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叛乱始末（1）：陈胜吴广起义其实是战国末期叛乱潮的终结
在国内，以秦朝统一中国为题材的优秀影视作品并不是少数，包括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
在上述影视作品中，编导人员通常把秦始皇统治下的秦国描述为一个雄壮有力、井然有序的王国，通过国力、文化、制度上的碾压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东方的腐朽王国。
笔者在年轻时看到这些影视作品时就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
这样一个雄健严密的国家机器，为何在战争结束的12年以后就迅速崩溃呢？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年轻的时候曾认为是秦二世及赵高等人的个人行为所致，之后又认为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的某些孤立的行为所致。
之后，笔者在阅读了杨宽先生的《战国史》及《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发现以前的想法存在误区。
从历史角度来讲，秦国本身是一个拥有7个世纪寿命的老迈王国，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糜烂现象，到战国末期秦国的地方上出现有持续不断的叛乱潮。不过，绝大多数影视作品不着重表现这一点。
下图为公元前246年-前221年秦国地方叛乱的大致范围。
原图出自布哈林的战国示意图
图中所示，为晋阳叛乱、屯留叛乱、长信侯咸阳叛乱、新郑叛乱、苍梧叛乱、昌平君鄢郢叛乱的大致范围。平均4年就有一次叛乱，其中，长信侯叛乱甚至有20位中央重臣附逆（注）。
补充一点，昌平君叛乱中“鄢郢”的具体位置有争议，胡三省先生认为是鄢陵、郢陈，杨宽先生认为是郢都、陈邑，在图中分别用白色圈出。
另外补充一点，如果杨宽先生的说法成立，昌平君的叛乱范围应南至郢都、北至淮阳，中间的宛城一带大概率附逆，具体范围要大于上图所示。
（注：有关长信侯叛乱，某纪录片称其因没有虎符而未能调动秦国军队，这应当是编导人员能受到了某电影的误导。《史记》原文明确有记录，秦国地方军队及王宫禁卫军团重臣参与了这次叛乱。）
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廷先是平定了苍梧叛乱，后是以流动朝廷的形式巡视天下，暂时遏制住了地方叛乱的潮流。
不过，到了始皇帝末年，地方叛乱的势头再度死灰复燃。
“荧惑守心”，“始皇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在一切光怪陆离的谣言背后，是皇帝的震怒和御史的不作为。
始皇帝逝世的9个月后，帝国的一支军队在大泽乡叛乱，叛首据称是“秦公子扶苏”，二号头目据称是“楚将项燕”。不久之后，叛首“扶苏”被叛军拥立为楚王。接下来，叛变的大军向着三门峡一带挺近，其中一支偏师直驱咸阳。
在打通战国和秦代的断代史局限以后，我们就会发现：
秦末“农民起义”并非孤立的叛乱事件，而是秦国自战国末期叛乱潮的终极产物。
那么，历史中战国末期的秦国叛乱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千古一帝又是如何驾驭这一老迈糜烂的王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一战争？
在下文中，笔者会对战国末期至秦末的叛乱始末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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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吕思勉《秦汉史》，不参考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
其中的部分内容与文学或影视作品区别较大，请认真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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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潮前夜：公元前266年-246年
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在梳理秦灭六国战争始末时介绍过这段时期的历史。
一些看过笔者秦灭六国始末的朋友最好也不要跳过这一段。在这一节中，叙述重点会以叛乱潮为中心，在认真阅读后有利于对后面内容的理解。
