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暗投明奔坦途——开国中将孔庆德回忆1930年六安兵变投诚红军
一九三O年十二月，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军四十六师的队伍从安徽六安城南三十里左右的独山溃退下来，有两个旅部和一个团的兵力躲进了六安城。当时，我就在这个团的二营当通信兵。
一天中午，我们营部几个通信兵正躺在营房旁边的广场上晒太阳，议论着在独山和红军打仗的事。忽听班长在远处喊道：“孔庆德，魏营长叫你去!”我心里纳闷起来：营长过去有事都是找副官，找班长的时候都不多，今天找我一个通信兵干什么呢?虽说营长脾气好，但今天直接叫到自己头上，总担心出了什么事，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朝营部走去。
“孔庆德，你们都在背后谈些什么?”我一进营部门，魏孟贤营长就瞪着眼睛劈头问，我一时竟答不上来，只是支吾着。不一会儿，营长严肃的脸上显出了一丝笑容，说：“你们又在嘀咕独山打仗的事，是不是?”
“是。”我只好照直说。“兄弟们都谈论些什么?来，谈一谈。”营长态度缓和了些，诚心要我谈。
于是，我就毫不顾忌地对他说：“长官不是说红军杀俘虏吗?弟兄们都说，咱们开到独山有两个旅，才撤出来一半，被红军捉去的一千多俘虏，可能都被枪毙了，或者挖个坑都活埋了。”我说到这里，营长笑起来了。突然，他收敛了笑容，问我：“孔庆德，你信不信?”我犹豫着。
营长笑了笑说：“你呀，你呀，真是个小娃子，脑子想得太简单了。弟兄们还说什么?”魏营长对兄弟们一向很和蔼，于是我就大着胆子说：“弟兄们都说，我们好像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上司好几个月不发饷，饭也吃不饱，还常挨打受气，我们都不想再……”
正说到这里，传令兵送通知来，叫二营马上集合，去参加全旅官兵大会。在全旅官兵大会上，旅长嘶哑着嗓子训话。他除了训令全旅“精诚团结，为党国尽忠”之类的话外，还大声疾呼：“官兵们，我们成百上千的弟兄，被红军捉去杀害了，我们要悼念他们。”最后，他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要想活下去，就不要当俘虏，给我杀光这些土匪!”
散会后，我跟着魏营长走在营的队列前面。他走得很快，我常跟不上他。突然，他放慢了脚步，扭过头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孔庆德，你怕当俘虏吗?”没等我说什么，他独自“哈哈”地笑起来，弄得我莫名其妙。不一会儿，六连跟了上来。六连连长蔡凤玉和魏营长并肩走着，他小声地对魏营长说：“他(指旅长)还悼念呢!”说完，他俩“哧哧”地发笑，我越发像装在闷葫芦里。
没隔几天，我们几个通信兵正在城南关溜达，突然，见南面好像走过来一大队人马。我们都朝那里望去，走近一看，不是什么队伍，原来是一列长长的担架队。大家都感到奇怪：自从上次和红军打仗到现在，没有再打仗，怎么现在又下来这么多伤兵呢?
大家七言八语地猜想起来：“是不是被红军杀死的俘虏又抬来吓唬我们啊?要不，哪来这么多担架呀?”担架队到南关停了下来。我们都好奇地围了上去，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围满了。只见上面躺着些伤兵，伤口上面都扎着雪白雪白的绷带。有人说，是红军派老百姓送回来的。
看见这情景，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像木头桩子一样站在那里。靠近我的一个伤兵，看见我们吃惊不解的样子，便从担架上挣扎着坐起来，说：“红军照顾我们，给咱端水喂饭，医伤口。我们和红军的伤员住在一起。他们看我们伤口快好了，就雇请老百姓送我们回来，还发给我们每人十块大洋。没有挂彩的人也发给路费释放了。临来时，红军还欢送……”他抽咽得说不下去了，我们也被感动得眼圈都挂着眼泪。
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弟兄疑惑地说：“那我们长官为什么说红军杀俘虏呢?”这个伤兵弟兄扬了扬手接着说：“人家红军才不坏呢，那真是老百姓的队伍，打土豪，除劣绅，给穷人撑腰。”其他的一些伤兵弟兄也插上来说：“人家红军里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真是些好人啊!”
