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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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你好。

欢迎和我们一起“多读一本书”。

我是徐英瑾。我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授，今天我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是我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题目叫《认知成见》。

什么叫“认知成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成见”这个词。

比如说，张经理对我有成见，人家都加薪了，为什么不加我的薪；然后，爸妈在微信群里面说，我们幼儿园的张老师对我家闺女有成见，我家闺女明明表现非常好，为什么不表扬。

但成见到底是怎么回事，成见是怎么形成的？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缺乏系统的反省。

我写这本小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成见不可怕，甚至有些时候是可爱的，这是我们为了节约处理信息的时间和精力，而不得不使用的一些思想窍门。这就是成见的不可摆脱性。

但是的确有些成见是有害的，有些成见是要人命的。那哪些成见是有害的，哪些成见是要人命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就要了解成见的基本构成原则是什么。

这就好比说“电”，电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运用得不恰当，电也会电死人。哪些情况下电会电死人，哪些情况下电能为我们所用？你要有一定的电学知识打底，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为你介绍《认知成见》这本书：

第一个部分，我将在宏观层面上讨论认知成见的基本特征。

第二个部分，我将具体讨论认知成见中的“合取谬误”。合取谬误听上去有点难懂，我等会儿来解释。

第三个部分，我将从理性观的角度，重新看待我们的推理谬误。也就是说，我要证明有一些推理谬误，它们也许是理性的。

01：人类认知的几大谬误

人有很多成见，有些成见内容我们都根本想不到会多么的奇葩，显然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

我们只能从“形式”的角度来讨论成见，那什么叫形式的角度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两个东西，一个叫逻辑，另外一个叫概率，这两个东西在日常生活中都比较有用。

逻辑指的是要进行推理。比如你的女朋友给你打了一个电话，叫你到某个商场和她去会面，这个商场有两个组成部分：A栋和B栋。但是，女朋友和你信号断了，没告诉你是A栋还是B栋，你后来跑到A栋去没有找到你女朋友，那么如果她前面的情报没错的话，她就应该在B栋里面。

这就是逻辑推理，这种逻辑推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

概率推理也很重要。比如高考的考季就有个填志愿的问题，那么填志愿的时候，你就得考虑一下：

你平常大概在这个班上是考多少名，你的目标如果要考北京大学的话，那么北京大学在你们这个省有多少个名额，你根据你历史上以往几次模拟考的成绩，大致可以估测一下你进入北京大学的概率是多少。

如果概率过低的话，那显然填北大不是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把档次拿得低一点，防止自己什么学校也没考上。这里面，有一些概率的思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所以，逻辑和概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古代还不明显。现代社会是按照严格的理性原则来构造的。

比如北京大学在全国各个省市有多少个名额，这个组织方式背后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是按照理性原则来弄的。中国福利彩票的运作也是按照严格的概率学的原则来弄的。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都要学点逻辑，都要学点概率。

有意思的是，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违背逻辑和概率的要求来做事情。

这里我就要提到有一个来自于意大利的心理学家皮埃忒利·帕尔玛里尼。他指出人类在平常的认知活动中犯下了七宗罪（这是个基督教的讲法），使得我们在进行推理的时候可以犯很多的错误。

首先就是先入之见或者说是锚定效应。

先入之见这个词不用解释，锚定效应就是指在思考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像一只船会在某一个地方把锚抛下去，然后船就不能动了，然后就按照这个方向来思考问题。

有人利用这种所谓的心理效应来和你砍价，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这个房子是500万的（假设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你听到了这个500万以后，你形成了某种锚定效应，这个印记就刻在了你的大脑皮层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突然降价到450万，你就会觉得我这人很厚道，所以交易才很快达成的。那么反过来说，我如果突然提价了，你就会觉得难以接受。

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初始事件发生的外部条件是非常敏感，对于后续的变化就不敏感了。这就像刻舟求剑里面那个蠢人，他对于剑掉到水里那一个刹那剑和船的相对位置的信息相当敏感，他对于船以后是不是开这个更重要的信息就不敏感了，所以就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除了这一条以外，还有过于自信。