宏观上的秦灭六国战争是从自公元前266年开始的。
是年，秦相魏冉下台，秦廷将战略转变为“远交近攻”，由此出现了统一战争的趋势。
下图为魏冉执政26年留下的政治遗产。
如图所示：
左红框为河东地区，原属魏地，于伊阙之战后被魏廷“割让”给了秦国——需要说明，魏国在此战之后实际并未从河东完全退出，秦魏之间仅就安邑的争夺就持续了至少有30年（阙与之战期间，魏将公子咎曾率领精锐部队入驻安邑）——不过，此役无疑动摇了魏国在河东的统治，自此函谷关侧翼的威胁被基本扫除；
下蓝框为南郡地区，原属楚地，于鄢郢之战后被秦军夺取——同样需要说明，楚军在此战当中并未被彻底击败，楚廷在东迁后立即集结东方军队收复了富庶的泗上地区，而后向西攻取了“江南”十五邑（今巴东地区），自此秦巴郡与南郡被切断——但是，此役仍将楚廷赶出了江汉平原，自此武关以南的威胁被彻底清除；
右白框为秦国在卫国周边的飞地群，原属齐地、宋地、魏地、韩地，主要在五国伐齐和七攻大梁期间夺取——也需要说明，在魏冉执政末期，东方最大的飞地陶邑已经有向“万乘”规模发展的趋势，秦廷几乎在魏国背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宋国”——表面上看，上述飞地对秦国国力的提升并不大，但它完成了对魏国这一纵横发动机的包围，为秦军之后的东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交支点。
截止到这一时间节点，秦国在列国间的优势已然十分明显。首先，秦国的边疆防御已基本完善，列国很难通过正常的军事手段威胁秦国的核心地带。其次，秦国的体量已十分庞大，几乎吞并了整个西中国。最后，秦国还夺取了外交上的主动权，韩、魏等国所高度依赖的外交空间被秦国严重挤压。纵使我们不能说秦国具备了灭六国的条件，但此时的秦国也已基本立于不败之地。
在讲完公元前266年的背景以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一年，魏冉被驱逐回了封国，归陶时带走的财物装满了上千辆马车。
下图为魏冉归陶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魏冉相对可能性较大的路线为出函谷、经陕邑、入二周、过荥阳、横穿魏境，最终抵达定陶。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魏冉会选择其他路线，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要穿过至少两个诸侯国的国土。
现在我们要想这么3个问题：
上述财物是否为魏冉的合法所得？
如果不是，为什么秦廷不对其进行清算？
当时运输的车队已经达到了一支中型军队的规模，为什么列国会容忍魏冉从境内穿过？
答案只有两个字：
纵横。
自战国中期以来，国无定交，列国之间的同盟变化十分频繁，在这种复杂的外交环境下出现了士无定主的特殊现象。
有关“士无定主”的表现并非单指有士人在列国间频繁更换门庭。
在当时，常有一些重臣利用自身在他国的外交资源挟以自重。比如，张仪挟魏自重，樗里疾挟韩自重，楼缓挟赵自重，吕礼挟齐自重等。
到了战国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重臣同时效力于多个诸侯国的情况。比如，乐毅是魏臣、赵相、燕卿，田单是齐相、赵相。
现在把视线拉回到魏冉身上。
在魏冉倒台的时候，秦廷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以后由谁来守陶邑、宛城、新城等战略要地？
注意当时的大环境，士无定主，郡县的长官未必老实，朝廷必须把中央重臣分封到一些战略要地互相牵制才能相对稳当。
而且，上述城邑均处于十分敏感的地区，不可避免地要频繁和周边的诸侯国打交道。
魏冉及楚系外戚集团把控连横长达26年，积累的外交资源不可低估。在这种局面下，秦廷令魏冉等人镇守封国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由于处理相关事务总是需要钱的，秦廷不对魏冉等人进行经济上的清算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韩廷、魏廷免不了也要和秦国封君打交道，不对魏冉的车队进行阻拦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当然，以上论断并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无外乎不想管、不敢管或者管不了的三者之一。
秦廷此举向天下士人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不言而喻。
公元前266年至前258年，秦廷在秦相范雎的规划下施行“远交近攻”。
下图为“远交近攻”时期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魏、楚三国联盟，其中魏国未实际出兵，楚国向东攻击鲁国；
