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黄膺白先生并论肝癌治法
姜佐景
这是很可哀悼的,我们的黄膺白先生逝世了!我们看到先生的遗言,就晓得先生对于国家的忠诚,是何等热烈!我们追悼之余,不免联想到可怕的肝癌病。我们在医言医,姑且来检讨一下所谓肝癌是否有治法的。
据西医说:“癌肿的成立,是一定部分(犹如腺体)的上皮细胞起了病的变性,而生有毒性癌细胞,日积月累,经十年或二三十年之久,继发身体上的自觉症状,根本是一种慢性的毒性肿疡,能使血液变化,全身起恶液质,除非早期把病的细胞完全割除,决没有治愈之望。这是科学上研究的结果,和事实上昭示的明证。况且普通在病人发觉患病,或医师诊断是癌肿的时候早已失去手术割除的时期,药品决没有些微效果。”(摘录程瀚章先生作《从吹法螺者说到肝癌》刊《时事新报》)这样,我就有一个严重的疑问:既然癌是种必死的病、为什么又把病人剖割呢?难道借此为试验品么?
据黄氏左右详述黄氏患病经过如次:黄氏身体壮年向极强健,于两年前身体局部始感不适,初亦不以为意。自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事务后,以政务繁忙,始感不支。于是鼻臂等病丛生,经医诊治,时痊时发。至今夏病势增剧,时黄氏寓居莫干山。为便利医病计,于八月二十四日到沪于二十七日入宏恩医院诊治,住院月余,不见成效。为诊治病根计,乃于九月十四日在该院开刀,发现所患为肝癌,认为绝症,拒绝医治。割腹后,非特癌未割去,且病势见增,腹痛咳嗽,饮食大减。医生为减去病者痛苦计,且打重量麻醉剂。盖断定黄氏病势变化甚速,不久于人世。拟向德国聘请专家飞沪医治,不果。嗣以本埠各国有名西医,均告束手。乃延请中医范石生由庐山飞沪诊治。范氏至沪时,黄体已感不支,且性躁易怒,并关心国事。经范氏悉心诊治后,似有生望。后又聘名医刘正宇由陕西来沪,协同诊治,更见起色。至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便利服中药计,乃出医院返寓。至十二月日夜,病势忽起变化。时黄氏长女公子已由京到沪,侍奉在侧,是夜黄氏受刺激,病势增剧,而入昏迷状态。延至六日上午九时二十五逝世(录十月七日《申报》)。根据上述种种,我们知道黄先生的不起,实在含有下列的集中因素:①政务繁忙。②开刀后,病势见增。③重用麻醉剂。④忽受刺激（关心国事)。⑤创口破裂发炎(根据同五月《申报》)。以上因素①④两项非医者能力所及外,其余②③⑤三项,显然呈露了现代新医学的缺陷。
那么让我们晓得中医们替黄先生开的方子如何。刘正宇先生报告说黄氏起初的病情,右肋肿痛,食量减少,是黄中委最初成肝癌的象征。经日、美、德、比几国在中国行道而享有盛名的西医诊断后,认为一种“恶性肝癌”。就把右肋腹皮剖开,见肝脏肥大,约过正常一半有强。外侧生有似铜钱大小之白泡五六处。同时胃脏部因肝脏肥大而压迫下坠。那时西医对此,以为绝对毫无办法。黄夫人听到这样的论调,当然异常恐慌。不幸的很,黄氏在开刀后,神智忽然不清起来。肝子因蓄积水分过多的缘故,也大起来了经过西医对症疗法,如抽水法等,可是结果都归无效。后来黄夫人及诸亲友抱了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接受了蒋院长介绍的范将军石生来诊治。经范先生诊察后,也断为是肝病,就开了一张平肝利水滋阴之剂,里头羚羊角用至一钱左右。服后,很奇怪,小便得三四百西西,神志也清了,不过大便老是不通,就用古方猪胆汁导法,每日施行,方得通利。经过这样有十天左右(中间范先生曾赴汉口一行),乃由焦易堂先生之介绍,我就开始诊治了。
