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是一部用“讲故事”去隐喻中国古代的思想史的小说。只不过，金庸这人太聪明了，把故事写得非常隐晦，很多人读完，觉得这就是个武侠小说。其实，金庸自己在该书中本来就提示过了：小说一开篇，就写岳飞将他的武穆遗书藏在某个地方，再写了一些诗词隐喻其地点，别人都看不懂，唯独完颜洪烈看明白了。这本小说成书于1959年，那正是一个文化乱世，金庸笔下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是在试图总结和暗喻中国各传统思想流派的特质和命运。王重阳本名王喆，两个名字里都有“土”，因此他也对应这五行中的土。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王重阳的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支脉，历史上的道教和道家在思想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单靠这一个定位，我们无法说王重阳所说就代表了道家。真正让人确信金庸有心做这个暗喻的，是小说中王重阳在拿到《九阴真经》之后做的事情：在拿到这本武林绝学之后，王重阳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把它往自己打坐的蒲团底下一放，并要求全真教上下都不得修习其中的武功。这个做法一出之后，一下子天下就太平了。在小说中，《九阴真经》是宋代一个叫“黄裳”的人所创。喜欢跟读者猜谜的金庸，因为太想让读者明白这个梗，罕见地直接用了谐音这种非常直白的暗示：《九阴真经》，就是皇帝老儿总结经验想出来的那些“治民经略”。中国封建时代的一整套统治体系，是在宋代才成型的，无论科举、选官、任官，还是朝廷内部的君臣权力制衡，吸取历代的经验，宋代都已经玩得相当之好，其经验确实堪称一部“武林绝学”。只可惜这套中原的“治民术”在宋代以后就被强行打断了，快马弯刀打天下的大元帝国对这套体系的继承非常粗陋。所以小说中，九阴真经最终被封存到了“倚天剑”当中，直到元末天下重新大乱，才又重出江湖。然而对于这样一门“治民绝学”，道家的观点跟王重阳一样：觉得这玩意儿非但不是宝物，反而是乱天下的祸源。王重阳自己不学、也禁止自己门下的人学九阴真经，同样的，正统道家也从不思考什么“治民”的问题。道家其实是中国式保守主义者，他们崇尚任法自然、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白了其实就是小政府，放任主义。相信把狗屁“治民术”丢一边，啥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能把日子过好。这种思想宛如王重阳的“先天功”，道法自然，是真正的武学之源。现实也确实是如此，中国很多朝代，在政权建立之初，都会搞一段“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道家主义社会实践，这几乎是所有大一统王朝积蓄“内力”的真正心法。金庸写这个老顽童，估计是想暗喻道家庄子那一派思想：放浪、任达，全凭一颗初心行事。“南帝”一灯大师曾评价周伯通，说他：“心中无名”。而无名无欲，恰恰是庄周式的道家人物人生修行的至高追求。庄子之所以能跟老子并称，成为道家之先贤，是因为他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化用到了个人修行当中，在哲学上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射雕》系列中的周伯通也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武功也许不如其师兄王重阳，但在个人修行上，却更接近那种“返璞归真”的境界。然而，正如王重阳早晚会死，《九阴真经》的魅力迟早会吸引其他武林群雄过来抢。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在历代中国都只镇得住一时，镇不住一世。一旦时机成熟，迟早要出现一个“大有为之君”，试图利用积攒的国力，搞点事情。这时，被道家镇住的“治民术”自然会被其他思想流派抢走、利用。《射雕》里抢《九阴真经》抢得最卖力的，是“西毒”欧阳锋。而现实中，对“治民术”最追求的，是法家。所以欧阳锋暗喻的是法家思想。
欧阳锋的锋字里有金，五行中的金也对应白色（白驼山）、西方。
