵抗力，就能“给人文主义者提供足以相当于其基本价值的训练”（萨义德《回归语文学》）。透过这两者的结合，就可以使我们的文学教育和研究通向人文主义。
先师晚年很喜欢和我们聊天，他曾经戏称：“朱子说‘晚年定论’，我想改一个字，叫‘晚年谬论’。”我现在已开始进入晚年，所以也想有“谬论”。晓明兄曾经就“后五四时代”的中国文论发表过很多高见，“后五四”当然需要对“五四”作反思，我的“谬论”是，“五四”时推崇的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两位“先生”都已误入歧途：“德先生”演变成“民粹主义”，大众乃至知识阶层堕落成“为利来”又“为利往”、“有恒产”而“无恒心”的一群；“赛先生”最尖端者用于军事，制造的威力无穷的武器足以将人类毁灭无数次，普通者用于日常生活，激发了民众永不满足的消费欲从而形成消费主义。据报道，2018年中国人在境外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一；又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奢侈品消费的增幅有65%来自中国。所以，我认为今天最需要的是“修先生”（humanism）——人文来修正。王先生生于20世纪，但他总说“我是19世纪之子”。19世纪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文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人文学科是比自然科学更为高级的知识形式。正是这一点，在20世纪来了一个乾坤翻转，科学不仅支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在拥有知识权威的同时还兼具了道德权威。1959年，斯诺（C. P. Snow）把科学与人文划分为“两种文化”并写出了其同名著作，其中傲慢地判定人文学科是一种缺乏严密性的智力事业。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也成为“科学大战”的十年，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公开论战。另一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文化的衰落，表现为人文精神的衰落已是普遍现象，王先生晚年对此忧心忡忡，他很认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绝笔《中国与当今的千禧年主义》中的意见，感叹“这个世界不再迷人”。梁漱溟在晚年口述中尽管自称是一个“乐天派”，但也还是禁不住要问：“这个世界会好吗？”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用50年时间准备，85岁开始撰写，93岁出版的《从黎明到衰落》，揭示的也是西方自1500年至今文化衰落的趋势。20世纪初以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人们的历史观大多变成了“线性的”，历史仿佛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不由自主地向前奔驰。而我现在却越来越倾向于“螺旋式循环”的历史观念，并且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只要我们不放弃自身的努力，人文学就有可能再次成为一种更为优越的知识形式。不止于此，中国的人文学者也应努力作出世界性的贡献。正如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中文版序”中所说：“只有当中国像西方的伟大文明曾经成就的那样，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
我要问：假若王先生活在当下，他会怎样做？我想说：他就会这样做。如果我的猜想不错，那么，就让我们来诵读骆宾王的这两句诗吧：“九原如可作，千载与谁归？”（《乐大夫挽词》）是的，除了追随他的脚步，还能做什么呢？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