相信很多听友肯定是学生时代经过很多考试了，比如最后一个选择题，其它同学就问：“你选什么。”“我选C。”然后他就问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选C这件事把握有多大？”“C，就是C，我算了三遍了，100%是C。”这个自信就非常高了。

身经百战的老考生就会发现，觉得自己考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考得好，人是倾向于对自己的能力进行高估的。

除了过于自信以外，我们还可能会犯其它的错误。一个错误就叫易被表征者易胜出，就是你容易在你脑海里形成印象的那类事情，最容易被你想到。

比如我们都知道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出了一件大事，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暗杀他的人叫奥斯瓦尔德，他是拿一把意大利制造的老式步枪，在达拉斯把自己的总统给杀掉了。

那么，奥斯瓦尔德杀总统这件事儿背后有没有指使呢？但是这件事后来没办法追查下去，因为在警方转移奥斯瓦尔德的时候，奥斯瓦尔德被一个叫鲁比的人又刺杀了。

现在就问：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与鲁比刺杀奥斯瓦尔德，究竟是两件孤立事件还是同一个事件的两个不同的环节？

我相信广大听友，包括我自己，也倾向于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两个组成部分，否则没那么巧，而且这样编故事岂不更加刺激吗？但是，从概率统计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两件事情正好是庞大阴谋的组成部分，它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个事情的不同环节？原因很简单，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事件。这也就是阴谋论容易在我们的整个社会传播里面大行其道的原因。

阴谋论能够方便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把不同的事件都组合成一个事件。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有限，记不了那么多事。阴谋论可以把不同的事ABCDE都说成是一个阴谋，然后我们大脑就可以对它进行捆绑式处理了，这样岂不是更省力吗？这个事件就容易被表征了，所以叫易表征者易胜出。

同时，这样的故事也容易和那些侦探故事中的阴谋相互类比，减少我们的心智处理负担。

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推理谬误，就是所谓的事后诸葛亮（hindsight bias），指后世之鉴。

有一些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给同学们看一个材料，上面讲了一些非常冷门的历史知识。比如南美一个大家不是很关心的小国，某一年进行的选举，其中牵涉到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别有名。

你要知道，政治家在选举的时候，舆论场里的消息，显然是非常繁杂，有些消息是他有什么丑闻，给人的感觉这家伙选不上，另外一些消息是说这样一个政客以前的政绩不错，给人的感觉他是可能会选上。

我们就把这些材料不加区分，全部给同学们看。A组的学生得到的答案是政客选上了，B组得到的答案是政客没有选上。

在已经知道了选举结果的情况下，请同学们倒推是哪些因素帮助政客选举成功了。如果同学们事先知道这个政客已经选举成功了，他们就会拼命地寻找关于这个政客的正面材料，把他负面的材料全部推到一边。

反过来说，如果你知道这个政客已经失败了，你就会拼命地找负面的材料，把正面的材料推到一边去。

这就叫事后诸葛亮，这实际上是一个推理的谬误。

即使政客最后选举成功了，那些对他构成威胁的负面材料所造成的威胁性仍然是存在的，有可能就是差最后一口气，让这些因素没有发挥作用。

比如，我们都知道赤壁之战里面曹操失败了，孙权成功了。我们按照事后诸葛亮的观点，可以找出很多孙权成功的理由，但是孙权那里也有一个弱项，他们内部不是特别团结。

因为什么呢？孙权本身并不是打天下的主，江东的天下是他的哥哥孙策打下来的，他控制了江东的地盘以后，很多人都对他不服，包括很多孙氏的亲族都对他不是很服。

比如他有一个族兄叫孙辅，就非常不服孙权，因为第一孙辅的年龄比孙权大，第二孙权的老爹孙坚在大江南北打仗的时候，孙辅是跟着孙坚立过一些功劳的。孙辅心想为什么家业不传给自己，所以孙辅是有一些破坏活动的。然后，好不容易被孙权压服了。