欧阳锋来自西方，而中国最早一个靠推行法家思想强盛、统一的帝国，是某些人口中的“大秦”。“东出”的欧阳锋为了抢《九阴真经》不讲道德、不顾底线、无所不用其极，是“五绝”当中唯一一个肯与大反派完颜洪烈合作的。法家从来不讲什么道德观和人文关怀，为了帮统治者达到“治民”的效果，把理论发展得非常没有底线，更从不考虑其所服务的君王有没有统治的正义性。“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简单地说，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君主把民众当成奴隶来对待。“一君而万民”的理想，不过是一种普遍奴隶制。而在小说中，金庸给欧阳锋安排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局——他阴差阳错得到了“改版”的《九阴真经》，“倒练神功”，结果反而神功大成，在华山论剑中成了“天下第一”。但代价是他疯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让这个天下第一争得毫无意义。“治民术”和国家强盛的最终目的，本来是为了让民众安居乐业。但法家思想为了强求“治民”“强国”，反而得出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主张，认为只有把民众都逼得苦哈哈的，国家才能强盛。一切治国思想的出发点，应当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幸福，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人民的幸福，那么一个国家即便强盛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历代法家思想家、酷吏，最终的下场往往都比欧阳锋这个老毒物还惨，不是作法自毙、就是被“大有为之君”用过之后弃如敝履——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法家思想的那种冷酷无情、急功近利，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毒害，却是长久留存的，比“老毒物”欧阳锋的遗毒，何止狠上千万倍。而正如欧阳锋是“天下第一”一样，法家也确实成了历代王朝统御民众的真正心法，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法家确实是中国传统各派思想中某种意义上的“天下第一”。相比之下，北丐洪七公的隐喻比较难解，他代表的其实是儒家。
洪这个姓里有三点水，七这个字的繁体柒，也有三点水，水在五行学说对应黑色、北方，也暗喻了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
我初看《神雕》时，一度误认为洪老帮主是道家的隐逸支派的代表。因为他生性豁达，放荡不拘。“我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只要是大奸大恶，人杀了就杀了。这么勇于任事，当然是典型的儒家思维。套用这个思路回看，你会发现金庸在书中的暗示简直不要太明显，洪七公除了武功高超、行侠仗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吃，见到好吃的就走不动道。这显然是在向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癖好致敬。小说中，黄蓉说动洪七公收郭靖当徒弟的“诱饵”是给他做好吃的。说白了，这是俩吃货高人，收徒弟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俺好吃的。至少在写《射雕》时，金庸对儒家的评价很高，在小说中一开篇他就借丘处机之口把武林高手点评了个遍：“黄药师行为乖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欧阳锋作恶多端，那是不必说了。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大仁大勇之辈。只有洪七公洪帮主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我对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小说中，洪七公所执掌的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派，在现实中，儒家也确实是在后世最为发扬光大的。丐帮分为了趋炎附势的“净衣派”和特立独行的“污衣派”两派。这是在隐喻儒家后来分化出的“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两支。明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官府收编，成为“净衣”的庙堂之学。而更加自由、活泼的阳明心学，则更像是“污衣”，为中华文明保留了最后一点点灵性。而从描述中可以看出，金庸其实是更倾向于更自由的心学而鄙视教条的理学的——净衣派的那些长老，都带有强烈的明清道学家伪君子的气质。小说的主人公郭靖是洪七公的徒弟，洪七公传给他的绝招“降龙十八掌”也是非常刚猛、中正的招数。而金庸对郭靖的人物定位，也是“儒侠”——脱胎自儒家思想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他理想世界的“降龙十八掌”。南帝一灯大师是佛家的代表。这个比喻太过明显，不用废话太多。一灯大师的灯字带火，火、南方、红色，都是他的代表。