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评点在明清两代的历史发展

《文选》评点自明万历年间萌兴，至清末归于消歇，绵延300余年，跨越了两个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极不相同的朝代，在两代有着明显不同的发展际遇，但同时它又经历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

一、《文选》评点在明清两代不同的发展际遇

明、清两代产生的《文选》评点著作，数量大体相当，但《文选》评点在两个时代的发展际遇却甚是不同。

明万历年间评点大盛的背景，是促使《文选》评点萌兴的重要原因。评点兴起之初，主要应用于诗文，至明万历年间，开始被推广于各种文学领域，评点之风大盛。经学方面，单就《诗经》的评点而言，“明代万历以后的几十年间……出现了大批评点《诗经》的著作和不同的研究流派，同时还诞生了足以代表这个时代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批'名家’”[1]299。小说评点开始萌兴，并且在短时间内其“形态特性、宗旨目的等方面都逐步趋于稳定”[2]28。戏曲评点出现并蓬勃发展，从万历前期到明末，产生了150种左右的各种戏曲评本[3]11。孙琴安从四个方面概括了明中后期评点“全面繁荣和空前发展”的状况：评点队伍空前壮大、汇评和集评本层见迭出、评点合刻本纷纷问世、小说评点空前崛起[4]107。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文选》评点于万历年间诞生了。

一些《文选》注释、评论著作的出现是《文选》评点兴起的直接诱因。对《文选》评点产生最明显影响的两种著作是宋元之际方回的《文选颜鲍谢诗评》和元末明初刘履的《选诗补注》。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已具有后世评点著作的雏形，品评也每有会心之处，给后世评点者较大启发。刘履《选诗补注》形式上与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颇类，而且每诗之后的注释文字中一般都包括对诗歌深层意旨的挖掘和对作品的赏析，如评谢灵运《酬从弟惠连》：“此章既叙初别悲恋，及别后倾想之怀，及述来诗所言辛勤风波之事，而其情思优游，咏叹无穷焉。”[5]详析选诗，体会作者用心，这与后来《文选》评点著作的惯常内容亦并无二致。它们都是《文选》评点著作的先声。

《文选》评点的萌兴还与当时文学发展状况有一定关系。前后七子提倡秦汉古文、汉魏诗，促使人们重新重视《文选》，吴中士人的提倡则使读《文选》的士子多了起来。吴中士人一直有偏尚绮丽文词的传统，王世贞云：“吴中祝允明始仿诸子，习六朝……黄勉之出潘、陆、任、庾，整丽而不圆……晋江、毗陵藻棁六朝之华，昌谷示委，勉之泛滥。”[6]1025《文选》正是他们学习六朝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且祝允明、徐祯卿、文征明、唐寅等大都藏有旧刻《文选》多种，一遇佳本便争相传阅，直至今天还存有经他们题跋的《文选》刻本。现代学者雷磊更认为，吴中士人的提倡已成为以杨慎为代表的“六朝派”的先导，而杨慎谪戍云南以后，云南、四川两地也渐渐培植起学习六朝初唐的风气[7]。

科举考试也一定程度推动了《文选》评点的发展。明代科举考试除八股文外，还考策、论、表、判等，而读《文选》对写作这类文章亦多有裨益。要研读《文选》，必然欢迎《文选》评点著作，因为“评点既提供了作家的作品，使读者可以阅读原著，而不像诗话一样单纯是批评家的感想与评论；评点还提供了批评家的评论圈点，这样比一般的选本总集又多了一种借鉴”[8]238。明中后期一大批文人倡导“以古文为时文”，不管是七子派、唐宋派还是公安派，都主张通过加强古文的修养来挽救日益靡弱的时文。《文选》评点者如孙鑛、郭正域等，都是出名的时文作手，他们评点《文选》都或多或少有助人举业之意。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文选》评点的产生、发展。但不可否认，这种推动作用只体现在对写作时文及文学艺术有一定追求的士子中，明代相当一部分普通士子不读《文选》，确也是不争的事实。祝允明曾言：“自士以经术梯名，昭明之《选》，与酱醅翻久矣。”[9]6这种情况在明代一直延续：

明尚经术，学士非六籍不谈。凡诸柱下所藏，不少概见。新都，故文献国也，都人士犹知昭明。[10]463

近代俗学盛行，刘辰翁、李卓吾之书，家传户诵，即短长《世说》，亦不复举其全书，而况于《文选》乎？又况溯《文选》而上以之于六经三史乎？[11]这种现实，并不利于《文选》评点之风的兴盛发展。