那么，如果给一个洋人测试，如果他完全不懂赤壁之战，这个材料给他看的话，如果我又骗洋人孙权最后失败了，他肯定就会说你瞧孙辅和孙权不和就是导致孙权失败的原因。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因素虽然存在，但是被其他的因素压住了，或者说被其他的因素覆盖（override）了，所以这个因素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它是存在的，只是被其它因素抵消了。

最后一个思维推理的谬误，这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犯的，我有时候都会犯，所以特别需要讲清楚，这个谬误叫不合理的审慎。

大家知道审慎是件好事情，但不合理的审慎是指这个审慎对你没有意义。大家说，哪些审慎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假设你在下周一要到纽约去见个很重要的客户，谈一个商贸的协定，但是那个客户特别牛，他说我太忙了，我不是很确定你来了以后我有没有时间见你。

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情报。那么你听到这个情报以后，下周一应该不应该去纽约？你肯定犹豫的，你得审慎一点。

那我现在告诉你另外一个信息，你在唐人街还有一个朋友老唐，他和你关系很不错，和你也可以发展进一步的商业合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的时间非常紧缺，你如果去见了老唐的话，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见第一个商业合作伙伴了。

不过，好消息是，他是绝对不会在你到纽约并且约他的情况下放你鸽子，而且只要你到了纽约，你也可能会从你的第一个客户那里获得信息来确定他是不是会和你见面。

现在这些初始的条件我全部告诉大家了，我只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应该买机票去纽约吗？Yes or No？

很多人在这时候就糊涂了，觉得不应该买，他觉得还不是很确定，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指老唐不过就是一个备胎，虽然我到那里就会去见他了，但是我在那里的一个核心要素——能不能见到我的第一个客户——确定不了，因此还不能够见。

但实际上，这是个推理谬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析取的意义上这件事是确定的。析取是一个逻辑术语，指的就是事情发生的两个分叉。

比如你要结婚了，你要在小张姑娘和小芳姑娘当中选一个，你娶了小张就不能娶小芳，娶了小芳就不能娶小张，但是你会在小芳和小张里面选一个，这件事是确定的。所以，在宏观的角度上来看，还是确定的。

现在就碰到了另外一个析取问题了，你要见美国客户，还是要见老唐，你见了一个就不能见另外一个。

但是你到了美国以后，很明显的这两件事情当中的一件会发生，而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发生了对你都有利。最好的情况是和大客户签订合同，次好的情况是和老唐这个小客户签订合同。总而言之，你不亏。你如果什么事也不做的话，你什么合同都不能签。

这就类似于在高考填志愿，你要么填个好学校志愿，要么填一个次好的学校的志愿，你不是很清楚应该填哪一个，你至少得填一个，你如果什么也不填的话，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这是很简单的推理了，然而，很多人就在这件事情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他看不清楚析取的不确定性背后还有个更大的确定性，就是这两步当中走哪一步不知道，但至少你要使得自己有机会走这两步，有机会有这个选择权。所以，你至少要飞到纽约去。这就叫不合理的审慎。

02：故事天性中的典型谬误：合取谬误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更确切的环节，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推理谬误：合取谬误。

为什么我们要讲合取谬误呢？它的一个大的背景是什么？

大背景是概率推理。

这里面我们要提到两位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家：忒沃斯基（Tversky）和卡内曼（Kahneman），也在行为经济学上做出了很多贡献。

忒沃斯基和卡内曼先生做了一个实验，邀请了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88位大学生做被试，这个实验被很多人重复过，它的实验结果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他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个虚构的人物叫琳达，今年三十一岁单身、健谈、聪明，大学的时候学哲学，在学生时代就很关心种族歧视问题和社会公益问题，也曾经参与过反核示威游行。

这故事波澜不惊，听完以后大家注意听问题，现在我们要问你琳达的职业，你猜她到底是干嘛的？她更可能是A.银行出纳员呢，还是B.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银行出纳员呢？

很多同学就说了，应该是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银行出纳员吧！少数的同学是选A，大多数同学是选B 。

这其实是个概率问题，就是合取事件发生的概率要低于单个的事件发生的概率。

这句话怎么理解？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假设你要派侦察兵出去侦察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不会只派一路侦查兵吧！