伤兵回来的消息，像一声春雷，霎时震动了全城。驻在城里的两个旅部和一个团的弟兄，整天乱哄哄地谈论。那些当官的也进进出出，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们二营营长魏孟贤和六连连长蔡凤玉，特别忙碌，一会儿叫我找这个，一会儿又叫我找那个。有时两人一谈多半夜。开始我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后来我才知道，魏孟贤营长和蔡凤玉连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这个部队中，秘密地进行了许多工作，利用各种方式，联络了一些军官，准备待机举行兵变。
独山战斗之后，敌人内部混乱，军心动摇，正是瓜熟蒂落的大好时机，便决定把部队拉走。这时，六安城内驻着两个旅部和我们这一个团。要走就必须首先把旅部搞掉。为此，魏营长便去找一营长，联合他共同行动，这个营长是他的拜把兄弟，自称身体不好，偷偷地跑到后方去了。魏营长只好连夜去找一营副营长。这个副营长平时和孟营长交情较深，思想也比较进步，答应率领一营的弟兄配合行动。
和一营串通好后，魏营长、蔡连长和一营营副，连夜在二营营部开会，商讨部署。他们一致认为，三营营长反动透顶，是团长的忠实走狗，要搞掉团部和旅部，必须同时攻打三营，否则，即使打下旅部和团部，也难以走脱。于是，便决定一营去攻打三营、旅部和县政府；我们二营去攻打团部和混成旅旅部。
行动计划确定以后，魏营长立即派人去与红军联络，争取红军的支援。第二天，联络的人回来报告说，红军已决定集中兵力攻打新集，以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暴动。魏营长又召集紧急会议，当即决定十二月二十九日夜晚，趁阴历年关前夕，上司们都在花天酒地的时机开始。
二十九日下半夜四点钟，夜深人静。北风凛冽，雪雨纷飞，好冷的天气啊!我们一、二营紧急集合到城南关，在雪地里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和一、二营全体官兵大会。在会上，魏营长用激昂的声音号召大家说：“弟兄们！现在已经到年关了，可是上级还不发饷给我们，饷都叫旅长和团长给扣下存到银行里去了。我们今天晚上要打倒这些强盗!”
弟兄们一听说反对旅长和团长扣军饷，都兴高采烈。魏营长接着宣布：“口令还是按照旅部规定的执行。战斗结束后，听命令再到这里集合，我们从苏家埠旁边过河，朝新集方向挺进。”营长说的这个地方，正是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最热火的地方。“啊！当共产党去！”大家心里都豁然地亮堂起来了!开完会后，立刻就行动起来了。营长带领我们一营向团部摸去。我心里又兴奋，又紧张。
我们刚摸到团部驻地边沿，哨兵就高声喊叫：“口令！”枪栓拉得“哗啦”响，营长从容地回答：“年关！”两个人上去把哨兵的嘴一捂，把枪给下了。然后，部队就分房包片，拥进各个房内。营长掏着手枪带着我们通信班蹑手蹑脚地朝团长的房子摸去。
当我们打开房门进到屋子里时，团长还在打呼噜，营长压住嗓门喊：“快起来!”团长霍地从梦中坐起来，他老婆蒙着被子“哇哇”直叫，只听团长缩头缩脑地发抖说：“老弟，你……你别误会了!”营长厉声回答说：“没有误会，是你误会了。”我们班长上去一刺刀把他挑了。这时，他老婆吓得直喊“饶命”，营长说了声：“走，给她留下这条革命。”
然后我们又摸向团副的房子，这个家伙还是我们把他从被窝里拉起来的，他怔了半天，才说：“你……你们怎……么……变……变了?”他看势不妙，马上又改口说：“你……们变了，也……告诉我……参加啊!”因为他平日对士兵们不怎么太坏，孟营长叫把他捆起来，锁上门，让他在自己的寝室里“坐牢”。
我们从这里出来，就直向混成旅旅部摸去。忽听“轰轰”两声巨响，冲破夜空。这是一营解决了三营和县政府后摸到了旅部，几把刺刀上去把旅长捅死了，把旅参谋长活活地炸死在房子里。这样一来，惊动了混成旅旅部。我们还没有赶到那里，混成旅旅部的卫队便抢先占领了要道，我们一到便和他们接上火。愤怒的子弹射向卫队，暴动的弟兄们勇猛地冲上去，卫队溃散了。
拂晓时，我们二营占领了混成旅旅部。接着，我们便跟着魏营长朝一营方向靠拢。路上，碰到六连通信兵跑来报告说，六连蔡连长负了重伤。营长听到这个消息，难过地怔了一阵，便嘱咐来人把蔡连长立刻送到苏区去。我们边打边喊口号，凡是听到我们喊话的士兵，都不再朝我们打枪了，有的把枪口转向当官的。
打到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忽然接到情报说，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前线部队和后方援军已接近城下了。我也隐隐约约听到了激烈的枪声。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了。