与道教跟道家的关系不同，佛教与佛家思想的关系是高度的二位一体，正如大理段王爷跟一灯大师，其实就是同一个人。需要指出的是，金庸给一灯大师安排的身世，其实与佛祖释迦牟尼有几分相似：同样为烦恼所困，放弃王位，同样曾为脱离烦恼而苦修证道，成为一代大师，身边还同样跟了一批原本是其大臣的弟子。在小说中，一灯大师的一阳指，本来是最能克制西毒欧阳锋的绝招（也应对火克金），但一灯没怎么用它打过人，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他给人治伤。在金庸看来，佛家的思想是非常高深的，佛教自带的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怀，其理想是普渡世人。这种理想，从理论上说有希望能够解法家专制苛政的毒，丘处机所谓“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但在现实中，正如一灯大师无心与群雄争锋一样，佛教思想最终没有机缘成为中国各派思想中的统御力量。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西方那般的宗教社会，佛教在中国一直被压制在中下层社会，仅仅成为下层民众抚慰其精神创伤的安慰剂——正如黄蓉危难时要找一灯大师治伤。中国真正成思想体系的理论“大宗”，只有儒墨道法释这五家，以这五家对应五绝，我很想说黄药师应该代表了墨家，但小说中似乎又不是这样。黄药师，名字里两个字都带草字头，他的妻子冯蘅、女儿黄蓉也都字中有草木，暗示了五行中的东方、青色、属木。的确，如果强行把黄药师与墨家进行比拟，倒也可以找出很多相似之处。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唯一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感点兴趣的一家。而黄药师这人，也是武侠世界中难得的“物理大师”，你看他女儿黄蓉在落霞岛上是怎么坑欧阳克的，什么杠杆原理、轮轴原理、浮力定律，基本能用的都用上了。而黄药师与梅超风等一众弟子的关系，与其说像师徒，倒不如说更像墨家的“钜子”与门徒之间的关系。墨子在设计他的团队时，就是要求门徒对钜子保持无限的忠诚和绝对的服从，钜子一声令下，门徒们必须“赴汤蹈火，死不旋踵”。黄药师的弟子对他保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宗教式的忠诚。而黄药师爱钻牛角尖、把儒家礼法看成狗屁的性格，也确实跟墨子有几分类似。不过，与墨子崇尚“兼爱”“非攻”不同，黄药师的性格是极端自我、自傲的。如果硬要比拟的话，他倒更像是“一毛不拔”的杨朱。那似乎又是墨子的反面。不过这些都无妨，因为正如黄药师虽然武功深厚却隐居桃花岛不出山一样，在中国先秦“儒墨道法”这四大显学流派当中，墨家是唯一一个迅速在主流思想中销声匿迹的。墨家的销声匿迹，就是因为它跟黄老邪一样“性格古怪”——它的思想特质与中国其他流派的思想都格格不入，别人无法理解它、它也无法理解别人。也许金庸想用黄药师代表的，是包括后世墨家思想继承者在内的一切隐士，这些人学了一堆奇门异术，但看着其他各派人士打成一锅粥，却不下场，隐居起来自得其乐。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绝”在《射雕》的武侠世界里为了《九阴真经》而激斗。墨、法、释、儒、道，这五大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如何治国治民而争吵不休。但是，金庸写到，所有这些江湖里的激斗，在另一种历史大势面前，都将面临一个猝然的落幕与终结。在北方，一位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已经横空出世，他要一统天下，改天换地。蒙古人的快马弯刀、强弓利箭，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中原武林的武学逻辑，那是一种更凶狠、更野蛮、也更加势不可挡的末日浪潮。他说，将有这样一个大侠横空出世：他以儒家为本，自佛家得救，以道家为友，与法家为敌，兼收墨家之机巧，试图匡扶世道。而在小说的结尾，这位大侠明白，自己倾尽毕生所学，也救不了天下，但至少还想“救一城百姓”，于是策马去了襄阳。但这座城市，在“大汗”的兵锋前，能因为这个“大侠”的存在多支撑多久？主人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作者在书中算得也非常清楚——从郭靖到他儿子郭破虏，也就两代人、三四十年的时间。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大侠打不过大汗，这总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襄阳终究会被大元所攻克，这样的大势无法被一个人所阻挡。无论他是有儒生气的侠客，还是做着侠客梦的儒生，也无论他是否真的习得了各门各派的武林绝学。《射雕》，一个暗喻了中国古代思想相争与结局的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