这一路侦察兵出去，那路上出什么意外你就没消息了。你派四路，东、西、南、北各派一路，你是这样想的，我不会点那么背吧，派出四路侦察兵都没消息了，总是有一路会回来的。

那么，这里面用到的一个概率学的原理，就是四个事件（比如四路侦察兵）都完蛋了，它发生的概率是相当低的，要低于单路的侦察兵倒霉的概率。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这么干，比如有一些重大的工作我们都要搞个备份方案，A计划、B计划，所以我们说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维去看琳达的案例，那么现在有两个命题：

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B.琳达既是女权主义者又是银行出纳员。

B事件显然就是个合取事件了，那它的发生概率就非常低了，就像那个四路侦察兵全部完蛋一样。现在我们应该选什么呢？应该选A。

为什么这么多同学都选B呢？心理学的解释诉诸于另外一个理论，叫心理原型论。

原型就是指人类在进行类型归类的时候，每一个类型都有理想的范本，其他的类型要靠近这个理想的范本，才会被认为是这个理想范本的亲属。

随便举个例子。家具这个概念，我现在问你，桌子是家具吗？当然是。椅子是家具吗？是家具。壁炉是家具吗？很多人就会傻了，壁炉，好吧，勉强算家具。你看有些东西就勉强了。

人也是这样，我们在判断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典型性原则来说的。

琳达案例前面告诉大家：琳达学哲学、关心公益的活动，而且非常关心和平，这听上去好像是女权主义者的标配。

这实际上已经勾勒了一个和女权主义者相关的人物肖像，正因为它勾勒了这样一个人物肖像，现在你给我两个答案，其中一个她是银行出纳员，我看到后的第一个想法是银行出纳员和上面说的这些信息显然是没关系的，所以我们大脑对这个信息就觉得很陌生。

而第二个信息是说，她是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银行出纳员，姑且不管银行出纳员那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和前面的信息有关联，所以抓住了第二个信息。

那么，有人就会追问在这里系统地违背概率性的要求，仅仅根据故事给我们的典型性概念来进行匹配，这样做理性吗？其实，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是和概率论的要求不一样的。

概率论告诉我们：少说话，说得越少，错的概率也就越低。比如，你说她是银行出纳员就够了，非要说这是个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银行出纳员，这不就多说话了吗？这就成了一个合取命题，成立概率就低了。如果真按照概率论的要求就别说话，不说话最安全，你说出越详细的东西就越不行。

如果站在进化论的要求，情况就不一样了。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的行为要和外部的环境发生互动，然后来检测我们的行为是否适应于这个环境。这类似于，一只鸟看到这里好像火山要爆发了，扑哧扑哧就飞走了，飞得慢就死了。你一定要有行动。

我们的行动是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的。而行动又和你的适应性发生了勾连，更宏观的角度就和基因的传播有关了。

但不是所有的正确信念都能够引发行动的。空洞的、没有思想内容的信念就没有办法导致行动。

“P或者非P当中，总有一个是真的。”这是在表达一种逻辑规律：排中律。它不会变成任何的一种行动。哈姆雷特不知道是否应该杀死叔父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这样一种说空洞的话的循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他如果不停地问这个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复仇了。

他最后复仇成功，是因为他从这个更抽象的哲学问题下降了。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真”的信念，而且我们还需要能够兑换成行动的信念。

那么，要变成一个兑换成行动的信念，这个信念就要具体，因为行动是具体的。只有具体的想法才能兑换成行动。假设我是只狮子，我饿了，有一群斑马在前面跑，我今天要抓一匹斑马，那么多斑马你要抓哪一匹？

如果前面有一千匹，我编号ABCDEFG……编到一千，这是一个巨大的析取式，我就在这里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要是这样想，狮子这个物种要灭绝的。

狮子肯定有具体的方向，它的算法非常简单，找任何一个斑马群里面跑得最慢的下手，小的、慢的斑马或者是羚羊下手，目标非常精确。

所以，我们人类的进化机制有可能已经培养出了一种对于特定信息的敏感性，我们并不是很喜欢处理非常抽象的信息。

从进化论的角度上讲，琳达是一个出纳员、琳达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出纳员，这两条信息。显然第二个选项就给我一幅画面感，更容易和生活中的场景发生关联。第一个冷冰冰的，我不知道能够告诉我什么信息。