魏营长当即命令部队按计划立即撤到城南关集合，我们差不多是杀出一条道路到达南关的。这时，我发现在集合的队伍中，除了我们一、二营外，还有三营的和我向来没有见到过的兄弟，有些人负了伤。因为情况紧急，营长还没来得及讲话，援兵就进城了。事不宜迟，我们且战且退。
第二天，我们顶着暖烘烘的阳光，带着激动的心情，到达了麻埠苏区，与红军十二师会合了。会合后，我们就编入了红军十二师。领导这次兵变的魏孟贤同志被任命为师参谋长，蔡凤玉同志伤好以后担任了团长。
“六安兵变”像电流一样地传到国民党的部队里，自那以后，鄂豫皖地区常有三五成群、成班成排的国民党军队踏上我们所走的道路。
孔庆德同志（1912年3月——2010年9月），山东省曲阜市姚村乡人。小时家境寒苦，为求生路，他不满16岁投军，到驻在皖西地区的国民党陈调元部第46师当兵，曾任传令兵、班长。1931年2月在安徽六安参加第46师138旅272团2营营长魏孟贤等领导的起义（史称六安兵变），随部编入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央教导第2师。后任红4军第12师35团1营排长，红四方面军第10师30团3营8连连长，参加了黄安战役和鄂豫皖苏区第二、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向西转移入川。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起任红4军第10师30团1营营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等战役。1935年3月参加嘉陵江战役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同年8月调任红4军第12师36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包座战斗，后随军南下参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936年4月，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学习，后任红4军独立师师长。到陕北后任红4军第10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战后，适应工作需要调任红4军教导团团长，后随教导团编入援西军随营学校，改任军事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1营营长，参加夜袭阳明堡和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1938年4月随徐向前等率领的路东纵队南下冀南，任第769团团长。同年秋，第769团返回太行，他被抽调加强冀豫支队，任第2团团长，后任第14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冀南区反“扫荡”。百团大战中，曾指挥第14团坚守阳泉狮脑山阵地6昼夜，掩护主力部队取得了正太路破击战的胜利。1942年起任冀南军区第8旅副旅长兼第三分区副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4旅旅长，先后参加上党、邯郸、定陶、巨（野）金（乡）鱼（台）、豫北攻势、鲁西南等战役。1947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副司令员，后兼任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开辟桐柏解放区，参与指挥了邓县、襄樊等战役。1949年2月任人民解放军第58军军长，同年5月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58军军长。1950年12月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任中南军区炮兵代司令员，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其中1971-1975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83年离职休养，经中央军委批准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