黄圈为赵、齐、燕三国联盟，其中齐、燕未实际出兵；
紫箭头为秦将白起对韩陉城的攻击，声称斩首50,000级，范雎提出“勿独功其地而功其人”正是在这段时期；
红箭头为秦将五大夫贲、王龁、王陵等人对上党及邯郸的攻势，声称斩首400,000级（一说450,000级），最后在邯郸城下暴师一年半，最终被魏、楚联军击破；
黄箭头为赵将廉颇与秦军的抵抗。
在图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
秦廷的“远交近攻”其实是单方面地近攻韩、赵，所谓的“远交”不过是和魏、楚保持一种默许的暧昧关系。
在这段时期，秦国先是单方面出兵去消耗韩国的有生力量，而后又单方面出兵和赵军打了整整7个月，似乎从未担心自身消耗过大可能引起的政治风险。
等到了邯郸之战的17个月期间，这种怪诞变得更为突出。
下图为邯郸之战期间的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赵都邯郸；
红箭头为秦军的大致攻势；
白圈为魏国重臣邺邑；
白箭头为魏国以助秦攻赵为名攻取的伊是。
从图中可以看到，魏国所攻取的伊是正位于秦军在上党一带补给线的中心地区，已经表现出要从背后捅刀子的意思。同时，秦廷方面也有所警觉，命令张唐攻击魏国，只是因为后方有守将擅自逃脱而作罢。
在这种局面下，纵使秦廷的统治者再昏庸也总该意识到邺邑方面的对前线围城部队的威胁。然而，秦廷在此时没有任何动作。
公元前258年，魏国在荡阴（位于邺邑以南）一带的军队突然出动，击败了邯郸城下疲惫不堪的秦军。之后，楚国与魏军会师，向秦国的河东地区挺近。
下图为邯郸之战后的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魏、楚联军攻秦的大致路线，在邯郸解围以后，联军在汾城击败了王龁的军队，而后向安邑以东的虞山移动，引起了安邑方面的恐慌；
黄箭头为战后列国的兼并，韩复上党，魏吞陶、卫，楚国灭鲁，燕取昌壮；
图中上方赵境内的蓝圈为鄗邑，为魏国重臣魏无忌在赵国的食邑。
有关魏无忌在赵国的食邑需要特别说明：
在战争结束后，赵廷曾计划割让给魏国5座城邑作魏无忌的封地，似乎有打发魏无忌回国的意思，而魏无忌则以得罪魏王为由想要留在赵廷——至于这样一位权势熏天的重臣执意赖在一个只剩半口气的诸侯国，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最终，赵廷被迫接受了魏无忌，并容忍其在邯郸对平原君的门客大肆兼并。
在这段期间，秦相范雎运作了秦王对重臣白起的赐死。
公元前256年至前255年，秦廷向魏、赵、韩、周又一次发起了反攻。
图为这一阶段的形势。
如图所示：
上黄箭头为对赵的进攻，当时秦军宣称斩首90,000级，而后被赵将乐乘击败；
中上黄箭头为对魏的进攻，攻取了安邑东部的虞山，大抵恢复了河东全境；
中下黄箭头为对周的进攻，灭掉了周天子所在的西周国；
下黄箭头为对韩的攻击，当时秦军宣称斩首40,000级；
红圈为魏、楚联盟，尽管此时两国之间的关系因瓜分泗上而存在隐患，但面对秦国灭周，魏、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时火并；
白圈为遭到秦国又一次攻打的韩、赵两国，由于自身实力遭到了进一步削弱，不可避免会对魏国产生进一步依附。
特别注意此时魏国的体量：
图中3个黄圈分别为卫、郑、宋在春秋全盛期的大致范围，魏国约占领其各自的2/3，在吞并陶、卫之前领土就在“六百里”以上。表面上看，魏国的领土并不广阔，但全部均为中原的富庶之地，实际国力是相当可观的。
可以说，秦国几乎是抬着魏国成为三晋之主，又求着楚国千万别和魏国发生火并。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秦国河东守王稽因通魏被诛，“与诸侯通”，这里的“诸侯”当然指魏国，秦相范雎被牵连，“王稽、张禄死”。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
王稽和范雎到底是谁牵连了谁？
直白点说：
范雎在执政时期所运用的“远交近攻”策略，其背后真正的政治诉求是什么？
再直白点说：
范雎是否和苏秦、郭开、郑国、后胜一样其实是他国的间谍？
客观来说，范雎很有可能不是间谍。但也要从客观角度来说，范雎确实干出了间谍才想干出的事，甚至干得更好。
尽管没有人能够确定秦相的真实立场，但其行为已经传递出了一个足够明确的信号——秦相叛节的可能性存在的。
当所有人意识到秦相叛节的可能性之际，由中央渗透到地方的趋势就已不可避免。
注意，范雎的疑似叛节并非孤立出现的情况。
早在秦惠文王初期，大良造商君就在封地叛乱，之后武信君在秦魏间首鼠两端，严君在国内外阴奉阳违。到了秦昭襄王一朝时，季君叛乱，甘茂叛逃，穰侯擅权，应侯难测。等到了始皇帝前期，国内的一班封君公然接受他国贿赂的封地，秦相文信侯甚至在国都以“一字千金”炫耀权势——从《吕氏春秋》的行文来看，该作明显没有达到如此之高的文学水准——俨然就是“指鹿为马”的预告片。