这个能够向实际信息的兑换性，可能就使得我们偏好那些更加具体的描述。而更加具体的描述从逻辑上看，很可能是加了很多形容词的描述，而这种描述恰恰是合取命题。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会犯合取谬误的原因。

我们现在来做个小结：

在有些特定的环境下，我们会认为合取命题的成真概率比单个命题更高，比如琳达案例。

心理原型论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背景信息正好给出了某种心理原型，而我们要加以选择的两个选择项当中，有一个选择项恰好契合了这个心理原型，我们就会偏好出现心理原型的选择项。

我认为，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偏好是可以得到说明的，因为这种有心理原型支持的选择项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容易被兑换成具体的行动，所以会在进化中为我们所偏好。

讲到这一步，我们就会发现：上面这些站在进化论角度，对于合取谬误的这种洗白，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更广泛的思考途径。理性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在怎样的理性观里面看待推理谬误？

03：人类理性的合理尺度在哪儿

“理性”这个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但是它的含义从来就没有被澄清过。根据德国的心理学家吉仁泽（Gerd Gigerenzer）的观点，我们平常所说的理性可以分成三种：全能理性、有限理性、节俭理性。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各自是什么意思。

全能理性就是指，他啥都知道，什么都能预测到，什么事情都能弄到。它的原型来自于近代法国的科学家兼思想家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就说，如果有一个全知的神灵（以后在文献里面被称之为“拉普拉斯精灵”），它知道宇宙中的任何一个时刻的所有微粒的初始运作状态，并且知道宇宙中所有的科学规律的话，它就能够预报出任何一个别的时刻的任何一个微粒的其他的运动状态。

这是一种在牛顿绝对的时空观下，用理性来控制世界的疯狂想法。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你获得了全部的信息，就可以预报这个世界即将发生什么。

有人说，现在谁还像拉普拉斯那么疯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人的。

经常听到有一些人说21世纪最重要资源是什么？不是石油，是数据，我们要拼命地搜集数据，数据就是我们的最重要资源，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机制，再加上海量的数据，有了数据以后我就可以预报所有的事情。

我可以预报今天下午，你在上海的新天地，点的菜是什么，我可以预报你下次买的书什么，我可以预报你的女朋友长得胖还是瘦。然后，我们就可以精准投放（或者说喂料），把你引向这个方向去消费等等。

那么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拉普拉斯全能理性观的大数据版本，虽然它没有拉普拉斯说得那么强，但背后的哲学动机是和他比较接近的。这是第一种理性观。

那么，第二种叫有限理性观。有限理性观是Herbert  Simon提出的，他的中文名字叫司马贺。他虽然是一个美国的学者，但他也曾经做过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他同时拿过图灵奖（计算机的最高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了有限理性模型。这个模型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全能理性的要求去设计智能的系统显然不现实，那现在我们就退而求其次。

我们以谈恋爱为例，这里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叫全能理性。按照全能理性怎么谈恋爱，比如一个女孩子要把本城市所有有条件和她结婚的男性情报全部捋一遍，然后在所有的男性里面寻找最优秀的，然后和他结婚。

但这样做很累，普通人没有这么强的情报搜集能力，而且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你。

按照有限理性观就不是这样了。有限理性观是指，你给自己定一条及格线，低于这个分数的不用考虑了，高于这个分数的人可能会很多，那你选谁？非常简单，谁第一个过线就选谁。千万不要说第一个过线了，他才61分就过线了，我要等一个85分的，你这样想会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机会成本。而机会成本是相当重要的。

这就叫有限理性，这里用最简单的术语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核心思想告诉大家了，当然，事实上它背后的数学公式是很复杂的。