我到上海看了黄先生的病,断为是肝脏积留淤血的缘故。那时黄先生的口唇很干燥,舌苔光红,就对他用了一个方子,用桃仁三钱,芒硝三钱,桂枝二钱,甘草二钱,大黄三钱,厚朴二钱,积实三钱,当归六钱,白芍八钱,生石膏一两,人参一钱。都是一派破淤药品,得了范先生的同意,服后,大便日下四五次。第一次纯粹的粪汁,二次后,则见恶涎瘀血很多,小便得八百西西左右。二剂后,加重药量,那时瘀血存留于肝脏者还有三分之二,以后隔二天,或三天服一帖,中间再服些补品,如参、白术、麦冬等品。到了本月二十日,黄中委已经能够吃面包,食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到二十四日的上午,医院中忽又起了一种恐慌,说黄氏的病在七天内,有性命的危险。黄夫人吓慌了,就来问我们的意见。那时范先生便说:'夫人原谅!我们实在没有断死生的本领,不过我们在黄先生不曾死的时候,还是要尽一点责任。…”(录十二月六日《新闻报》乔寿添先生作《黄郛肝癌治疗的经过》)。
观此,我们知道医者原不能操生死之权,而成败更不可以论英雄!然而却引起西医郭琦元先生的责辞来了:“抑可笑者,国手某君竟于某大学医院公开演讲。声责黄氏体虚已极,误于西医之操刀,乃日益惫。据渠诊断,认为肝有积瘀,次投大量桃仁承气之品,以期攻邪务尽。呜呼!以予矛,攻予之盾。国医所自夸者,常谓西医不明虚实,彼几何知虚实耶?既曰不应操刀以伐虚虚,安可投大量桃仁承气,以陷黄氏于虚虚不复之境耶?则吾敢言黄氏之病虽必死,国手正速其早死!是某将军之论治,尚可高出国手一筹,因将军之药未有如此峻极也!此非故作衅词,请观报纸发表黄氏所病之经过,每于服用桃仁承气之后,即须进以大量参、芪以续补之。抑知某国手于捉襟见肘之狼狈。至于国医通便之法,将军用猪胆汁,正与灌肠极相合。国医高明之术,竟在于斯!欲求治世界不能治之病,是乌乎可?吾人痛悼黄氏之不幸,吾人更痛惜国医之既坠,不忍卒言!”以上郭先生的话,颇带些学者的风度,而不是一般空泛的漫骂,我着实钦佩的很!不过,郭先生也要知道中医之论病证,往往非仅“纯虚”、“纯实”二字可以包括。像黄先生当时这样的病情,只可以说是“虚中有实,虚由实致”。设使医者不攻其实,但补其虚,只怕邪愈实,而正愈虚,结果反速其危。所以只得攻补兼施,先一日攻,后一日补,就是这个道理,并不是自相矛盾。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良医之心苦矣!结果,还是不能邀天之佑,正所谓“非战之罪”,任何人所应该原谅的!还有猪胆汁导法师《伤寒论》方,此方的发明,远在千百年前，似乎还是西医灌肠法的祖师,这也是郭先生所要注意到的。
现在姑且按下黄氏生前的病情不提,让我叙述一段肝癌类病治验的实例以作陪衬。病者连雅堂先生,福建人,年六十八岁,身体瘦弱。二十四年春,来沪作寓公,寓所在江湾五五二弄二号。平日感到环境的拂逆,每每抑郁不欢。虽或不时小病,尚不以为意。直至二十五年七月间,一日午夜起床小便,突然发病,小便未毕,竟不能自动回床。家人惊起,勉强扶坐床沿上。觉右肋下部痛楚非常,其痛下牵睾丸,上引背部。上下仿佛有一条经脉牵住。就此平卧床上,不能转侧,尤以右肋为甚。次早,连先生的大女婿林君,任职三井洋行,即请某某医院的洋医来诊,断系肋膜炎,外敷药膏,内服药水,病依然。下午又改请别一位洋医来看,据说不能确断为何病。如此连接四五天,大概用对症疗法,病不稍减。第六日,连先生的第二女婿黄振君(任职《申报》补习学校,住环龙路)认为病机不利。第七日,急急介绍吾师虞舜臣先生去诊察。但见病者右肋以下(肝位)肌肉高肿,皮色不变,轻按尚可，重按痛剧,卧床不能转侧,小便极少,大便七日中仅行一次,但饮食尚能勉强进。虞先生说:这病在中医叫“肋疽”,西医叫作“肝癌”之类。疏方用:柴胡三钱,白芍六钱,桃仁六钱,归尾三钱,柏子仁四钱,瓦楞四钱,青皮钱半,郁金二钱,香附钱半,橘叶钱半,橘络一钱。次日二诊,嘱照原方续进一剂。二小时后,即得黑色大便甚多,牵引之痛减却大半。第三方分两略减,仍有黑粪。第四日胀痛将除尽,能坐起行动,改用归身、柏子仁、白芍、阿胶、代赭、吉林参须、炙草、地黄等以资调理。接服三五剂,痊愈。连老先生快乐非常,赠送虞先生一部自著的《台湾通史》以作纪念。并且说:“西医的本事真不及中医呢!”据虞医生说:“柏子仁是补肝的特效药,用在攻肝或疏肝的剂中,每收奇功,屡试不爽。”云云。
