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三观

读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有感

近来,人们常说“三观”重于血缘,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以三观别人群者又何止起于今日,在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一百零八将身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盖作者(包括与此有关的“平话”和戏曲作者)为有别于正统社会的游民知识分子,而那一百零八个水浒好汉,也是脱离了士农工商正常社会秩序之游民代表,其身上所体现之三观,就有别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之主流意识形态。
总之,《水浒传》是由游民知识分子所创作的关于游民之小说。观此,可以发见有别于当时显形社会阴影中之隐形社会。这一点,王学泰先生在其大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之第六章《游民情绪与游民意识的载体》中论述得非常详尽。
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他们脱离乡土社会,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这样也就不必违心地去做顾及脸面的事情。
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设置的种种规定。他们很少有固定的财产,有的甚至为一顿饱饭都要费尽愁肠。为此,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第六章《游民情绪与游民意识的载体》之1.《游民的群体性格》)。
他们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信奉谁强谁有理,自己的一派永远是正确的。
在一些游民身上发展成为“谁强谁有理”的“强盗逻辑”……《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写李逵在寿张县代替知县坐堂,表演了一出审案喜剧。他审理打架斗殴案,不问是非曲直,只是赞美会打人的:“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这种态度实际上是表现了游民对于力量的崇拜,对于人间应有的秩序的蔑视。
他们只关心敌我,不关心是非;或者说,自己永远正确,错误完全在敌人一方……同一件事情,做出不同的是非判断,关键在于做这件事情的人是“敌”还是“我”……《水浒传》是坚决反贪 官的,但这也只局限在与梁山对立的贪官上,至于梁山交好、在朝廷上为梁山说好话的官吏,尽管也“贪”了,在梁山好汉的眼中也是好官。宿元景也受贿,接受了梁山的“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在作者看来,他还是为人“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第八十一回)。
其他的诸如恶吏戴宗,孟州府收受施恩贿赂后把文案改轻了的叶孔目等,均是如此,“作者的这种双重标准,就是以梁山划线的”。
而他们的人生观便是“只有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才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为达此目的,往往不择手段。许多好汉,是被官 府给逼上梁山的,如林冲、武松、解珍、解宝等。
但也有许多好汉,是被梁山的好汉们“逼上梁山”的,如秦明、朱仝、呼延灼、徐宁、卢俊义等,“都是或骗或诱,或诈或逼,千方百计把他们弄上山的,为此也同样给他们带来许多灾难。为了‘请’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们的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皇 权专 制统 治者。
为逼秦明上山,把青州城外数百家老百姓烧光杀光。‘一片瓦砾场上,横八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而且,秦明的妻子老小也都被害……
而且秦明、卢俊义等上了梁山以后,对梁山头领们设下的使他们家破人亡的阴谋诡计也毫无反感,似乎上梁山已经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只有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才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忽略不计。这正反映了强烈的帮派倾向性影响了作者辨别是非的能力。这种所谓的‘聚义’,只是一‘帮’一‘派’的‘义’,与为了社会正义而献身不是一回事”。
再来看看其对妇女之态度:
《水浒传》写了三十几个女性,作者对于那些具有女人特征和女性追求的妇女形象都有本能的敌视,把她们写成水性杨花的淫妇,而且大多数被梁山好汉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如果说阎婆惜、潘金莲、白秀英、卢俊义的老婆贾氏等人的被杀,还是因为她们自有取死之道,死得不算太冤枉之外,潘巧云、李巧奴等人也被残酷地杀死,就不免使现代读者为之叫冤。
作者这样分析梁山好汉们之做法,“他们没有家室时对于妇女的态度,以敌视妇女和惩治青年女性(像李逵用板斧在女人身上乱剁那样)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潜在的性追求;这些人即使有了妻室,也会因为自己的游荡,对守在家中的妻子一百二十个不放心,好像她们随时会给自己戴上绿帽子,因此才有《水浒传》和元杂剧那么多处置‘奸夫淫妇’的故事。
生活现实对于游民、江湖人的思想深刻影响,《水浒传》那样快意地惩治年轻女子,绝非施耐庵个人在男女问题上遭遇过什么不幸,要靠此发泄,而是原有的水浒故事中就有这种倾向。这种倾向是属于游民的思想意识范畴的"。
并且,作者不同意夏志清关于“禁欲”学说的。
夏先生认为,“梁山好汉在潜意识上以女人为他们的死敌,因为女人令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禁欲主义受到了威胁。故此,他们惩罚女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们是女人“(《中国古典小说》)。