但是，吉仁泽先生认为有限理性还是不行，他要提出更加节俭的理性，这就叫节俭理性。因为，所谓的有限理性运作起来仍然需要一些复杂的资源，需要一系列的标准去衡量对象，还需要一些匹配的工作，吉仁泽觉得还是太复杂了，有时候我们就要做更加简单的事情。

节俭理性最重要的体现和生态环境，和进化论的背景有关。

吉仁泽就举了老鼠的例子。别看这是个不起眼的小动物，其实它是蛮聪明的。你要药死老鼠不是特别容易。你可能药死一只老鼠，被其它老鼠看见以后，你就药不死它们了。因为其它的老鼠好像有一个简单的推理规则：某种食物如果被一只老鼠吃了，然后它死了，“我们”就全员回避这种类型的食物。

也就是说，它倒霉了，“我们”就不跟着倒霉了。“我们”也不用针对这种食物做化学分析，谁叫它倒霉了呢？

心理学家拿这种规律去设计更复杂的实验，就是找一帮德国同学，我们现在来考欧洲境内的各种各样的足球比赛。现在给两组欧洲的城市，要德国学生判断哪个城市的足球队更强：左边是米兰，右边是佩鲁贾；左边是汉堡，右边是曼彻斯特。

德国是足球强国，看上去，这题目应该很容易做吧！而被试组的对照组是土耳其同学。

奇迹发生了！土耳其同学的得分比德国高，就是本国人不知道本国的事情，外国人知道本国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外国的同学使用生态学理性，所以获得了更高的分数，而本国的学生是使用全能理性，获得了更低的分数。

比如我是一个德国同学，可能会想，意甲联赛、英超联赛我每季都在看，上期比赛成绩是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应该是这样的吧。这样一想以后，脑子里考虑的因素一多，反而答案就弄不准了。

如果是个土耳其的同学，心想反正我也不是欧洲人，我就瞎蒙吧，蒙也是有根据的，假设我不懂足球，我就根据两个城市哪个更有名，佩鲁贾、米兰，佩鲁贾在哪儿，听都没听说过，那显然是米兰，AC米兰肯定强。

他们背后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和老鼠的思维方式相关，因为有名、不有名，实际上就是根据口碑，口碑就是类似于亲族之间的信息传递。

小老鼠A对小老鼠B说：“你知道今天没见到米老鼠是为什么吗？”“不知道。”“米老鼠昨天被药死了。”这就是口碑。也就是说，人和老鼠背后的算法，可能都有一个生态学的道理。

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口碑来进行性质的判断是一种快捷的办法，口碑高，它的正面性质就高。

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即“多即少”。多怎么就意味着少？

就是如果你知道得非常多，有可能判断反而不精准。这是因为你对于这些事项所知道的参数很多，你可能反而就不知道这些参数中哪一个更重要，然后你就陷入了信息迷阵。

但是，如果你对于被判断的对象，完全不知道，也是不能获得高分的。比如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个人从清朝中期用时空穿越机穿越过来，他显然不知道纽约是什么东西，让他做这个题目成绩也会很低。

谁成绩高？就是知道一些常识，知道得又不是很精准的人。他使用生态学理性就能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开动脑筋，认真地思考逻辑问题和理性问题呢？试着想想看，什么时候我们数学感觉最好？算工资的时候、算我们理财产品的时候，即使数学不好的人好像也变得比较好了。因为这和我们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节俭理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需要和我们的利益产生直接关联的时候，我们才会开足马力，平时我们是省着力气的。

这就类似于猎豹，猎豹虽然每小时能跑80公里，但它不是一直这样跑。它不见兔子不撒鹰，在看到羚羊或者其他动物在前面跑，而且它觉得有把握追上的时候，它才会放手一搏，而且它一天最多跑两次，平常都歇着，咱们的理性大多数情况也是这样。

到这儿，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推理谬误，就要梳理什么叫理性观。这一部分，我们区分了三种理性观，一种是全能理性，一种是有限理性，一种是节俭理性。

只有站在节俭理性的角度上看，推理谬误的产生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这里有个要点：除非和被试的特定利益发生关联，否则我们的人脑是很难按照逻辑学和概率学的严格要求来运作的，因为这样的运作方式，相当不环保、相当不节能，而且也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切实有效的生物学利益。