我引述这一段验案,并非是说虞先生的医术比刘先生高明。要晓得刘先生负重责于剖腹之后,虞先生得施治于完璧之身。其间治和不治,幸与不幸,固已暗里早早注定。怎样呢?请看下列所引的中医书上的记载,也许可以明白：
《灵枢》说:“肝藏血……肝气实则怒,肝实则两肋下痛。”报章上说黄先生“性躁易怒”,就是“肝气实”的缘故。“实”即是“邪实”,什么“邪”?就是肝中有积热蓄瘀的意思。
《难经》说:“色青善怒,其病四肢满闭,淋沥便难,肝病也。”“淋沥”言小便不爽,“便难”言大便闭结,是否和黄先生的病情吻合?因肝病,胆亦病,一部分的胆汁不能下行润肠,故大便难,借用猪胆汁通便,即是此理。
《伤寒论》中的“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心中结痛”,“心腹烦满,卧起不安”,你说这是什么病?我道就是肝病!说来话长,义详《经方实验录》第二集中。因为栀子为治肝热的特效药,故仲景先生治这一类证,悉从栀子豉汤加味。因为肝脏既然胀大,势必下压胃肠,故曰:“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又因栀子有平肝通便的功效,故又曰:“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因此,栀子既为治肝特效之品,我想范、刘二先生治黄氏方中,谅曾重用。否则,我不能无间然。
《千金方》说:“肝胀者,肋下满而痛,引少腹不宁。”并出补肝汤,治两肋下痛,筋急,不得息”等证。方为:“山茱萸,甘草,桂心,桃仁,柏子仁,细辛,茯苓,防风,大枣,水煮服。”方内柏子仁一味,与虞先生之言吻合。
《医宗金鉴》外科说:“渊疽,因忧愤致肝胆两伤而成,生于肋下,初起坚硬,肿而不红,目久方溃,得稠白脓者顺,如豆浆水者险。疮口有声,似乎儿啼,此属内膜透也。即于阳陵泉穴炙二七壮,其声即止。穴在膝膑骨外臁下一寸陷中,蹲坐取之即得。内外治法皆同'肋疽',凡于胸肋腰腹空顿之处发痈疽者,当在将溃之际,多服护膜散,可免透膜之患。”护膜散方为“白蜡、白及各等分,共研细末,轻剂一钱,中剂二钱,大剂三钱,黄酒调服,米汤亦可”。又歌曰:“渊疽肝胆忧患成,生于肋膜硬肿疼,溃破有声内膜透,未溃当服护膜灵。”所谓膜者,即腹膜之一部。中医重视此膜,护之惟恐不力,西医操刀奏剖,破之惟恐不尽。险夷之分,即在于此!又《金鉴》治此类痈疽,多主以柴胡清肝汤,方为“柴胡、生地、当归、赤芍、川芎,连翘、牛蒡、黄芩、生栀子、天花粉、甘草节、防风”等味。此方堪称“平稳”二字。依《伤寒论》法,肝胆属少阳,故柴胡与栀子尤为首要之药。
余听鸿《外科医案》肋痈门自注云:“肝为风木,胆为相火,风火相搏,易窜易溃,倘里膜一穿,立见其危。”按“肝为风木”以下三句,不过言肝胆容易发炎之意,读者不必责其拘于玄说。而其重视里膜之观念与《金鉴》切合。
以上援引已多,不必赘列。但西医见此,或者以吾之所论者,为近于恶性肿瘤病”中的“结缔组织系”又名“肉肿”者,而不合于同病中的“上皮细胞系”,又名“癌肿”者。其实肝为一体,体内血流不畅,由瘀滞而发炎,由发炎而肉肿,肝上皮细胞因此失其新陈代谢,安得不成为癌?试看黄氏的肝脏,肥大约过正常一半有强,可为明证(根据刘先生报告)。况且中医治病,活如转珠,实未可以死板之言格之。譬如西医治麻疹,往往得肺炎合并症,那晓得设使先日将麻疹透发得净尽,肺炎将消患于无形。以此例彼,曾无二致。
好了,基本于上述的论列,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一)肝癌一病,并非是中医籍上所没有的,不过是病名稍稍不同罢了。
(二)本病的主证是:右肋硬、痛、肿,二便艰涩,易怒等等。
(三)本病并非绝对不治。
(四)腹膜破裂是很危险的,所以动手术就是冒险。
(五)柴胡、栀子、桃仁、芍药、黄芩、柏子仁、甘草、当归等是治本病必要之药。
(六)精神上的不良刺激,是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医治时期中尤当绝对避免,否则有尽弃医药前功之虞。