与明代不同，清代各层次士人普遍重视学习《文选》，是《文选》评点在彼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明代文人学习前人文学遗产往往专主某个时期，清代文人虽对特定时代的文学亦有偏好，但他们的偏好几乎都建立在博通的基础之上。《文选》所代表的较长历史时期自然为他们所重视，如朱鹤龄、冯班、施闰章等都明确提倡阅读《文选》。另一方面，清初帝王皆稽古右文，对普通士子博学好古风习的养成起着重大作用，如康熙二十七年张缉宗辑刻《文选后注》序言云：“今天子好古右文，崇儒重道，以古今之文不仅科目制艺可以得人。于己未之春既设博学宏词之科，擢居词苑，以副史局，而第词臣优绌，时以诗赋考较轶材。于是天下向风艺林，有志之士罔不嗜古学、敦诗文，以成一代之盛。而《文选》一书，复家弦户诵于天下。”[12]可见普通士子学习《文选》的盛况。这对于促进《文选》评点的发展无疑非常有利。

但是，清代的社会环境及学风却不适合评点这种文学批评样式的生长，如林岗指出：“清初社会风气正在改变，士人如顾亭林、王船山等提倡经世致用，力纠明代的疏狂无学。加上清前中期康熙、雍正、乾隆均是有为勤政的君主，再配以防范、钳制的文化政策，文化思想方面的活泼生气逐渐沉寂；人主风之于上，士大夫倡之于下，清代社会和士林中的这种新风气本不合适评点学的生长。而清初仍然有水准相当不错的评点出现，这当然要追溯到晚明的风流余韵……由于批评的滞后，晚明评点热延伸至清初……而晚明的风流余韵一收结，评点即归于沉寂，亦无有水准的评点问世。这可证明明清之际评点学与晚明社会背景的关系。”[13]5评点这种自由活泼的批评方式并不适合在清代严谨平实的学风中生长，清代的《文选》评点之所以能与明代呈势均力敌之势，与它自身发展的惯性关系甚大。

总之，明清两代《文选》评点著作在数量上虽呈势均力敌之势，但《文选》评点在两个时代的发展际遇却甚是不同：一个是利于评点生存的学术环境，但相当一部分普通士子不学《文选》；一个是不利于评点发展的环境，但普通士子对阅读学习《文选》有较高热情。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了明清《文选》评点的各自面貌。

二、明清《文选》评点的历史发展

《文选》评点的发展态势与明清评点的整体发展态势大体一致。孙琴安称明万历年间是“评点文学的全面繁荣和空前发展时期”[4]107，明末清初是“评点文学的群星璀璨期”[4]175。谭帆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明万历年间，这是小说评点的萌生阶段；明末清初，这是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阶段；清中叶以后，小说评点之'热’有所降温，然仍平稳发展；晚清为小说评点之余波。”[2]28综观《文选》评点300余年的发展历史，明万历年间是其萌兴与发展阶段；明末清初是其发展的高潮期；清中后叶是其持续发展与总结期。

(一)《文选》评点的萌兴与发展期

明万历年间，在评点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文选》评点也萌兴了。笔者所见最早的《文选》评点著作产生于万历十年，由福建建阳书商余碧泉辑刻刊行。建阳书坊既以自宋以来就居全国之首的刻印量而名闻遐迩，又因一味追求利润、忽视质量而臭名昭著。余碧泉辑刻《文选》评点著作同样是出于商业营利的目的，其评本以当时最为流行的注本——《文选纂注》为底本，板刻力求简化，眉端评语不仅假冒名人，还出现了不少低级错误，内容以疏通串讲文意为主，比《纂注》更趋通俗简易，明显针对士子中基数最大的初学者而发。之后，万历二十四年余碧泉又有《文选纂注评苑》之刻，万历二十八年出现标名“郑维岳增补李光缙评释”的《鼎雕增补单篇评释昭明文选》，万历二十九年恽绍龙又参订而成《文选纂注评林》。后三种评本皆以《文选纂注》为底本，眉端所刻评语的主体同万历十年余碧泉刻本，只不过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增删。这四种评本构成一个系列，皆以评点为商业营利的手段，我们称其为“书商型评本”。其间，此类评本还有建阳书商余良史刻于万历二十一年的《精摘梁昭明太子文选崇正编》，标明由“翰林”蒋孟育选、“状元”翁正春评，分为上下集，收录诗、赋的上集今已不存，下集评语只是杂辑前人，亦重疏通串讲文意，实乃借“翰林”“状元”之名以行牟利之实。

书商型评本虽然质量不高，但它们是最早的一批《文选》评点著作，发行量较大，流传影响范围也较广。正是它们把《文选》评点推上了历史舞台。

万历中叶，还有几种由文人评点的评本，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是正义堂刻于万历二十五年，标名“李淳删定批点”的《选文选》。万历三十年，博古堂又有《新刊文选批评前集十四卷后集十三卷》之刻，所录为郭正域评点。与书商型评本不同，这些评本的评点者是文人个体，评点内容由以客观疏通文意为主变为以主观鉴赏评析为主，多随感而发，不成系统，甚至流于琐碎，但却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与文学性，表现出文人化的特点，它们是最初的“文人型评本”。与书商型评本相比，这些评本最大的成绩是为后世文人型评本奠定了基调，把评点从商业营利的手段变为文学批评的方式。