作者认为,“游民并非是天然的‘禁欲主义’者,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只能使他们把欲望压缩到最低最小。因此,他们敌视人间一切奢华的东西,有了机会就要破坏”。
我同意作者的这种分析。
至于水浒好汉们口中的“义气”,又与孟子的“义”不同。“游民所说的‘义’和‘义气’则接近墨子的主张,他们把‘义’看作利,而且是赤裸裸的个人的利益。在《水浒传》中的‘义气’就是指白花花的银子”。“‘义气’却不是单向的奉献或救助,它是有来有往的”。
作者举宋江为例:
宋江论身份只是一个郓城小吏,通过正常途径很难发展,爬上高位……他要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混在黑白两道之间,广泛“结交天下豪杰”,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可见他结交江湖朋友不是由个人性格所致,更非偶然的兴之所至,而是谋求个人发展的一种手段。他为干非法活动所作的周密的准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说明宋江非常懂得为谁投资和怎样投资才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而又避免风险。
而众好汉在梁山伯上聚义,“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为了‘正义’聚在一起,实际上是游民们把单个力量合在一起,相当于现代的‘集资’,有了雄厚的资本才能干更大的买卖;‘聚义厅’也就是买卖得手之后,‘论秤分金银’的地方,相当于当时商号的账房,不要把它想得过于神圣”。
而他们原始的平等观更不可取。赛珍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的《皆兄弟也》。鲁迅先生认为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作者对此进一步分析道:
……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梁山英雄打击的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朴刀之下。江州劫法场时,李逵就是不问何人,“抡着大斧,只顾砍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他们的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
因此,“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了那些能够与自己互相救助的人们的,或者是有可能加入自己的互救的游民群体的人们。换句话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者有可能成为自己帮派中的人的。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原始的平等观念实际上是把社会上存在着的各个等级、各种职业的人们全都降到游民的等级上来,也就是把他们都变成不事生产,不理家业,整日‘成瓮喝酒,大块吃肉’的一群。
或者说,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规范的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有文化修养、有文明规范的水平上去,而是把林冲、柴进降到李逵的水平上来。这种‘平等’往往是很悲哀的,它不仅意味着文明的倒退,也抹杀了人们个性的差别”。
以上便是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之整体的三观情况:
极端扭曲的是非观,谁强谁有理,自己的一派永远正确;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归顺梁山伯,为此可以不择手段;
敌视妇女,肆意残害年轻妇女;
所谓的“义气”不过是极端之个人利益,是白花花的银子;
其所追求的平等,便是将所有的人都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而非相反,如此等等。
而这些是与当时由士、农、工、商组成之主流社会完全不同的,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当日游民的意识形态。
解读《水浒传》的文章车载斗量,批判者也大有人在;然像王学泰先生这样,从游民文化与社会之角度进行深刻剖析者则少有。并且,作者将其放入游民文化与社会中来做整体分析,切中肯綮,直指根本。
你可能会说,《水浒传》不就是一本小说么,至于这么严肃认真地对待么?错!它不仅仅是一本某个文人向壁虚构之小说,而是长期以来,经游民知识分子整理而形成的、反映游民阶层三观之艺术作品。
即便如此,你也可能会说,那游民不就是很小的一群人么,且成不了什么大气候。错!看作者在第七章《从游民到帝王——一个个案的分析》之卷首所写:
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几个朝代和政权,其中除了西东汉、西东晋、北南宋是同姓之间带有承续性的政权外,其他都是由异姓的新统治者开辟的新王朝……
他们大多属于两类群体。
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朝的创建者;后者如隋、唐、后唐、后晋等朝的创建者。
另一类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前者如朱温、刘知远、郭威、柴荣、朱元璋等;后者如刘邦、刘备、刘裕、陈霸先、赵匡胤等。
作者在此章中重点分析了朱元璋这个“盗贼圣贤兼而有之皇帝”的所作所为,“游民与帝王地位相差悬殊,但其思想意识却有许多重叠之处。两者都是最关注现实的眼前利益,缺少超越性的关怀……正是基于利益的短浅性,游民、帝王所采取的手段都容易趋向极端,并且迷信极端性的手段可以解决问题”。
古人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为何?盖此一体现流民文化与意识之文化作品,已经深刻影响到主流社会中的读者。现在虽说已是廿一世纪,然上述游民之意识形态,就在许多国民身上还有体现,诸如缺乏正确之是非观,属于我的一派(或一族)永远正确;讲哥们义气而不讲规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遇事取双重标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现在,你还敢轻视游民么?
二零二零年六月廿七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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