当朝堂已经糜烂到如此程度之时，地方上的叛乱趋势业已失去了最后的节制力。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逝世，东方列国趁此时机大肆火并。
图为秦昭襄王逝世后列国的火并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燕攻鄗、代，另外还同时攻取了聊城；
红箭头为赵攻蓟都，魏攻平陆，楚攻齐南阳。
约在这段时期，赵、魏、楚三国应当意识到吞并燕、齐这种体量的大国的可行性，而燕、齐方面则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秦国在西方的牵制。
公元前248年至前247年，秦国开始干涉列国在东方的兼并，它先勾结燕国，引发魏、赵攻燕，同时从另一个方向大肆出击，发起了新一轮的大战。
图为秦庄襄王末期的战争形势。
如图所示：
紫箭头为魏、赵攻燕的大致情况，当时赵廷遣赵相廉颇“助魏攻燕”，此举似乎在表现魏、赵之间的主从关系；
黄箭头为秦国的攻势，当时秦军北取晋阳，中取上党，南取东周、荥阳，而后渡过黄河向大梁挺近；
白箭头为以魏国为首的联军反击，当时魏无忌归魏，率五国联军一直将秦军追至函谷关，而后突然对韩国的管城（今郑州市）发动进攻——按照魏无忌的说法，他攻击管城的理由是防止以后秦军水攻大梁，但你只要看一下韩都新郑在哪就应该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红箭头为之后楚国对魏国的进攻，至于火并的原因不详，要么与双方在泗上的摩擦有关，要么与发现魏国有吞韩意向有关，最终楚军被击退。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重要信息——列国对收复失地并无兴趣，他们的更大兴趣在于彼此的兼并——列国对上党、河东、二周、南郡这些失地均提不起任何兴趣。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想来原因有三：
其一，上述地区本身因为临近秦国而不好防守；
其二，魏、韩、赵、屈、景、昭一类的大望族正是盘踞在上述地区，想要有效统治该地的成本偏高；
其三，从目前的表现来看，秦廷对上述地区的统治也明显疲软，所以列国在一定程度上持无所谓的态度。
有关第三点作一些补充：
在秦惠文王一朝时，秦廷就表现出了对大面积新占领地消化上的无力。秦灭蜀之后，秦廷虽以羁縻和赐爵的方式进行了妥协，但蜀侯与蜀相在当地依旧频繁叛变。到了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对河东的吞并耗时了整整30年，即使如此也未能得到晋人的认可，当地士人在秦末迅速归附于魏王豹。此外，秦国对南郡的统治也不理想，甚至在占领南郡的半个世纪之后，南郡守腾在上任时依旧发现秦法并未被当地贯彻。
特别注意：
魏、楚两国均为集权政治发展较早的诸侯国，且都有统治大面积领土的经验——魏国在相当一段时期领土分散在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境内，横向跨度近600公里，并被韩、赵等国分隔；楚国自战国中期以来领土西起今重庆市，东至今江苏省，各地之间有山川分隔——但两国在战国时期始终都能保证相对较高的集权程度（注）。
（注：再度重申，本文不参考“楚国分封制”的历史发明。）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魏王或楚王，你在魏廷或楚廷亲身感受到一个糜烂的朝廷是什么德行，也知道秦廷同样糜烂——在你世代相传的政治经验下，你是否看好秦廷对远方领土的统治？
至少从公元前247年的战争表现来看，魏、楚之君有足够的理由不看好这一点。
在上文中秦庄襄王时期战争的示意图中可以看到：
秦军在河外被击败以后，一路败逃至函谷关。那么，在这段路程中秦军是否有重整的机会呢？首先，秦军在退至荥阳时本可利用东部的魏长城及河内的支援进行防守；其次，秦军在退至成皋时本可利用虎牢一带的地利进行防守；再其次，秦军在退至雒邑时本可利用孟津的渡口防守；最后，秦军在退出雒邑后，本可利用陕、焦两座双子城与背后的曲沃（南）防守。但最终的结果是秦军一溃千里。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荥阳、河内、成皋、雒邑、陕邑的地方官究竟在做什么？
如果说公元前247的战争有足够的理由让魏、楚君主不看好秦国对东方领土的统治，那士人是否也会跟着不看好呢？
这一点并不好说。
在范雎执政时期，荀卿曾游历过秦国，对秦廷的官僚系统发表过这样的评论：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从荀卿的见闻来看，当时秦国的官僚系统有以下特点：
其一，地方官吏的服从度较高；
其二，中央重臣并未出现结党攻讦的情况；
其三，朝廷的办事效率高得惊人，相关事务均可在当日完结。