(二)《文选》评点的高潮期

明末清初是《文选》评点发展的高潮期。所谓“明末清初”，指的是明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这四个朝代共100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文选》评点最为兴盛的时期，表现如下：产生的评本数量最多；出现了《文选》评点史上声名最著、影响最大的两个评本——孙鑛与何焯评本；诸评本的文学批评色彩最为浓烈，包含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思想；一些评本开辟了治《选》的新途径，对“文选学”的发展具有较大意义；评点者中颇有几个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成熟的“文人型评本”是这一时期《文选》评点的主流，“综合型评本”亦占有重要地位①。

万历时期，文人参与《文选》评点，引起了书商的注意。明末清初出现了几种虽由书商操作，但亦较重文学批评的《文选》评点著作，即吴兴凌氏、闵氏相继刻印的《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卢之颐辑刻的十二家评《昭明文选》本，孙洙所评《山晓阁重订文选》。它们多采取“集评”的方式，集诸名家评语于一体，与书商型评本的操作模式一致，但它们的主体内容又是文学性的鉴赏评析，反映了辑评者的文学批评倾向，比最初的文人型评本只是随感而发的即兴式鉴赏，更显文学批评意义。这些评本既以商业营利为目的，又重视评点的文学批评价值，是对书商型评本与文人型评本综合后的再发展，我们称它们为“综合型评本”。

明末清初《文选》评点著作的主体是成熟的“文人型评本”，如孙鑛、邹思明、钱陆灿、洪若皋、俞场、何焯，陆云龙、李光地、邵长蘅、浦起龙等皆有《文选》评本流传，陆云龙、李光地、邵长蘅、浦起龙等的评本今已不存。称此时的文人《文选》评本为成熟的文人型评本，是相对于万历年间的文人型评本而言的。万历年间文人型评本的评点只是随感而发，虽属文学性的鉴赏，偶尔也会反映出评点者的某些有价值的批评思想，但总体来说，评点者并未有意识地表达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评语琐碎而不成系统，主体内容还只停留在文学鉴赏的层次。而成熟的文人型评本，虽然评本质量有差异，但评点者都有较明确的主观目的，从中可以分析出某些系统的文学观点或主张，一些评本对“文选学”还有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成熟的文人型评本在系统性、文学批评意义及对文选学的发展促进等方面，都比最初的文人型评本有更大价值，而这也正是它们“成熟”的表现。

(三)《文选》评点的持续发展与总结期

清中后叶是《文选》评点的持续发展与总结期。清中后叶是指自乾隆年间至清末的100余年时间。此期，书商和文人继续关注《文选》评点，留存下来的著作不如前一期多，质量也不如前一期，但有集大成与总结性的《文选》评点著作出现。《文选》评点走过了辉煌阶段，进入持续发展与总结期。

刻印于乾隆四年的孙人龙《昭明选诗初学读本》和乾隆三十二年的方廷珪《昭明文选集成》，皆为嘉惠初学而发。《昭明选诗初学读本》之题名即昭示着该书的刊行目的，评语并非孙氏己出，而是辑录或改编孙鑛、何焯等评而来，并无太大价值，只为初学而已。《昭明文选集成》是清代的书商型评本，受功利目的的限制，该书大部分内容与万历年间的书商型评本类似，重视疏通串讲文意。

至乾隆年间，《文选》评点已走过了萌兴、发展、高潮等阶段，进入了持续发展的时期，这样的现实呼唤着一部集大成与总结性的著作出现，于光华的《文选集评》应运而生。它集选其前30余家《文选》评点著作内容于一身，对发展了200年的《文选》评点进行了总结。《文选集评》是以汇集“《文选》评点”为目的的集评性著作，对明清《文选》评点史上的重要评家和评本，基本都有所涉及；评点形态也是题下评、眉批、旁批、夹批、总评等俱全；除孙鑛、何焯评本内容基本全录外，其他评本虽皆仅取十之二三或一二，但它涵括了明清《文选》评点的主体内容，反映了明清《文选》评点的主要精神，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著作。

与于光华大致同时及其后，关注《文选》评点的是桐城派文人群体。桐城派文人中进行过《文选》评点的有刘大櫆、姚鼐、吕璜、吴汝纶等，这表面看来是《文选》评点史上颇为可喜的现象，然而遗憾的是，桐城派文人的评点并未成为《文选》评点史上的亮点。由于不重《文选》，他们进行评点时并未投注过多精力，成绩甚是平平。但是，他们的参与使《文选》评点的历史一直拓展到清末。（赵俊玲）

注释：

①本文“书商型评本”“文人型评本”“综合型评本”的命名参考了谭帆先生《古代小说评点简论》一书，但内涵与彼不甚相同。

参考文献：

[1]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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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履．选诗补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王世贞．艺苑卮言[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7]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J].文学评论，2006(2).

[8]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9]谢建华．唐寅[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

[10]汪道昆．文选序[M]//太函集．合肥：黄山书社，2004.

[11]钱谦益．文选瀹注序[M]//闵齐华．文选瀹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2]张缉宗．文选后注[M].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13]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