当然，有人就要问了，职业的逻辑学家和职业的数学家，在进行思考的时候，肯定是按照形式要求进行的，这不是违反了上面的规律吗？

生物学对此有更深入的解释，就是很多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进行数学和逻辑思考，其实是出于荣誉感，要证明自己是很聪明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而这种荣誉感实际上是在数学和逻辑学的小团体里面的生态位竞争，这本身是符合广义的进化论原则的。

换句话说，因为某些异化机制，对于别人来说非常奢侈的逻辑学和数学思考，对于职业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来说却是获取一些特定物质利益的重要途径，比如职称、工资、住房或者名誉利益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方面进行智力投资、时间投资就是一件非常合乎理性的事情。

但是，只要他们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一点点，人性的所有的缺点全部会暴露出来。

最典型的就是伊萨克·牛顿在海南公司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完全没有体现出专业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任何理性素质，却明显地体现出了贪婪，这种人类的普遍欲望操纵了他的心智，以至于在这件事上，牛顿损失了他1/3的财产。所以，我们不要神化科学家、数学家，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吃五谷杂粮。

整本书的讨论就到这里为止了，有人就说了，徐老师你写这本书背后的大关怀是什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我们要克服成见吗，还是说要学会和成见共生？

你克服不了。你能克服地球重力吗？其实成见是进化论赋予我们人的一种思维禀赋，它就像水往低处流是水的禀赋一样，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既然成见是一种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我们凭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要克服成见，难道克服成见本身是错的吗？克服成见本身也没有说错。

成见就像一套工具箱，有不同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脑子里的这些工具箱本身是阴阳相生相克的，只要知道这里的原理，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对付另外一个工具，然后达到整体上的协调。

同样的，在检测逻辑规律的时候，不同的利益团体的出发点不一样。老板站在老板的利益，员工站在员工的利益。所以，在一个团队参谋的组织里面，应该让不同利益团体的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这样可以让你更加清楚地看见事情的全貌。

最后，我认为：

成见是非常宝贵的人类财富（这个观点确实颠覆了某些人的三观），丰富的成见互相制衡才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世界的全貌。

盲人摸象不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是盲人摸象。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黑洞照片，难道不是盲人摸象摸出来的；我们的很多人类的疾病，比如说大脑当中的阿尔茨海默症，科学家知道的事也只不过是盲人摸象，可能100年以后，关于阿尔茨海默症他们知道的比今天多得多。

问题的要点并不是盲人摸象，而是我们要让很多盲人摸象的人摸出的信息能够在大平台上相互流传，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更完整的图像。

今天流行的大数据技术有一个问题：赢家通吃。所谓赢家通吃，就是看某个文章的点击率有多高，比如10万+，我们就制造大量类似的信息。某一个产品卖得好，那么就拼命地生产。

这样做导致一些流量比较小的文章、比较小众性的东西，虽然它也代表了一定社会人士的某个特定的观点，但是因为他们流量不够就可能在马太效应中被边缘化。

长此以往，丰富的、作为复数的人类成见就会被某种单一的人类成见所取代。成见本身相生相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单一的成见统治一切。

前不久，我和科学家一起参加了一个文理综合的烧脑会议，其中，有一个生物学家就提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吃相近的农作物，吃相近的这种肉类，这样会导致的一些风险，就是如果有一种细菌在全世界传播感染了农作物的话，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全世界的人类没东西可吃。

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搞得非常单一的话，在生物学上风险就会很大。

这不仅在生态学上成立，在人文的环境中也是成立的，如果我们通过所谓的流量经济把文化产品搞得非常单一，把所有人的想法搞得非常单一，那么，在未来我们的思想市场中，可以进行相互交换的单位就变少了，因为没必要交换，我和你的想法都一样，交换什么。

在长远的意义上，这会对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所以，是时候对成见的积极意义加以重新评估了，我们要更好地维护人类既有成见的丰富性，而防止有一种大数据的收割机，把人类的文明生态多样性加以消灭。

好了，《认知成见》的解读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