最终，荀卿感慨说，“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可以说十分看好秦国。
有关以上内容存在有一个问题：
在范雎执政时期，秦廷的派系斗争十分激烈，且大搞裙带关系，荀卿所说的“不比周，不朋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注意荀卿的身世：
荀卿本为赵人，有相当一段时期在齐国任稷下祭酒，之后被楚相黄歇请至楚国任兰陵令。
从人生轨迹来看，荀卿游历秦国的时间节点应在范雎执政中期，此时秦廷内一派独大，所以自然会看到“不比周，不朋党”的表象。
说在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一派独大之下服从和效率，是否是一件好事情？
在地方，表面上“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可一旦形势不对，河东郡基层官吏马上就对郡守王稽展开陷害；
在中央，表面上“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但只要局势有变，蒙骜立即对秦相进行攻讦；
在朝堂，表面上“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然而结果却是整个国家机器开足马力去把全部战争资源投入到一场又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
所谓“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纵使一派独大能够带来一时的效率，但由于它既缺乏竞争，也缺乏矫正，更缺乏节制，其背后的政治隐患着实惊人。事实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齐、晋为了争霸而强化执政大臣的权力，楚、宋则设置一系列复职以牵制执政重臣，表面上看“执政众而乖”影响到了朝堂的效率，但结果却是“（楚人说）诸侯唯宋事其君”——就最终的结果来看，宋国到底还是因为牵制失衡导致了“戴氏篡宋”，楚国则在短暂动荡后以屈、景、昭三氏相互制衡而始终保持着王权的稳固。
估计有些朋友看到这里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按道理战国时期的士人都应该十分清楚这个道理，可为什么荀卿这样贯通古今的学者竟然会如此推崇呢？
这就要从当时的社会风气说起了。
在战国时期，“士无定主”的投机之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尚贤礼士”的风尚。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礼崩乐坏的终极版本正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彻底崩溃。虢公长父之乱以后，共伯和干王位开启了贤臣代君的先河，经过之后四个世纪的演化，最终在战国前期形成了尊贤禅让的思潮。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王室、公室对君位的垄断力开始出现松动，诸子百家（注）公开表示君主应该把君位转让给贤德之人。到了战国后期，这种观念进一步加强，最终化作大泽乡划破长空的时代最强音。
（注：此处“诸子百家”并不绝对，比如，医家的“君臣观”明显较重，这是因为医家需要“君”、“臣”等词汇描述客观上的生理、病理、药理规律，上述自然科学规律并不会因社会变迁而改变。）
解释完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后，我们就会发现：
荀卿在游历秦国以后给出的评价应该至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士人的观念——这部分士人所在乎的是士人在职位上是否能够顺顺当当地展开工作，士人组成的官僚结构是否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运转，至于公室和国家能否延续下去其实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找到了战国末期一系列乱象背后的端倪。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逝世，太子政即位，是为始皇帝。
随之而来的是叛乱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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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狂潮：公元前246年-公元前2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